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推动俄罗斯传统文化实现创新发展，开展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列宁晚年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列宁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考察历史文化遗产问题，形成了对待传统思想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论。列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俄国发展的特殊性相结合，将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文明的发展相统一，论述了历史文化遗产转化发展的目标与原则，推动俄国历史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列宁 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

    “文化遗产”是列宁在分析俄国文化传统、剖析各种文化思潮、制定苏维埃俄国文化发展战略时使用的重要概念。列宁不是孤立地静止地认识和对待文化，而是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和阐释文化，认为文化是一个包括“传统、习惯以及一个民族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等”在内的内涵丰富的概念，“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而“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并把俄国民主主义思想遗产、资本主义文化成果以及包括合作社在内的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等，均概括为“文化遗产”。除“文化遗产”外，列宁还使用了“现有文化”“陈迹的旧文化”“民族文化”等概念来描述历史文化遗产。列宁强调，决不能否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企图隔断历史文化传统，以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道路”来创造所谓的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必须科学分析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优秀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一、列宁关于历史文化遗产思想的历史语境

    列宁的文化遗产理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他领导俄国革命斗争的生动实践中逐渐臻于成熟与完善，这一理论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珍视文化遗产、如何挖掘以往文化的宝贵成就、怎样积极转化历史文化遗产使其适应现代文明的发展需要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宣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历史文化与历史传统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文化发展史上的新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追溯列宁文化遗产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环境，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末与自由民粹派在继承“60年代遗产”问题上的论战。“60年代遗产”是指19世纪6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所具有的三个特征：“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充满着强烈的仇恨”；“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他们真诚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想要促进这一事业”。这些成为推动俄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文化传统。早期民粹派具有民主主义色彩，曾试图寻找过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但是，他们错误地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大多数民粹派分子与沙皇专制制度妥协，自由主义倾向占据上风，蜕变成自由民粹派。自由民粹派抛弃了民粹派反对封建剥削的革命传统，在自己的纲领中仅提出了一些诸如乞求沙皇政府增加贷款、兴办各种合作社、扩大耕地等改良主义的要求。此外，自由民粹派对揭露其思想实质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分仇恨，在报纸上制造舆论，污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并且坚决拒绝遗产”，诬蔑他们与民粹主义的彻底决裂就是与“俄国社会优秀部分的优秀传统断绝了关系”。为此，列宁撰写了《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文，驳斥了自由民粹派宣扬俄国布尔什维克抛弃了革命民主主义理论遗产的错误论调。在该文中，列宁通过对比19世纪60年代民粹主义与启蒙者、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明确指出民粹主义与60年代的遗产和传统“正相抵触”，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非但没有割断民主主义的线索，而是更深入、更彻底地对历史遗产进行了补充，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列宁对民粹主义错误的文化观点的批判，构成了列宁文化遗产理论的起点，据此所形成的蕴含唯物辩证法深刻内涵的文化观点，为此后继续探讨历史文化遗产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个时期是1908—1911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由退却开始转入进攻时期，列宁发表了纪念列夫·托尔斯泰的六篇专论，说明了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赋予了文化遗产理论新的内容。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的特点和面临的革命形势，对托尔斯泰的思想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他指出，尽管托尔斯泰的学说存在明显的矛盾和不足，但无产阶级应当“接受这份遗产，研究这份遗产”。这是因为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即“1861年以后到1905年以前这个时代”，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个时期，俄国农村经济生活中随处可见农奴制的痕迹和残余，同时，资本主义蓬勃生长并且得到统治阶级的培植。因此，托尔斯泰主义的内容是东方制度的即亚洲式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用天真的宗法制的农民的观点批判“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会、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的虚伪”。也就是说，托尔斯泰一方面以巨大的力量、信念和真诚提出了许多有关现代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却对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世界范围的解放斗争抱着极其冷漠的态度。因此，俄国工人阶级要研究这份遗产，以“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敌人”，克服俄国人民在革命中暴露出来的弱点，进行自觉的、一贯的、坚持到底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第三个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即俄国革命高涨时期，列宁在反对俄国取消派和崩得分子的民族主义错误倾向中，论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民族文化遗产问题上的纲领性观点，即以阶级的观点分析民族文化现象。崩得分子基于维护资产者利益的目的，“反对揭露和阐明阶级鸿沟，把阶级鸿沟掩盖起来”，散布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笼统地说它只是包含了地主、神父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列宁指出，这是“离间民族，并且实际上是促使一个民族的工人同该民族的资产阶级接近”，会严重腐蚀工人，将使争取自由的事业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事业遭受极大损失。为此，列宁与散布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进行了坚决斗争，用阶级观点观察现代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提出了“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的理论，打破了崩得分子分裂工人的企图，为分析民族文化遗产提供了方法论上的科学指导。第四个时期是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强调要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认为这是巩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领导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国内战争结束后，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获得了短暂而又可贵的喘息时机，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群众巩固苏维埃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列宁果断地抓住这一历史时机，把工作重点从政治斗争、革命和夺取政权等方面“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虽然扫清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障碍，“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但是文明的进步，即文化所涉及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却落在了政治变革的后面，列宁曾热切期望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并未表现出先进的、积极的、理性的力量，苏维埃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受到文化落后的严重困扰。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列宁将文化建设的任务更加紧迫地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既有政权又有各种资源，所缺少的主要东西正是文化，因此，“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一切文化珍品”，以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

