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由于红军基层战士和革命群众的政治文化素质普遍亟待提高,因此在进行激烈军事斗争的同时,苏区积极探索群众性政治文化教育的新路径,列宁室就是在紧张战时环境中发展形成的、具有鲜明革命印记和时代特色、推进苏区军民政治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
中央苏区大力鼓励和推动列宁室建设。1930年10月,我军历史上首部政治工作条例《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确立了列宁室在红军中的地位,明确由“政治指导员管理并指导列宁室及壁报工作”,列宁室的工作开展显然已成为红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1931年12月25日的《红星报》对建立列宁室的意义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要在大力“发展列宁同志的工作作风和革命精神”基础上,实现“两个养成”的目标:一是养成每个红色战斗员成为中国革命及世界革命的列宁主义者;二是养成红色战斗员的活泼的生活和习惯。1934年红军总政治部在《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中明确指出,建立列宁室“是发扬巩固红军战斗力必要的工作”,要求“以连为单位设立列宁室”。
在苏区党政的积极支持下,列宁室从红军逐步扩展到地方。1932年8月,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各机关团体、军队、工厂、合作社、医院等都要组织列宁室,实现列宁室在基层组织中的全覆盖。1934年2月,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在《建设我们铁的红军》一文中强调,从提高红军战士的政治文化素质这一强烈需求出发,要把列宁室各项工作切实建立起来。
在认真总结前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于1932年专门颁布《列宁室组织法及工作条例》,详细规定了列宁室的规章制度、组织结构和工作方法等,使其开始拥有一套系统完整的运作程序。在组织结构和内部分工上,根据1934年4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规定:原则上每一伙食单位,农村以村为单位,设立一个列宁室,“每一列宁室至少须有识字班、图书室及墙报,此外,还必须有运动场或游艺室的设备”。列宁室下设有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干事会,负责组织和管理列宁室的具体事务,“最低限度每周要召集一次会议,检阅和计划各部门的工作”。
列宁室的建设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0—1931年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的起步初创阶段。在这一时期,列宁室作为红军队伍中的基层政治组织,开始崭露头角发挥作用。特别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红色政权力量的大力支持下,列宁室开始从红军系统向地方系统进军,随后中央苏区各县相继建立起列宁室。
第二阶段是在1932年的快速发展阶段。由于中央苏区地域的不断发展,随着红军队伍力量的持续增强和覆盖区域的逐步巩固,为列宁室的发展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因而这一时期苏区列宁室的数量和规模明显扩大。据统计,到1932年底仅江西省14个县就建立起了712个乡村俱乐部列宁室,这一新型载体开始成为面向苏区群众开展红色政治文化教育活动的一种常态化模式。
第三阶段是1933—1934年间的中央苏区鼎盛阶段。随着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与军事上的捷报频传相呼应,列宁室的建设也达到高潮。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欣喜地指出:“在各种机关团体中,文化生活成了工作人员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每个组织都附属有自己的列宁室,进行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可以说,此时列宁室在中央苏区的各级政府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红军中的各个连级单位已实现了全覆盖,成为中央苏区革命文化的重要标志。
列宁室对红色政治文化建设发挥了突出作用,切实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中央苏区的普及。作为一类目标指向极为明确的政治文化设施,列宁室通过组织各种学习活动,提高了红军基层官兵和地方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成为苏区马列主义和革命文化的重要传播渠道。其时,中央苏区大量红色报刊的编辑出版,也为列宁室提供了丰富阅读教材。1933年3月19日的苏区少共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对列宁室的活动有一段生动的描述:你看红色中华,我看青年实话,他跑来笑哈哈,列宁室真正好呀!
向广大群众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作为一个鲜活的、富含强烈政治意蕴的社会空间,列宁室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介绍和解读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各项方针政策,使党的政策话语能够及时在人民群众中得到有效传递,从而对苏区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持。特别是列宁室充分发挥自身在联系和沟通群众方面的天然优势,其职能事实上已经突破了政治文化领域的范畴,而延伸到了经济、社会的各领域,如在扩大红军、号召认购公债、促进生产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组织开展文化活动。列宁室明确规定必须“经常按期进行讲演会、讨论会”。列宁室组织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有计划地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如文艺演出、故事会、演讲比赛等,大大丰富了苏区的文化生活。据1934年8月5日出版的第57期《红星报》报道,“行军中,待机时,吃过晚饭后,都自动进行唱歌、讲故事、猜谜、下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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