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有人指责西路军在景泰一条山地区停留过久，耽搁了时间，延误了西退的时机，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中革军委应当对此负责。

    这种指责实际上是假定红四方面军渡河就是为了向甘西退却，这就没有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他们没有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本来是要求两个方面军联合进行宁夏战役的，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就是处于这个目的。正是因为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才导致丧失战机，难以及时击破南敌，结果给战役的实行造成很大困难，自然也就推迟了实行宁夏战役。这样在没有中止宁夏战役的情况下，为了执行宁夏战役已经渡河的红四方面军也就必然长时间滞留河西景泰一条山地区。

    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渡河后在景泰一条山地区停留了十六天，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违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而令红九军渡河，消弱了河东的防御力量，同时张国焘又破坏海打战役等因素，导致难以击破南敌的缘故。这也在客观上反映出中央要红四方面军渡河是为了进行宁夏战役，而不是向甘西退却。因而那种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中革军委应对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在景泰一条山地区停留过久负责，是没有了解当时史实的无端指责，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5）在西路军研究中，要准确揭示西路军形成的原因。

    我们既要看到张国焘在从甘孜北上过程中，由于主张西退耽搁了北上时间对以后作战造成的困难，又要看到在击破南敌和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上，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分歧，以及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对西路军形成的影响。

    如果笼统地说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为执行宁夏战役而渡河，就没有反映真实情况。这样说就是指西路军是因为奉中革军委之命为执行宁夏战役而形成的，这就隐含着中革军委应对西路军失败负责的因素。

    而真实的情况是，当时军委主张首先击破南敌，只有击破南敌才能停止南敌前进，停止南敌前进是执行宁夏战役的前提，因而中央明确要求以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必须留在河东。我们由此判断在击破南敌之前军委是不会同意九军过河的。因而到现在为止一直未能找到军委要红九军渡河的命令。后来军委在得到红九军奉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之命已经开始渡河的消息后，在既成事实面前，才不得不同意（注意是同意，而不是命令）九军渡河，但又明确要求九军过河后必须攻占定远营，以求将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拉上宁夏战役的轨道。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西路军一部（红三十军）确实是奉中革军委之命过河的，在过河之前曾报经中革军委批准。而红九军则是在军委明确要求留在河东击破南敌的情况上，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命令渡河的，在造成渡河的既定事实后又是经过军委同意的。红五军也是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命令渡河的，不是在中革军委命令或同意下过河的。

    我们认为将军委同意九军过河当作命令九军过河显然是不妥当的。因而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看到西路军三个军在渡河时的不同情况，既要看到西路军一部红三十军确实是奉军委之命渡河的，又要看到西路军一部红九军、红五军（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坚持下，军委作出让步同意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因而从这个角度上看似乎红五军渡河是符合军委指示的。但是军委同意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是以九军留在河东为前提的，如果九军渡河到了河西，这样军委让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因而这个指示也就失去了效力。红五军渡河显然是在红九军渡河之后，因而我们说红五军渡河是违背中央击破南敌指示的，是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命令下渡河的。）又是违背军委击破南敌的指示渡河的。我们既不能因为红三十军是奉军委之命过河的，就置三个军渡河的具体情况于不顾而认为整个西路军是奉军委之命渡河的，同时也不能因为红九军、红五军是违背军委击破南敌的指示渡河的，就认为整个西路军是违背军委指示渡河的。在西路军渡河问题上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以求准确揭示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的真相。

    我们还要看到既使红西路军形成了，还存在着返回河东和向西退却两种可能性，如果能够及时返回河东，也是可以避免以后近乎全军覆没命运的。就是向西退却，从当时西路军和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上分析，如果他们全力贯彻中央的指示，在难以生存的情况下及时返回河东，也并不必然要失败，其码也是可以避免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的。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与河东红军主力分割，孤悬河西，不过是存在失败的可能性，还并非必然要失败。西路军的形成是西路军失败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但还不是决定性的环节。

    （6）如何看待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中央同意与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又是经过中央同意西退的，西路军是为了执行中央命令，完成打通国际联系的任务才向西退却的，因而西路军的失败应该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负责。一种观点认为西路军是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向西退却的，因而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这两种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到底那种观点是正确的呢？

    我们知道，西路军确实是经过中央命名的，其领导机构也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当时处于打通国际联系，开辟河西斗争新局面的需要，向西退却又获得了中央的同意，但由此得出结论说西路军是在中央决策下西退的，就远远没有反映现实。因为这仅仅是选取了几个表象，舍弃了对西退原因的全面分析，因而没有揭示西路军西退的本质。

    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知道，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北上途中就产生了北上与西退的争论，为此耽搁了时间，成为后来西路军形成的一个因素。在会师后执行宁夏战役期间，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消极执行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置中央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的命令于不顾，令红九军西渡黄河，随后又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张国焘后来又破坏海打战役，使河东红军失去歼敌时机，最终导致了宁夏战役停止，红西路军形成。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形成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从军事上说就蕴含着红四方面军是与红一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还是单独向甘西进军，从组织上说关系到红四方面军是否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的问题。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西路军形成过程中，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大得多，这种作用成为西路军形成的主导因素。

    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过河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率先提出向西退却的建议，在张国焘授权下，迅速制定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上报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随即批准，而军委却暂时予以搁置。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组建河西领导机构的情况下，中央才批准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构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而后就西退与东返征求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鉴于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西退能够完成打通国际联系和建立根据地的双重任务，西路军已经开始执行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同时又得到共产国际 “确实无误”的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

    如果单独选取西路军西退过程中的几个要素，由此得出结论，证明西路军是在中央命令下西退的，这分明是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方式，也就不可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

    我们看到，造成西路军西退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作为无疑成为导致西路军西退的主导因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执意西退的情况下既要规避西路军西退的风险，又要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并为此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样我们从西路军的形成及其向西退却来看，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实际上一直处于主动地位，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所处的主动地位，不仅表现在他们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而使红四方面军主动西渡，还表现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往往是在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命令红四方面军开始行动后，从既要贯彻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又要尽可能维护党和红军统一的大局出发，对他们已经开始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追任而已。

    由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西路军向西退却是由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主动发起，以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联系为口号，经过中央同意的行动。这次退却从本质上是一次在张国焘路线指导下的行动，但是又与张国焘南下有着重大不同。我们不能因为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西路军领导机构是中央批准的，西路军向西退却最后又是经过中央同意的，就简单地认为是中央命令西路军向西退却的。我们要通过表象透射到本质，从西路军形成及向西退却的大背景中通过分析去发现造成西路军向西退却的主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