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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一九四六年,战斗中考验入党
作者:孟宪章、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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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4 14: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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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划清阶级界限

    一、学理论树立革命人生观

    3 月 1 日开学,王教员讲三门课。第一课:人类社会发展史,从猴子变人到五种社会形态,使学员树立起劳动存在人类社会的劳动观念;第二课: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辩证关系;第三课:阶级、阶级斗争,资本家、地主阶级是如何剥削农民剩余价值的,从而使学员们懂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三大敌人总代表的蒋介石。

    要革命,如何打败蒋介石几百万军队的进攻,是全体学员急需解决的认识上的问题,也是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队长万克同志讲当前我党军事政治斗争的方针政策,特别讲毛主席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说是从长远观点上看,人民的力量才能战胜一切敌人。因此,“在战略上,我们要以一当十,绝不能叫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吓破胆;在战术上他是真老虎,我们要以十挡一,所以每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又说“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在战斗中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因此要勇敢作战。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在解放战争中起到了伟大作用。

    从红军长征到八年抗战,我党我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解放战争一定能胜利,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当前的军事进攻。

    理论学习时间虽短,由于我的苦难身世,完全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思想上产生了飞跃,自我批判了以往狭隘的仇恨地主的朴素阶级感情和孔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影响,批判吃粮当兵升官发财的旧的思想体系,提高了阶级觉悟,树立了革命人生观。

    也有少数学员没有接受这种思想教育,在以后的艰苦斗争中脱离革命,我们班就有王秉才、刘德福跑回家,“刘大鼻子”投了敌。

    二、与袁风林划清界限

    1946 年3 月,敌军占领沈阳后向北大举进攻。在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指示下,我军节节抗击,掩护各地县区政府机关向北撤退,但每撤出一座城市,都要歼灭一部分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法库县秀水河子,我军主力部队歼灭陈明仁 71 军 88 师。此时,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又升级扩编了一批主力部队,东北的军区也进行了调整,成立了东西南北满四个一级军区,我们也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我们 24 旅是新扩编的部队,秀水河子战斗后全部补充去了主力部队,我们旅部带着一个警卫营改编为辽吉二军分区,隶属西满军区,原旅长马骥任分区司令员,原旅的司、政、后机关改为军分区司、政、后机关,我们政治队归政治部领导。

    还在开原老城住时,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到市场买东西,碰到了袁风林,他拉我到街边:“我到处找你。你怎么干这个呢?国军很快要打过来,今晚我在城东南城墙口子等你,到我家去,等我姨父过来,咱俩去当中央军……”

    经过学习,我的思想觉悟已经得到极大提高,此时必须站稳阶级立场。我严肃地对他说:“袁大哥,我永远感谢你去年对我的救命之恩!现在,国共两党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我决心跟着共产党干到底。”

    “那么……咱俩走的不是一条路吗?”   “是的,咱们将军不下马——各奔前程吧。”

    正说着,那几个同学过来,也不能再谈下去了,我说:“袁大哥,再见吧。” “好……战场上见”他扭头走了。

    驻开原时,春节我请假回乡下了两天,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回家。

    不久我们撤离开原到西丰县,在县城住了二十多天。很快敌人占领了开原,我们又撤到了八面城。

    三、第一次打四平与舅舅对抗

    日本投降后,长春、四平被伪满军控制,蒋介石于 1946 年 1 月任命辽北省政府主席刘翰东率人接收了四平,临时收编了三千多伪军组成一支保安队。1945年 12 月,大批苏军开始撤军回国;3 月 13 日,四平的苏军也要撤军,我军决定打下这座城市,消灭伪军,并在四平外围消灭沈阳来援的敌军,我分区警卫营也参加这次战斗。政治部从我们队抽出部队来的学员在崔参谋领导下随营收容俘虏,并作为部队预备干部。

    3 月 17 日凌晨,我军从西南、东南、北面、发起进攻,保 1 旅从西南打进去,战斗不到 2 个小时,除打死打伤之外,大部分敌人投降了。我们警卫营进攻火车站,机枪扫射了一阵就冲过去,一百多铁路警察都交枪了。

    在清查俘虏里,我发现有开原的伪警察,在我舅舅家见过,我问:“你怎么在这?刘东海也在这吗?”

    “他在这当小队长,你们冲上来,当官的都不见了,我们才交枪。” “那,他藏在哪?”

    “可能……在对面朋友家。”

    他给我带路,我和学员老陈(名忘了)跟着。

    这是一座日本人的房子,一进屋有块地板,拉门上炕,只见二个女人抱着三个孩子龟缩在炕上。我问她们刘东海来了没有,她俩一口咬定说没来。这老警察说:“你们不要怕,刘东海是他亲舅舅……”她俩仍说没来过。

    我看这是日本房子,外面那块地板下是不是地下室呢?我拿出手榴弹,对老陈说:“这可能是地下室,撬开下去搜吧。”

    “原来是你舅舅啊”老陈说道:“搜啥?屁股大的地方,有啥地下室?即使搜出来,你怎么处理?他是你亲舅舅,放了他,你通敌;枪毙他,违反俘虏政策。走吧,那边那么多俘虏还等着我们处理呢。”老陈硬把我拖走了。

    第二章 特务“纪大哥”

    一、四平保卫战打白俄拿苏军枪

    四平打下后,政治队跟着分区机关从八面城进入市区,住在日本侨民区。因为内战爆发,日本侨民来不及遣送回国。他们组织了侨民会,我们叫他们出“劳工”,运送我们缴获的军用物资。

    政治队全员出动,上街做宣传工作。一天,我没带枪,领着两个日本“劳工”扛着梯子,拿桶白灰水到驻地街口登上梯子往墙上刷标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忽听背后有人大喊:“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我回头一看:是两个拿着棍子喝得醉醺醺的老白俄在喊叫,他们都是俄国十月革命后跑到东北来的地主资本家。我生气了:“操你妈的老白俄!”