    纵观列宁理论创造和革命实践的整个过程，其关于历史文化传统或文化遗产的范畴和含义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三个基本方面：一是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角度，列宁对文化遗产的设定有一个时间上的参照，认为文化遗产应当是在苏维埃俄国成立之前的时代中沉淀下来的文化资源。他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善于发扬传统文化，同时也是19世纪60年代的“遗产保存者”。二是从历史文化遗产的现实作用的角度，论述了传统文化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相背离，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而且历史文化遗产中的旧文化观念的顽固性以及旧思想的滞后性在不同领域仍有显现，对现代社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三是对历史文化遗产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显现的积极因素进行科学分析，提出要以积极的态度对文化遗产中的优质内容进行保存和发展。如经济方面，列宁认为“合作社是一笔极大的文化遗产，必须加以珍视和利用”；在政治管理和执政方法上也要向旧社会寻求经验和借鉴，从先前那个阶级中找到“掌握管理技术、具有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经验的人才”；在保存文物方面，专门设立了负责博物馆工作、保护古代艺术品和古物的委员会，同时拨专款修复文物和收购艺术品。由此可以得知，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纯粹文化形式的外显，还涵盖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内容等更加宽泛而深刻的含义，因而其是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结合在一起的十分深刻的文化现象和文明成果。总之，列宁在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所进行的改造历史文化遗产的伟大工作，就是为了充分利用以往的文化成果，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蓬勃发展创造条件，进而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

    二、列宁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辩证思维

    在列宁看来，“应当辩证地探讨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因为这种科学方法全面掌握着对象运动中贯穿始终的基本矛盾和要素，从而在复杂的现象中把握住事物的实质及运行演化的趋势和方向。因此，列宁以辩证的科学方法为基点，全面客观地对文化遗产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基础进行了详细考察，分析概括了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进而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正确认识并合理运用文化遗产，反对在这一问题上的绝对化和片面性倾向，使其“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既被否定又被肯定、既被继承又被变革。第一，深入剖析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在本质，揭示了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二重性。人类社会的思想文化是以物质生产资料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是一定时代人们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和表现，文化的发达程度总是要与“相当的物质基础”匹配。列宁坚持从经济条件出发来阐明俄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本质，指出在经济、社会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俄罗斯文化的生成发展先后经历了农奴制经济、工役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几个阶段，工役制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农奴制与工役制对贫穷负债的农民的奴役和侮辱最根深蒂固。当“把俄国拉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的力量”日渐强大，“地主—农奴主不能阻挠俄国同欧洲商品交换的增长，不能保持住旧的、崩溃的经济形态”时，农奴制改革发生，改革给俄国带来了“进步”与“文化”，但这无疑是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是改变了剩余产品的形式，改善和改进了剥夺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方法。因此，俄罗斯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世纪的饥饿同最新的文明进步并存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文化现象存在着下述二者之间的对立：一方面，“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俄国的封建专制统治长达1000年，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已在文化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取得特别迅速的成就”，但仍保留着严重的封建残余，这“是文化发展的最凶恶和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其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保守和落后因素。另一方面，整个俄罗斯的文化和俄罗斯民族的全部历史中还存在别的成分，不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还在发挥影响。由于农民、工人、革命知识分子遭受着“世所未见的最残暴、最无耻的剥削”，在这种社会生活条件下，觉醒的受压迫劳动群众奋起反抗、斗争，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因此，列宁指出，俄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否定的而且是一种肯定的巨大文化力量”，简单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两种倾向必然走向两个极端。必须科学区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在同“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文化作斗争时，总是要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文化区别开来。

