（7）在西路军研究中，要正确对待河西与河东之间的配合问题。片面强调河西对河东形势的配合，把西路军长期滞留于河西走廊乃至在高台停止西退的原因归结为策应河东形势发展的需要，并由此把它作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

    应当说黄河两岸的红军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互相配合与策应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彼此的义务。在特殊情况下，为了维护根本利益而使局部利益作出牺牲也是必要的。

    有人可能马上说，按照东进路线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要河西配合河东，舍卒保车，这样解释不就是顺理成章了嘛！

    其实，这只是一些人的主观想象，历史的事实远不是这样。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以文献档案资料而不能以个人的主观臆测为依据，真正揭示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长期滞留乃至在高台止步的真正原因。

    我们知道苏联是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的，同时在共产国际（苏联）就援助没有确切时间的情况下，西路军贸然西退到达安西是获得不了援助的。无论是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暂时停止，还是西路军在高台的止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在共产国际（苏联）援助尚未有着落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西路军孤军深入安西、肃州地区而作出的一个审慎决策。

    主张河西配合河东形势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人认为，西路军长期滞留河西走廊乃至在高台停止西退，就是由于配合河东形势造成的。他们举出几个例证。

    根据《作战新计划》因为河东红军主力转移需要西路军配合策应，西安事变发生后需要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的发展，西路军到达高台后的止步以及随后西路军的东返是由于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西安，河东形势又趋紧张。

    我们在前面的研究中已经作了剖析，我们发现这些研究者总是以自己的臆想为依据，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文献档案资料，而回避对自己不利的文献档案资料。比如《作战新计划》中并没有红军主力转移要西路军配合的内容，而实际上中央要西路军暂停于永昌、山丹地区是在苏联援助还没有明确时间的情况下，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不要西路军远离河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建立根据地，为了防止深入甘西后给西路军的生存带来危险才作出的决定。至于配合西安事变后河东形势的发展，中央确实应张学良的要求有过这样的设想，但并没有付诸于行动，而且持续时间也很短，前后不过五天时间，对西路军根本就没有形成重大影响。至于对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暂时勿在西进”的指示，是中央根据西路军领导人一月四日高台上下甚荒凉的电报，同时也考虑到共产国际就提供援助问题仍然没有确切的时间，才作出的决定。至于说西路军停止在高台乃至东返，说是配合河东形势，纯粹是后来一些人的主观臆测，难以获得档案文献资料上的支持。

    总的来看，西路军西退后，中央确有要西路军策应河东的指示和要求，但从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和联系当时河东与河西形势的发展来分析，这决不是西路军滞留河东的主要原因。过分强调西路军滞留河东对西路军失败的作用，实际上是说西路军失败是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造成的，以期达到为西路军领导人解脱责任的目的。

    （8）从历史的角度来透析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要想正确认识和看待苏联对我党的援助及其援助方针的变化，就必须从当时苏联、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四大力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的宏观视野中，深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对苏联与国共两党关系的重要影响。从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以及国民党当时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现实出发，探究苏联处于遏制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需要而优先调整与国民党的关系，同时也由于国共两党在国内尚处于交战状态，以及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苏联为了维护其远东地区的民族利益，因而在对我党的援助上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

    同时我们还要从晚清以来帝俄、苏俄、苏联对华政策的演变中来透视苏联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从而揭示其对华政策的本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苏联对我党援助的真实态度，揭示其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明白苏联即使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已经准备好了武器装备，西路军也不见得能够获得这些装备。因为苏联还要衡量对这批武器装备如何处理才能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

    不论是一些当事人，还是一些研究者在这方面的判断之所以出现失误，就是由于没有从苏联、日本、国民党、共产党这四大力量彼此角逐的宏观视野中去分析问题，也没有认识到苏联对我党援助的方针要受到这四大力量之间互动关系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到其民族利益首选原则的的限制，因而难以认识到苏联对我党援助的本质特征。

    如果说在西路军转战时期，囿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对苏联援助在认识上可能会出现误判，那么在几十年后，就应该对苏联援助的动机，制约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因素，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们发现，不论是一些当事人，还是一些研究者，显然对苏联援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认识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水平。

    有的当事人说，他亲眼看到了停留在苏联边境上援助西路军的大炮，他这样说是为了说明西路军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不是张国焘路线的产物，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429]他没有想到即使自己亲眼看到了苏联援助的大炮，西路军就一定能够获得这些大炮吗？当年他为什么在苏联边境停留长达四个月之久呢？直到西路军失败以后才被派往新疆迎候左支队，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西路军领导人象中央要求的那样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而要依靠自我奋斗，即使没有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会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吗？而依靠外力，自信心不足，又不愿意返回河东，难道与张国焘路线就没有关系吗？

    也有的当事人说，当时西路军如果不在河西走廊停留过久，直接打到安西，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返回头来打马家军就易如翻掌，直到几十年后还在为西路军没有能够到达安西叹息不已。[430]

    从今天的角度上看，我们再来审视他们的判断当然是偏颇的。他们对于当时苏联、日本、国民党、共产党这四大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缺乏深刻的认识，尽管有的当事人亲眼看到了这些武器装备，他们认为苏联武器装备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西路军去取。但是我们要说他们对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仅限于感性认识的水平，而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因而直到几十后也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们没有想到即使打到西边，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难以获得苏联武器装备的。一旦西路军到达安西，远离河东，置身于甘西荒凉地带，又获得不了苏联的武器装备，马家军乘机席卷而来，对西路军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可以想见的。

    有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猜测，说我党对苏联援助是一厢情愿。[431] 还有的研究者，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又说共产国际（苏联）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西路军为什么在河西走廊会耽搁那么久，而没有及时去领取武器装备。[432]我们看到这些研究者抛开了对当时苏联、日本、国民党、共产党这四大力量复杂关系的深刻剖析，而是根据自己的臆测和一些似是而非的史料就对苏联对我党的援助进行评论，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

    针对苏联提供的援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态度是谨慎的，头脑是清醒的。尽管已经获得共产国际“确实无误”的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一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但是鉴于当时共产国际（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和崇高威望，在中央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又是不便于将此事言明的。以致于西路军领导人还在反问，不要依赖外力援助，是否包括苏联援助？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不要依赖外力援助，建立根据地，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是多么的英明与正确！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正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又怎么会造成后来那样的结局呢？这是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仍让我们扼腕叹息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