    “你操谁妈?你操谁妈?”举起棍子“叭”地打在我屁股上。我跳下梯子将手中的刷子扔过去,打在一个老白俄头上。他俩人高马大冲上来打我,我不是对手,忙跑回驻地,找到郝琼告诉他:“老白俄打我!”

    “走,咱俩收拾他们去!”

    我俩拿着枪跑回来,两个日本“劳工”说那两个白俄去车站方向了。 “追!”

    跑了几步被苏联红军一个小兵拉住,他看看我们红袖标上写的中文、俄文“东北民主联军”,哈哈大笑:“毛泽东哨达子,乌拉!”又比划着,意思是说我们打伪军打得好。

    我俩也说“斯大林哨达子,乌拉!”

    他死缠硬拽地拉着我俩进街边的日本酒馆,要来花生米,上了两个菜,一大瓶日本原氏酒。我们不喝他就瞪眼。郝琼向我挤挤眼,小声说:“灌醉这个小大鼻子。”端起大碗和他碰杯:“斯大林、毛泽东——乌拉!”我们把碗端到嘴边,看他仰脖喝酒时,就把酒倒在地下。我俩喊着“斯大林、毛泽东——乌拉!”轮流敬酒,几大碗下来,他醉得伏在桌上睡了。我俩吃完了菜要走,郝琼看着他的枪说:“喂,是个转盘冲锋枪,怎么办?”

    “拿回去,不然怕被别人拿去。”

    回来后,万克队长大发脾气。他马上带着我俩来到酒馆,叫我背着这小兵,郝琼拿着枪,送到苏军司令部。万克队长对上尉司令说:“红军战士醉卧在街头,怕坏人害他我们送回来。”司令听翻译说完很高兴,拉住万克队长的手,表示感谢,又和我、郝琼握手。回来后,万克队长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俩一顿。

    四平,是战略要地。铁路四通八达,东至梅河口,北至哈尔滨,南至沈阳,西至郑家屯,已被我军控制。我军主力部队在梅河口、西丰、开原、昌图、栾县纵横二百多公里范围内布置了一个大战场,等待敌军来攻打四平,在野战中歼灭敌军。我们全队动员市民和三百多日本“劳工”,在四平外围挖战壕积极备战。在敌军进攻前一周,分区机关和我们政治队带着缴获的武器装备撤到八面城,崔参谋带着我和郝琼到警卫营参加战斗。

    保卫四平的战斗先后展开。主力部队先在梅河口歼敌一个团;正面在昌图县 “大哇村”激战三天,歼灭敌人陈明仁 71 军 91 师两个团。天亮前从南边沿铁路敌先头部队一个团到达四平郊外,敌人脚跟未稳,就被我保 1 旅一阵炮火打回去了,他们等后续部队来了后再组织进攻。下午警卫营接到撤退的命令,崔参谋带着我和郝琼骑着日本大洋马跑回八面城。保 1 旅在夜间也向四平北撤出。天亮,敌人集中坦克装甲车在大炮掩护下进入四平这座空城。

    敌人占领四平后,可能向西满进攻。于是我们在八面城扒了二十多公里的铁路,枕木也烧了,铁轨埋在土里。不久,我们撤到西满另一个铁路枢纽——郑家屯。郑家屯西至通辽,北到齐齐哈尔。

    这时,马骥任司令员率领的我们辽吉二分区,以警卫营为基础,将地方几个县大队整编为分区 16、17、18 三个小团,每团三个连,抓紧训练。二十天后,敌人进攻,分区各部队又撤向沙漠中的双山县。

    二、特务“纪大哥”

    日本投降后,从延安、山东、河北解放区来了许多干部,扩军或到地方建立区、县各级政府,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工作。日本刚投降时,国民党军队还没进东北,我党我军乘机大发展,有的炊事员当了排长、农会干部,有的当了区长;现在,面对敌军进攻,部队和各级政府变化很大,多次改编合并,有的营长又当了连长。

    在八面城,上级分配到分区后勤部一个叫“王文”的红军娃干部当指导员。他硬说自己过去是团级待遇,和房东女儿好上了,发生了关系。在撤退时未经组织批准,将这个女人带到郑家屯。上级发现后,命令他俩分开生活,将这个女 人送到我们政治队学习,待查明王文任职履历后再批准结婚。此女名纪桂芬,初 中毕业,24 岁,颇有几分姿色。见人先笑,斜眼看人,原来她的左眼是假的。她能说会道满口革命名词,特别吸引人的是她有好多书,有延安出版的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新民族主义论”,还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战争与革命”、“帝国主义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把我等众人唬得争先恐 后地向她借书看,但必须叫她“纪大哥”才能借到书。而这些书她也都没看过, 说是王文给她的。她表现积极,能吃苦,帮助同志们洗衣服,有时拿出饼干糖果 给大家吃,上上下下关系很好。她好各班乱窜,消息灵通,她一来我们就总是问:有什么新闻?她一会儿说某女生和某干部对上相了;一会儿又说某某男生给某某 女生扛背包了;写信求爱了……有时回后勤部王文那里,回来说“敌人占领长春 了”,“要把我们赶到黑龙江喝黑水去”。每次讲后,都引起我们讲怪话,发牢骚。

    理论教员王静民对亲戚胡文衡说:“你们讲话要注意,她会向万克打小报告的。”从此她再来,我们不理她了。

    国民党军进攻郑家屯,我们又撤退到二百里外内蒙古边的双山县。爬沙丘过沼泽地,喝风吃沙,主要是没水喝,一路走得脚都打了血泡。虽然也知道革命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但毕竟没有身临其境,只是理论上的,眼下风沙弥漫,一路艰难,眼看着前行的道路似乎遥远漫长且无穷无尽……产生了怕苦怕累思想。

    “咱们不是打胜仗了吗,干嘛还往后跑呢?”