    第二，阐明了文化发展的历史传承规律，反对在“空地上”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列宁不是以抽象的“纯粹的”形式提出文化问题，而是从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考察文化的发展，指出与新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崭新文化发展阶段与前一阶段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这证明了把蓬勃新生的社会主义文化同现有的民族文化割裂开来的企图是完全错误的。列宁指出，新文化不仅是在同旧文化的斗争中，也是在总的历史文化条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不可能脱离过去时代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生产而在“空地上”创造出来，而应当是人类在剥削制度条件下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以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为基础，从而“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据此，列宁确定了关于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是有效发展新文化的必要条件这一原则。然而，在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当革命浪潮日益猛烈地席卷全国并破坏着旧世界的基础的时候，出现了蔑视和彻底摧毁旧文化者，主要包括各种现代主义流派的鼓吹者、未来派、无产阶级文化派和其他“左派”艺术的代表们，以及稍晚一些时候出现的拉普派等文学团体。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是这类观点最全面、最完整的体现和反映。在无产阶级文化派看来，无产阶级应当与生活、群众相隔绝，在实验室、讲习所、工作间中制造出一种先进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一种毫无联系的、特殊的、排除了所有异己的“阶级混杂物”的文化。列宁对这种文化上的虚无主义观点进行了严厉驳斥，指出在革命急剧地改变旧生活方式的年代，“不管文化遭到怎样的破坏，都不能把它从历史生活中除掉”。这是因为，即便是在革命成功以后的长时期内，以前的阶级在许多方面依然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有某些动产；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诀”；有较高的教育程度；有无比高超的军事技能；等等。只有利用他们所取得的文化成就，才能把俄国引向文化繁荣。

    第三，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文化遗产，“同我们接受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遗产作斗争”。列宁从世界文明演进的大视野中审视俄国的文明发展程度，对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的落后形态有着极为深刻和彻底的认识。他指出，在文明程度方面，俄国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因此必须善于抛弃过去时代的麻木不仁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和斗争。一方面，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全盘接受资本主义文化的错误倾向对正确看待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列宁指出，只要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因而，十月革命后，还有“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钻在故纸堆里以学术研究为名建立各种思想中心，竭力美化并宣扬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列宁对这股反动倒退的、维护旧风气的文化思潮进行了抨击，明确指出，用过去的“建筑材料”建设共产主义的俄国时一分钟也不要忘记“它是有历史条件的和有历史局限性的”，必须彻底战胜地主、资本家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另一方面，从旧社会那里继承下来的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半野蛮人的习惯、充满小组习气和非常缺乏党性的心理，“直到现在还用千万条绳索和链条束缚着我们，把我们拖向后退”。列宁指出，俄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等级制的老根，即封建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残余，也被我们彻底铲除了”，但革命没有立刻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从前的传统虽然已被打翻，但是还没有被消灭，它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并渗进了无产阶级队伍。为此，列宁深刻指出，当清除了外部障碍、摧毁了旧制度、进入到同旧社会“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进行斗争的时期，应坚持用工人阶级几十年来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形成的习惯、风气和信念，来影响、感染并教育人民群众，把俄国旧式思想作风的痕迹清除干净，从而为俄国文化继续进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三、列宁推动历史文化遗产转化的目标向度

    国内战争结束后，俄国从军事战线的斗争转到劳动战线的斗争。列宁不失时机地提出，虽然粉碎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的糟粕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转向另一方面的任务——建设任务”，整个历史文化遗产的改造归根到底要落实到服务国家建设上。这说明，列宁在着手进行旧文化改造时，就清楚地提出改造的最终目的是“在破坏了的封建基地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地上”，推动历史文化遗产转化成新的文化。列宁对经过发展和改造后的文化，做了根本性质、发展程度、实际状态等多方面的构想。