    “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到底往哪跑呢?” “不跑不行吗……”

    “听说长春也被敌人占领了……那哈尔滨呢……也保不住了……” “我看快打吧,这个罪可受不了。”

    为了活跃部队情绪,行军中要唱歌,有人唱抗战小调,郝琼给改了一句。原歌词是“共产党抗日政策好,八路军打仗打得妙……”

    改成“共产党抗日政策好,八路军打仗往后跑……”  “哈……哈”大家都笑了,你一句我一句地编着新词儿: “往后跑,脚底起大泡……”           “往后跑,风沙吃不少……”

    我就把这些句子联起来唱一遍,以为逗逗笑没啥。到了双山县,部队停下住了几天,万克队长找郝琼和我谈话,批评我俩散布谣言,动摇军心,要在大会上作检讨。

    三、斗争会起因

    其实主要原因是万克队长的对象胡耀翔接近郝琼引起的。万克队长是清华大学二年级学生,入党后先搞地下工作,日本投降后转入部队,在 24 旅宣传科当副科长,看中了女班的胡耀翔,就以关心胡的进步为名经常找其个别谈话。四月份,还是在西丰县时,旅政治部主任江腾蛟讲话:“‘二八七团’的干部(二十八岁,七年党龄,团级干部)现在不准结婚,咬牙也要过了 1946 年,打败敌人进攻后再结婚”。万克就没有对胡提出结婚要求,给胡一块手表,也未明说是定情信物。

    郝琼小时候就和她家认识,加上文学好,文章也写得好,又是黑板报主编;同时相貌堂堂,是全队的佼佼者,晚会时经常朗诵诗歌,美中不足的就是个破锣嗓子,唱歌跑调。

    胡耀翔 17 岁,初中一年级。一双大眼睛,带着孩子般的天真气,也算是全队的一枝花,唱歌跳舞很活跃,对郝琼很钟情。经常来找郝琼对笔记,请教问题……我单兵动作学的好,经常教他们站岗放哨;我还会音乐简谱,唱歌音正,晚会上唱过京剧;胡耀翔也非要我教她唱“借东风”,叫我“大师兄”。大家都看出,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学京剧目的也是为来我们班接近郝琼。

    而郝琼知道自己的条件,同时对胡耀翔也没那个意思,所以从来没有和她单独接触,散步时也要拉着我和别的同学以避嫌。万克要整郝琼也必然要整我,导火线就是那块表。

    还是住在双山县的第二天,胡耀翔、“纪大哥”来到我们班,刘德福发现胡耀翔戴块手表,便问“这是谁给你的”?胡耀翔红着脸低下头。

    “纪大哥”接过话:“小刘你问这干啥,这是人家的定情物……以后好结婚……嘻嘻……人家可是‘二八七团’的,你眼红。”纪大哥是想挑起我们不满,特别是后一句话激怒了小刘。

    “滚你的去,我眼红什么?知道你有个‘二八七团’相好的,不要脸。” “哎,你说谁不要脸?王文是‘二八七团’的,这可是党中央规定的结婚条件,你反对吗?你反对党中央吗?”
小刘忽地站起来要打她,被我拉住:“纪大哥,这帽子大了点吧!‘二八七团’的也不能结婚,这是政治部江主任讲的,叫你们咬牙度过 1946 年,这也是党中央说的,为什么你和王文分开了呢?说小刘眼红了,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吗?(纪有只假眼)”

    “哎呀……你,对我……你对我……”

    “我对你怎么了?我又不是‘二八七团’的。告诉你,我老婆有一双大眼睛。哎,不信你问郝琼。”

    “哈……哈”大家都笑了。          “哎呀……你们欺负我!呜……呜……”假哭起来。

    郝琼说话了:“纪大哥,别咋呼了,老孟挖苦你有点过分,但还是有道理的。当前敌人大举进攻,前方战士节节抗击流血牺牲,在这紧急关头你们还想着 ‘二八七团’的事,不脸红吗?”看看胡耀翔,郝琼又说:“有人高喊革命口号……其实是想当官太太……这才是不要脸。”

    “哇”一声,胡耀翔哭着跑出去,当晚就将手表退还给了万克。过了两天,万克决定开我俩的斗争会,我得了重感冒,仍然叫我到会。

    会上,万克队长宣布我俩的错误有两条:一、行军中讲怪话;二、打四平时下过苏军的枪。叫大家分析批判,帮助提高认识,并布置几个学员发言。

    其中有个叫张宏斌的发言,说我俩讲怪话实际是动摇军心,替敌人宣传,在四平下苏军的枪是反苏反共……是地主阶级出身反动本质的表现。因为评家庭成分时,郝琼家是开原小孙台郝家大院的破落地主,家庭成分被评为地主,我家是小地主。当时我全身高烧不能说话,郝琼发言。他首先检讨,说行军中讲怪话没有考虑政治影响;至于是否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反苏反共动摇军心,请大家评论。接着是胡文衡发言说:“自从参军后,从开原、四平一直撤退,没有经过艰苦锻炼,是有些怕苦怕累思想,自己也讲过怪话,但是没有丧失革命信心。撤退这一路上全队没有一个掉队的,也没有一个开小差的,说郝、孟二人动摇军心,谁被动摇了?至于说他俩下苏军的枪,那是因为苏军喝醉酒,怕他出事,拿回来也向领导报告了,这事大家都知道,扣个反苏反共的大帽子不是实事求是……”老二胡文敏也发言:“不要乱扣帽子嘛!张宏斌你不也讲过怪话吗?”

    老三胡文英:“张宏斌在打球时故意踢人……”

    胡文衡的小舅子许世元也说:“对,站岗时,张宏斌到伙房偷包子吃……”这下会场乱了。

    万克制止了大家:“同学互相间有什么意见以后再提,今天主要开郝、孟两人的会……”

    郝琼愤怒地站起来:“万科长,有话就直说吧,今天的会就是为胡耀翔那块表的事吧?那是纪桂芳到我们班讲是你的定情物引起来的。”

    “我没说,是刘德福造谣。”纪桂芳坚决否认。

    这下引得全班同学纷纷发言,事情转到追问手表上,会也没法开下去了。 会后,万克去政治部保卫科汇报,说我俩政治上有问题,要求抓起来审查。

    科长孟斌经过调查,万克给胡耀翔手表是事实,我俩行军中讲怪话也是事实,但根据我俩在一战二战四平中崔参谋介绍的表现,不同意万克的要求。考虑到我俩和万克的关系,决定我俩提前退学,郝琼到 17 团,我到卫生队养病。就这样我同时离开了政治队。

    我第一次受到上级重视选送教导队培养,却以这种形式结束,令人沮丧。

第一次进教导队,仅七十余天
遭受革命路上的第一次挫折,教训匪浅
好在战友情深,离别时合影留念,中间是郝琼,右二是我
当年五个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活下来的仅剩我
他们四人在不长的时间里不同的战场上都牺牲了

    第三章 提前回部队

    一、到 17 团

    敌人占领四平后,为了巩固占领的地方,不久在东西两线停止了进攻。我分区从双山县撤到长岭县,这里是远离铁路一百多里的沙漠荒地。

    日本投降后,这里被三百多土匪占领。匪首“老头好”、“访贤”被国民党任命为西满先遣军司令,各乡、镇都被地主武装、土匪占据,大小头目都自称司令,可谓:土匪满天下,司令赛牛毛。他们无恶不作。

    分区部队打进城,活捉“老头好”、“访贤”匪首,消灭了这股土匪。又分兵到各乡镇剿匪,同时成立各乡镇政府,开仓济民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

    双山县撤退时,我随卫生队的伤病员撤到大来县又转回开通县,听说分区在长岭县站住脚,我们也回到长岭县。我的病早就好了,但一直随卫生队行动。现在回到分区,分区政治部组织科同志对我说,政治队学员都分到各乡镇的土改工作队参加农村土改,要我也去参加土改我不干,坚决要求回部队。我知道郝琼在 17 团,就提出去 17 团,组织科同志同意了,分我去了 17 团。

    17 团驻在长岭县三区流水坨子镇,距县城有三十多里路。当我走到离镇上五里多路时,迎面跑来一匹战马,原来是郝琼:“哎……宪章哥。”到我面前翻身下马,我俩抱在了一起。

    他将我的背包挂在马鞍上,我俩边走边谈。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呢?”      “组织科来电话,汪主任叫我来接你……” “哎……胡耀翔也去土改工作队了吗?”

    “她呀,被万克留在宣传科了……以后又来了个张科长,看中了她,为了争夺胡两人动了手枪。”

    “啊……打死谁了?”

    “没有,被别人拉开了。两人都受了处分——撤职。张调到 18 团,万克调到白城子军区政治部报社当编辑去了。”

    “好,报应。这个清华大学生,满口马列主义,如此胡闹。” “闹,闹,狗咬吹泡一嘴尿,美人没捞到,去白城子编小报。” “哈哈,你真行,出嘴就是顺口溜……”

    “还有个新闻,那位‘纪大哥’确实是个特务,是国民党三青团的。她策反王文和几个人坐着马车跑到双山县投敌了。”

    “我们怎么就没看出她是特务呢,有什么证明材料?”        “西满军区来的材料。再晚跑几天就抓住了……还有个坏消息:咱班的刘德福、王秉才,在土改工作队里受不了苦,开小差跑回家了。” “唉!革命是艰苦的呀……受不了苦可不能革命。”

    到团部第二天,团政治处主任老红军汪春林 *1 找我俩谈话:“你们俩是部队保送去的,学习工作都很好,参加了两次四平战斗,表现也不错。但双山县被开除退学,我去保卫科了解,孟科长讲,万克对你们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在撤退的艰苦环境中讲怪话,说明你俩思想上还是有问题,革命意志还不够坚定,要从思想上找原因,提高认识,以后才好在更艰苦的战斗中经受考验……”

    在团里住了三天,写完检讨,我分到 1 连当文化教员,郝琼在政治处当干事。

    二、当骑兵

    17 团有三个连,编为 1 连、4 连、7 连,是个小团。1 连是骑兵连,4 连、7连是步兵连。一连长徐金保是江苏人,指导员高飞是山东人。他俩叫我先和战士们一起训练。