    第一，把旧的文化改造成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完成它的文化生产任务。列宁认为，我们有待改造的东西还有很多，决不能让“陈旧的、腐败的、死亡的东西的密网死死缠住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旧文化必须经过质的改变，确立并巩固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因此，头等要事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旧文化改造成新的观念样态与社会意识，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进行文化生产与创作。其一，这种新文化是对苏维埃政治制度起支撑作用的文化。列宁指出，苏维埃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实现，但新生政权的国家机关的状况是很糟糕的。鉴于此，列宁主张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着手推进政治文化的建设，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构筑文化基石。列宁指出，今后在发展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其二，这种新文化是充分体现“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的文化。在不同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上，耸立着由不同情感、意向、社会关系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在旧社会的基础上，“出现情绪极其低落、任何组织性都丧失殆尽等一系列现象，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在新社会，“必须使我们自己夺得的东西……用日常劳动纪律这种稳定的形式巩固下来。这是一项最困难而又最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这项任务，我们才能有社会主义的秩序。”其三，这种新文化能为科学创造提供充分而自由的环境。资本主义所达到的科学成就，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它解决了极复杂的技术问题，但是由于千百万人的贫困和无知，由于一小撮百万富翁愚蠢的吝啬，它又阻碍了技术改良的实现”。“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挽救正在毁灭的文化和正在毁灭的人类”，使人们自身以及包括科学与文化在内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得到充分发展。

    第二，把旧文化改造成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高度发展的文化。列宁指出：“整个俄国的落后，特别是俄国农业的落后所表明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的落后，而是一种为落后论进行辩护的独特性。”小生产者由于自己的一点点产业而对旧的资产阶级社会恋恋不舍，而旧事物愈是受到维护，无产阶级也就愈有必要向人民表明：“要使整个苏维埃建设获得成功，就必须使文化和技术教育进一步上升到更高的阶段”。实际上，在俄国，即便是资产阶级的文化状况也不能与西欧一个普通国家的文化水平相提并论。对苏维埃来说，文化的发展要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整个文明世界中总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相适应，“不是在小农国家的水平上，不是在这种普遍的局限性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无论如何要使苏维埃共和国转向文明发展的新轨道，“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俄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俄国革命的进程并非一开始就在设定好的、理论规定的道路上发展，在社会历史的深刻变革背景下，“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的问题了”。但是，没有与现代文明要求相匹配的“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社会主义是无从设想的，摆脱精神上贫困的唯一出路是在大机器工业这个基础上建设一切，使一切有价值的人类文明成果在俄罗斯深深扎下根来。列宁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一般的原理上。必须把它具体化。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这样，才能为活跃满目疮痍的国家经济、为组织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为彻底结束旧式的农民耕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文明的生活才算有了真正的保证。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所能引起的文化上的变革是巨大的，把农民解救出来，也使工人“免受烟雾、灰尘和泥垢之苦”。人民对文化的需求将增长数百倍，进而使俄国向现代文明迈进。

    第三，把旧文化改造成适合本国国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列宁反复强调，文化的发展不能偏离本国国情与“民族的整个历史生活所规定的道路”。首先，无产阶级应当充分认识到今后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历史上任何一次深刻而强大的人民运动都不免会有肮脏的泡沫泛起，不免有冒险家和骗子、吹牛大王和大喊大叫的人混杂在没有经验的革新者中间，不免有瞎忙乱干、杂乱无章、空忙一阵的现象，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建设苏维埃俄国新的文化。新的文化是为当前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每一特点所规定的，现实的情况即使还不能使我们准确地确定每一步的走法，至少也可以使我们看到实际的困难，因此拟定的发展目标应当同目前形势的特殊性结合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使俄国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曾经辉煌灿烂的文化被摧残殆尽，因此必须把发展苏维埃国家的新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同经济发展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接受教育、提高文化素养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其次，要照顾到各民族“在文化上和生活上的特点”。历史的发展使俄国成为庞大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成分十分复杂。苏维埃俄国的最终目的不是把各民族分开，而是力求使它们接近、融合，形成新的民族关系。这就要求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上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压迫其他民族或妄自尊大，要“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这就要在党的领导下，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通过召开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专门代表会议，进行充分的民主讨论，汇聚各民族的代表共同研究和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以保证各民族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取得平等地位，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四、列宁转化发展历史文化遗产的实践原则