    当骑兵,一要学会养马爱马,每天要铡草喂马,夜间要喂二次;二要学会马术,马跑起来,要掌握好身体平衡,马跳跃时才不会摔下来;三要学会马上射击和刀术,冲锋时,枪挂在胳膊上抽出战刀,人借马力,马借人威,砍杀敌人;追击时举枪就打,没有瞄准时间的。刀术训练,两排五十米一个个木桩上绑着草人头,催马上前,两脚站在马镫上探身下去,左手向右带马头,右手的刀向右斜劈下去八尺;然后一带马头向左,右手刀反手向左再劈下去八尺,这样左右开弓,边跑边劈。

我的士兵之路上
第一个喜欢我、爱护我、培养我(和郝琼)的团首长——老红军汪春林以后在湖南长沙东湖干休所离职休养
我在长沙时,年年春节都要带着老婆孩子去看望他

    有的战士没砍上草人头,有的一探身掉下马了,还有的刀砍在木桩上……砍 10个草人头优秀,8 个良好,6 个及格,我只砍了 4 个,不及格。两周后就出发打仗了。

    三、骒马不上阵

    第一次是打太阳坨子镇。这里被当地地主勾结二百多土匪占据着,不消灭他们就无法进行土改。我们夜间出发,天亮前包围了太阳坨子。7 连(步兵)在小炮(日本造子弹筒)掩护下发起冲锋。土匪乃乌合之众,在土围子上一听炮响,就从北门逃跑,正好进入我连的包围圈。连长一声令下,全连打马冲锋上前,砍杀敌人。

    我的马是匹骒马(母马),俗话说骒马上不得阵,一点不假。我用皮鞭怎样打它,它就地打转就是不冲上去。我前面也有两个战士的马在转圈圈。突然,一个战士被打倒了,我明白了,赶快下马,不然敌人就瞄准打来了。我下马和另一个战士给受伤的战士包扎伤口。

    全连追击战结束,砍死砍伤不少土匪,俘虏六十多人。这次战斗我没冲上去,连长知道我的马不行也没批评我。缴获二十多匹马,将全连的骒马都换了,给我换了匹二岁口的小儿马(公马)。

    四、儿马子

    在太阳坨子休息了三天,又去打贾家坨子。拂晓前打响。在小炮掩护下,7连冲进镇中,一个敌人也没有,是座“空城”。原来敌人有眼线在太阳坨子,我们一出发敌人就知道了。团长分析敌情后,马上命令 7 连迅速赶修工事固守,带着我们连去占领五里外一个五、六户人家的小村子,与贾家坨子形成掎角之势。来到小村庄,下马,找老乡买草料喂马,炊事员埋锅造饭。饭还没吃完,贾家坨子那边枪声响了,我急忙用毛巾把饭包起来,上马待命。

    从望远镜里看到二百多土匪将贾家坨子包围起来,一部分下马进攻。土匪没有重武器,两次进攻都被 7 连打退了。团长命令我们连展开扇面队形,从西、北、南三面包围敌人。

    敌人发现后很快向东边乾安县跑了。我们进入贾家坨子后,侦察员回来报告:乾安县出来的是国民党正规军,是云南龙云60 军的一个营;另一个侦察员报告说我们打下的太阳坨子又被土匪占领了。这分明是叫这伙土匪缠住我们等待 60 军来。团长决定:我们穿过草原直接撤回流水坨子已经土改后的根据地。

    政委带着 7 连先撤,团长带着我们骑兵连掩护。7 连走了,我们喂马吃饭。我打开毛巾包着的饭包,用手抓着吃,半个小时后我们出发了。

    为了迷惑敌人,我们连忽南忽北地转圈子撤退。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两千公尺外,土匪们骑的白马、黑马,斑斑点点地在我们后面尾随着。跑了三个小时后,来到一个小村庄,7 连吃过午饭已走了,我们放出哨兵,喂马吃饭。休息半个小时后,敌人逼近我们,还有四百多米时,小山顶上五挺轻机枪突然对着敌人马群开火,有七八个土匪的马倒下,其余的调头四散跑了。

    我们向草原北面跑去,远远看见前边一座沙丘,这时候我骑的儿马子跑不动了,一步步落在全连后边。这个儿马子,看着前边的马群,大汗淋漓喘着粗气仍然顽强地一步一步走着。我不忍心打它,回头看看,虽然看不到追来的敌人,可天快黑了,心里也着慌害怕起来,全身出了冷汗。

    出草地到沙丘边上,看到郝琼站在那里,还有七八个团部的战士,他们的马都倒在地上。我离他们约二百多米下马问:“喂……那些马怎么了?”

    郝琼说:“这些马偷懒,不给吃的就倒下不动,狡猾狡猾的……”战士们哈哈大笑起来。

    我有点生气地说:“什么时候了你还逗笑……跑了一天了,不吃不喝的,又驮着你……”

    “喂……你们不要骑马了,牵着走吧。”

    这时沙丘上的杨副连长叫我们,他带着两个班收容掉队人员。我们又走了两个小时,住进一个小村庄。

    *1:汪春林:湖南龙山县民安镇春井村人。1912 年——1997 年,享年 85 岁。

    1934 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二军团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干事,参加了红二军团的历次战斗。

    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 129 师卫生部指导员、政委,宁武中心县委游击大队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吉军区、分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团政委、第 44 军 131 师后勤部政委、44 军后勤部副政委、第 55 军后勤部政委、吉首军分区副政委。

    1955 年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 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第四章 战斗中入党

    一、升格为地方主力部队

    11 月的西满、北满广大地区大部分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民分到土地后,为了保家保田,掀起了参军热潮。指导员叫我去农会教那些青年男女唱参军歌:

    鞭炮锣鼓震天响,参军的健儿上战场;
    父送子,妻送郎,红缨枪,闪亮光,威风凛凛排两旁;参军的健儿雄赳赳气昂昂,满脸放红光,浑身是力量;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大家享安康……嗨!享……安……康!

    几个月来,随着剿匪、武装工作队土改、建立农村政权和战场上的不断胜利,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大批农民为保家保田、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踊跃参军,部队扩大了,西满军区又扩大了两个保安旅。我们辽吉二军分区改编为保安 2旅,原 17 团三个连改编为保 2 旅 4 团3 营,马匹上交军区骑兵团,我又当步兵了。

    此时我调到营部当文化教员,郝琼被原 17 团董团长看中,跟着董团长深入敌后当武工队去了。我与郝琼分手前在长岭县城照相馆照相留念,此相片上有再见二字,今仍保存。

    从土改工作队回来的胡文衡三兄弟分在团政治处,下到基层的政治队学员也纷纷调回旅部。

左是郝琼右是我, 1946 年 9 月合影于长岭县

    我们 4 团集中驻在长岭县南集场镇,全团开展大练兵,新兵必须学会射击、刺杀、投弹三大技术。教导员锁义先同志命令我将各连的文书集中起来当“记者”,白天去各连采访,了解练兵中的好人好事,晚上写出稿件送团政治处,出版油印小报。11 月底练兵结束立即投入战斗。

    12 月 1 日,我团从集场镇出发,去打太阳坨子,贾家坨子。土匪们不敢迎战望风而逃,我们又穿过草原去打乾安县的毛大城子。

    二、打 60 军

    教导员锁义先命令我带各连炊事员组成担架排,战场抢救伤员。1、2 营主攻,我们 3 营打援,埋伏在一片小树林中。

    1、2 营用半天时间打下了毛大城子,消灭敌 60 军两个连。中午,乾安县杨大城子来了敌人一个营的援兵。当敌人来到小树林边我们的埋伏圈时全营发起攻击。这一仗消灭敌人一个多连,其余四散逃窜跑回扬大城子,但我们李营长和二十几个同志牺牲了。李营长死不闭目,他是从地上起身时中弹瞪着眼睛望着战场死去的。天黑时,锁义先教导员交代我:“上级命令我们团下半夜去打杨大城子,不给 60 军喘息机会。你带一个班,用缴获的大车把李营长和牺牲战士的遗体运回贾家坨子,交旅后勤部汪政委,然后赶回杨大城子来。”

    战士们将李营长等尸体放在两辆大车上,用绳子绑好,找来一个老乡做向导,带我们穿过草原去贾家坨子。

    月夜,气温零度以下,尸体已冻得僵硬。左车辕是赶车的战士,我坐右车辕,向导坐中间。马车跑起来,将蒙在李营长脸上的麻袋布颠下来。月光下,李营长瞪着两只眼睛,阴森可怕。向导老乡无意中回头看见:“哎呀!妈呀……”跳下车就跑,我紧跟着跳下车将他抓住:“人都死了,你怕啥呢?”

    茫茫草原没有路,又是天黑,更是分不清东西南北,向导跑了,我们无法去贾家坨子。

    “他……他瞪着我呀!”   “我坐后边,你坐我前边好吧。”

    这样向导才上车。走了三个小时到了贾家坨子。

    原 17 团的政治处主任汪春林现在是旅后勤部政委。他和李营长是同乡,一起参加红军的。他叫我们将尸体放在屋里,天亮后找老百姓买个木柜再埋葬。他对我说:“李营长家有个老母亲和一个妹妹。”

    我和战士们睡了一个小时,要赶回部队了,临走前我又到屋里去看李营长,他仍然瞪着一双眼睛。我默默祷告:“营长,你放心吧,敌人被我们消灭了,革命成功后,党和政府会好好照顾你的老母亲和妹妹的,请安息吧!”

    祷告完后,向他深深鞠躬,又用手摸合他的眼皮,这样,李营长闭上眼睛了。我带着一个班的战士,骑马赶到杨大城子。战斗已结束,消灭敌人一个营,其余敌人向梨树县方向逃跑了,因为乾安县城已被我旅的 5 团 6 团打下。

    我报告教导员锁义先我祷告后李营长闭上眼睛情况,他笑了:“你呀,有文化的人还迷信吗?”

    “迷信不迷信的,我不摸他怎能闭眼呢?” “那是在屋里解冻了,摸了才闭眼的。”

    三、带俘虏兵

    晚上,上级命令我团乘胜追击到梨树县城,跑步前进。天亮前,5 团已经打下梨树县城,消灭敌人一个营,我们抓住逃出来的三十多个俘虏。这时四平的敌人增援部队已来到,上级命令我们营掩护 5 团撤退。

    我们边打边撤,11 连已伤亡两个排,连长牺牲了。梨树县北是大平原。夜间,敌人坦克、装甲车像火龙似的在后边追赶,不断地盲目开炮。“轰……轰”的炮弹火光、照明弹划破夜空。我们营在收割完了庄稼的高粱地上忽东忽西地绕着圈子向西北东辽河方向撤退。接任的曹志友营长命令我带一个班,押着三十多个俘虏,说“一个也不准跑掉”。战士们将俘虏们的双手绑起,又用绳子一个个串起来,赶着俘虏跑。

    俘虏看到后边四五里远的援兵,就大声喊叫,我们用毛巾堵住他们的嘴。可恶的俘虏都躺在地上耍赖,怎么打也不起来,我们营的队伍已经走远了。朱班长急着问我:“孟教员,怎么办?”