    “旧东西我们不应该拒绝。”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存在于旧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与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内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就要依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现实生活条件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化基础。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确立并被实践证实了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原则和经验总结，把旧事物中的一些因素以改变了的形式肯定下来，使以往社会形态所培育的文化成果在经过特定的历史阶段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第一，坚持党在历史文化遗产改造工作上的领导权。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大厦的“图样我们早已绘好，它的地基我们曾经奋力争夺并且已经牢固地夺取到了，大厦所用的材料我们已经备足，现在就应当……严格执行实际工作的领导者的命令，应当把这座大厦建造，建造，再建造。”一是通过工人监督，对资本主义企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最精确、最认真的计算”。由于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人民觉悟水平的限制，苏维埃俄国并不能臆造工作组织形式，只能依靠大资本主义的经验和取得的成就。列宁指出：“在现代国家中，除常备军、警察、官吏这种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以外，还有一种同银行和辛迪加关系非常密切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登记工作。”因此，可以把大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当做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成为社会主义的骨骼。二是保持对知识分子的“统率、领导和监督的地位”。列宁告诫全党，不能天真地认为无产阶级一旦取得胜利，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马上都会变成共产主义者。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初期，他们会“逃避建设，而且甚至有意识地进行反抗，怠工，从而拖延解放事业”。当他们一旦看到布尔什维克党不仅重视文化、普及文化，而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这项事业的时候，必然“在情绪和政治表现方面出现异常广泛的可以说是普遍的转变……都表示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但是，这些人几乎完全没有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甚至会反对苏维埃政权，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长期斗争中“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使之站到无产阶级一边。三是在国民教育中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列宁指出，旧学校“用无边无际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学人才训练成迎合资本家口味来写作和说话的人……我们应当废除这样的学校，摧毁这样的学校”。1919年，列宁在制定《俄共（布）纲领草案》时强调，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的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现在国民教育要真正做到人人都能受到“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但要注意不能简单生硬地进行灌输。

    第二，坚持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为全体劳动者所普遍享有”。在苏维埃政权下，将依据“共同享用”的原则组织新的生活。一是利用运输技术“消灭千百万农村人口同文化隔绝的现象”。列宁指出，不论是像奥伦堡这样漫无边际的空旷地带，还是众多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缺乏诸如铁路这样的现代交通运输形式，农民就无法从村野生活条件所注定的贫困与依附状况中解脱出来，无法享用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因此，在运输技术已经非常发达的条件下，“要让大体上平均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全体居民共同享用几世纪来在少数中心城市积聚起来的科学艺术宝藏”。二是赋予劳动人民“接受教育、获得光明、求取知识”的权利。列宁指出：“过去，人类的全部智慧、人类的全部天才所进行的创造，只是为了让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使另一部分人连最必需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这种现象在农民那里表现尤甚。知识是工人和农民争取解放、建设新社会的武器。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给劳动人民提供了接受教育、提高文化素养的政治条件，使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品，不再是剥削者对所谓下等人实行统治的工具。为此，列宁提出了普及教育的设想和规划并积极推动落实，如积极推行义务教育，由国家为贫困儿童提供膳食、文具和教材，以及进一步增加教育开支，建立图书馆等一系列措施。

    第三，坚持以“大胆坚决的首创精神”规划较长时期的文化工作。列宁清醒地看到，在文化上急躁冒进是有害的，只有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一方面，对于刚刚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认清新的生动现实的特点、找到完全适合某种业务的管理制度、锻炼改造工作的技能、选拔出自己的组织家，必然会经历“无把握的步骤、试验、动摇和犹豫时期”；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毫无前人的经验可循，社会主义文化的具体演变比预先设想的理论原则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而且这项工作是涉及民族心理、生活习惯、交往方式的深厚根基的大转变，农民甚至工人还保留着传统心理，“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虽然建成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件长年累月的事情，但是列宁同时强调：“可是这绝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只要我们明确意识到必须转变，有实现这种转变的坚定决心，有达到这个伟大而困难的目标的毅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这个转变。”这项长久的、顽强的和耐心的改造工作，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为前提的，要求党和人民群众不因部分和局部的后退就垂头丧气，要“头脑灵活，有创见，能够独立研究独特的历史任务”，保持积极的创造性工作的精神面貌，努力发现、鼓励、扶持、提拔“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独立性、放手的行动、雄伟的魄力”，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五、结语

    列宁对俄国历史文化遗产所进行的系统、全面、深入阐释，并非理论意蕴的单向度呈现和单纯文化情愫的彰显，而是历史视野、辩证思维、目标指向、实践举措的有机统一，他把辩证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贯穿于其挖掘俄国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资源的全过程，为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