    我回头看看后面不远处“火龙”似的追兵,一咬牙:“杀!” “那……不是违反政策吗?”

    “敌人追兵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只要跑了一个,敌人的坦克、装甲车就会追上来,那样我们全营都完了,不杀行吗?杀!我负责!”

    “好”他脱去棉袄,抽出当骑兵时用的马刀抡刀就砍。只听“哼……哼”连砍了 3 个,其他战士用刺刀也捅死了 5 个,剩下的俘虏吓得急忙站起来,但被尸体拖着还是走不了。我夺过朱班长的马刀,砍断俘虏尸体上的绳子,这下俘虏们老实了,歪歪斜斜地跟着向前跑了。

    又跑了三四里路追上了部队。我向营长曹志友报告:“报告营长,俘虏跑了。” “跑了几个?”

    “跑的 8 个,都被我们杀了。”

    “杀了……啊……”他长长地呼出口气,又看看教导员“好。”

    锁义先教导员说:“敌人发现尸体,会很快追到这里,赶快过河。”

    又跑了五里多路,到了东辽河边。这是长白山支流,向西到三江口与内蒙古的西辽河汇合再向南流到营口入海。河水不深已结了不少冰块,再冷就冻在一起了。曹营长脱去裤子,通讯员骑着马,带头下了河。在这无声的命令下,全营战士们都脱去棉裤蹚水过河。过河后,大家的腿都被冰块棱角划出了几十道口子,流着血,但谁也顾不上这些伤口,挤在几间破院子内。营长亲自带着 5 挺轻机枪,掩护全营向西北方向撤退。

    天亮后,敌人追到河边。怕苦怕死的敌人叫来工兵,搭架浮桥,架到一半时,曹营长一声令下,5 挺机枪一齐开火,打死打伤五六个敌人工兵。敌人大叫大喊快调炮兵来,曹营长带着 5 挺机枪趁机撤出。十分钟后,这几间破房子被打成一片浓烟火海。

    敌人追到乾安县就停止了。我们部队在杨大城子、毛大城子、贾家坨子休息了三天。敌人 71 军 88 师从双山县出来,占领了我们长岭县。上级命令我们团穿过草原向西北开通县方向撤退。

    当我们绕过长岭县北“大八号村”时,来了情报说“大八号村”有88 师一个连,上级命令我们团消灭他们。我营在一个小村子里准备了一天,晚上出发前,营部重机枪排长王道生同志发高烧病倒,曹志友营长命令我代理排长。

    四、“大八号村”战斗

    夜 10 点,在团迫击炮、重机枪掩护下,9 连、8 连突破大八号村土围子打进院内,突然院内三堆柴草垛燃起冲天大火,房顶上轻、重机枪、手榴弹雨点般打下来。9 连逃出来一个班,副连长和其他人都牺牲了。

    原来是情报有误,敌人是两个营又一个骑兵连。我带着 3 挺重机枪猛烈向敌人占据的房顶上下射击,一气打出二千多发子弹。全营撤到后边三里路远的几个沙丘下边。营长对我说:“你带一挺重机枪,架到沙丘上,掩护全营撤退,20分钟后撤到三里远的沙丘上,我在那里接应你。”

    天刚亮,战士们发现沙丘后边有一辆胶皮轮大车,没有马,我们将驮重机枪的马套上,机枪架在大车上,人也都上了车。这时从西边跑来骑着白马的团参谋长吴伯真 *1。

    “你们是哪个营的?” “3 营的。”

    “你们全营向哪边撤了?” “向北大九号村。”

    他拍马追下去。原来他跟着 1 营进攻,撤退时跑散了。

    几分钟后,敌人骑兵追上来了,在四百米远我下令打。机枪左右横扫,打倒六七匹马。敌人散开了,我们赶车猛跑。敌人离我七八百米,又分两路包抄过来。我们边跑边打。突然班长报告“只剩一百发子弹了”。

    “停止射击”,我全身的汗都下来了。这个四人抬的重机枪没有子弹不如烧火棍,机枪不响,敌人很快就会追上来。我叫射手打点射,一次五六发,其他战士抄起步枪瞄准敌人的马打。狡猾的敌人很快就明白——我们没子弹了,敌人在马上一边射击,一边追上来。

    我们离后面的沙丘还不到一百米时,曹营长带着二挺重机枪向敌人开火了。团部的二门迫击炮也打出了七八发炮弹,8 连战士们的轻机枪、步枪也向敌人开火,敌人马群中弹,十几匹马倒下。敌人以为我们有重兵埋伏,撤回大八号村。

    五、入党

    12 月 20 日,我们撤到“前郭旗”,在这里休整准备过年。

    1946 年 12 月 26 日,教导员锁义先给我一份入党志愿书,以往都是帮别人填表,这次不知道又是谁,我问:“给谁填表?”

    “给你呀……” “别开玩笑了。”

    “这么严肃的事情,谁给你开玩笑?” “真的……我够条件了吗?”

    曹志友营长笑笑:“够了。这几次战斗,你表现都很好,吴参谋长也推荐你,教导员和卫生员邓玉风二人做你的介绍人,快填表吧。”

    我拿起这张表就跑出院子,在个草垛边坐下哭了。不知什么时候营长、教导员来到我身边:“入党是好事,你哭什么,还没谈话你就跑这哭来啦?”

    “他呀,是乐极生悲。几次要求入党都没批准,这回达到目的了。” “入党后还要经受各种考验,共产党员要直到盖棺才论定。”

    下午,在老百姓家,全营三十多人举行入党宣誓。因为我是小知识分子,我的转正期要一年。

    1947 年元旦,旅部在前郭旗(等于县)召开总结大会,每连去一个干部,锁教导员叫我也去。天还没亮,曹营长带着我和各连干部骑马出发了。

    在一个大院内搭起棚子,全旅一百多干部开大会。首先由政治部姚仲康主任*2 宣布总部林彪的命令:马骥调西满军区骑兵师任师长,刘述刚*3 任旅长……刘旅长是四川人,自己讲在延安曾犯过国桃(涛)路线错误……

    我问教导员什么是“国桃路线”? “你以后学党史就知道了。”

    政委罗有荣*4 作 1946 年我们的作战总结,特别提到 12 月份,我旅消灭了敌人 60 军两个团和二千多土匪;全旅牺牲四百多人,负伤五百多人。又提到1947 年准备发动反攻……

    会后,旅后勤部安排会餐。东北的冬天,五点钟天就黑了,散会时已是快五点了。院子东面熬了两大锅猪肉酸白菜炖粉条,院子西面蒸了两大锅荞面馒头。我到院东西房见炕上摆好桌子,人们到一起就讲着这次战斗的事,大家边聊边等着上菜。我肚子咕咕叫,就出屋去看看。天已黑了,只见院中人头涌动,许多人拿着碗在吃菜;两大锅猪肉炖酸白菜粉条眨眼工夫都被抢光,锅里什么也没有了。再看院西:两大锅的荞面馒头也被抢光了。

    这下我急眼了,回屋想找个家伙也去抢,顺手在黑暗里的灶台上一摸:“哈”有个小瓢盛满了菜!我拿起就跑出门,到院门前顺手捡个小树棍,站在我的马前大吃起来。马吃着马脖上套着一个皮袋里的草料,我和我的马一起吃着。

    突然西房门口一个人大喊:“谁把那瓢菜拿去了?谁把那瓢菜拿去了……给我留一点嘛!你看,我去找碗……回来……没了!给我留一点嘛……”院里的人都在笑,我也边吃边笑。一瓢菜下肚,全身热乎乎的。我丢了瓢,收起马脖上的口袋,上马出了院。

    路上碰上营长、教导员,营以上干部旅长请他们吃小灶。他们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了抢瓢菜吃的事后他俩哈哈大笑。锁教导员说:“你应该给他留一点嘛。”

    “这个笨蛋,吃饭都不机灵,打仗也是个笨蛋。” “你呀,鬼精灵……”

131 师前身,东北民主联军保 2 旅首任政治部主任姚仲康

1952 年因病在武汉英年早逝的 131 师前身
东北民主联军保 2 旅首任旅长刘述刚

131 师前身,东北民主联军保 2 旅首任政委罗有荣

    *1:吴伯真解放后在湛江当军分区司令。
    *2:保 2 旅首任政治部主任姚仲康,山西省永济人,1919 年 3 月 28 日出生,1936 年参加革命。1937 年 1 月在太原军政训练班学习,3 月入党。同年 5 月由牺盟会派至国民党军官教导第 9 团工作,先后任干事、2 营教导员。1938 年任决死队 12 总队党委委员、任总党工委书记、政治处主任;独立第 7 旅党委委员、34 团党工委书记、政治处主任,34 团团长,35 团政委、党委书记。参加山西反顽固派的历次斗争和历次反“扫荡”、百团大战和运粮斗争。1942 年到延安党校一部学习。
    1945 年到东北,先后任西满军区第一、第二、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东北剿匪、解放齐齐哈尔、四平攻坚战、解放锦州、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进军广州,并担任首任佛山市军管会主任。
    1950 年 7 月,任我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馆总领事,1953 年离任回国后在中央直属机关、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1982 年 8 月离休,2006 年 12 月 21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7 岁。
    *3:保 2 旅首任旅长刘述刚,1910 年出生于安徽金寨斑竹园镇(当时属河南省)。1929 年 5 月参加红军,作战勇敢且极有军事天赋,从战士开始,一路晋升, 1933 年 7 月就担任红四军副军长(军长王宏坤,后许世友)。因张国焘事件影响,受到指责和过激批判,一时兴起举枪自尽,所幸未中要害,挽回一命。因枪伤和之前曾患肺结核,经批准回家休养。
    抗战爆发,经组织召唤,回新四军参加抗战,先后拉起数支抗日武装。后随新四军3 师出关,先后任辽吉五军分区、辽吉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组训部队,开展根据地建设。后任东北民主联军保 2 旅旅长、辽吉纵队(邓华纵队)独立 2 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第 7 纵队 20 师师长。指挥所部参加了三下江南、夏季攻势、三打四平及秋季攻势、冬季攻势,在三战四平时,身发高烧咳血不止,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政委罗有荣多次劝阻不住上报纵队政委陶铸,据说陶铸上报了罗荣桓,下了死命令,才不得不离开战场到后方休息。
    四野南下后,随部队到武汉休养,1952 年 6 月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 4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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