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旧址前的一座雕像，展现了何叔衡调解群众矛盾的场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设立的控告箱。 江西瑞金干部学院供图

    何叔衡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原本是一位旧式知识分子，因不满于旧社会的各种陈规陋习，心怀天下，忧国忧民，义无反顾踏上革命的道路。为了追求真理与进步，他远赴苏联求学，回来后毅然投身于革命根据地的火热斗争，历经战火的洗礼与磨难的考验，直至英勇牺牲始终初心不改，坚守共产党人的信念与气节。

    为革命奔走的“忘家客”

    何叔衡1876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长大后，他边务农边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得中秀才。当时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何叔衡逐渐认识到了根源在于封建王朝的腐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先剪去辫子，并把家里的裹脚布全部搜出砍烂，以示强烈的反封建决心。与他同为湖南宁乡人的谢觉哉，也参加了革命。秀才带头闹革命，一时间轰动湘中。

    后来在长沙求学期间，何叔衡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志在改造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逐渐转变成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何叔衡提出：做人要有志气，要为国家、民族干一番事业，不要斤斤计较个人与家庭的利益得失。在湖南第一师范结业后，他先后在长沙楚怡学校和第一师范附小任教，同时积极参加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的革命活动。1920年冬，何叔衡与毛泽东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何叔衡抛家舍业，为革命奔走，自称“忘家客”。1928年夏，何叔衡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途经哈尔滨时，他作诗自勉：“身上征衣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表达了自己以身许国、四海为家的人生追求。而在对待个人的前途与命运问题上，何叔衡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从这些话来看，何叔衡的人生观是：不图个人安逸享受，而求革命事业有成；不求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而求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正如他自己所说：“革命者就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

    当时，何叔衡已年逾五旬，但他为了研究革命理论，刻苦用功，最终学会了俄语。1930年回国后，何叔衡在上海主持中国革命互济会的工作，担负着救援被监禁的革命者及其家属等任务。在他的影响下，何叔衡的两个女儿也都先后参加革命，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然而，在白色恐怖中，他的两个女儿、女婿相继被捕，二女婿夏尺冰不幸被敌人杀害。后来，两个女儿在组织的援救下获释，何叔衡教育和宽慰她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不应该死在病床上，他一定要死在大马路上。”鼓励女儿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做好党的工作。

    红色政权的首任“大法官”

    1931年，何叔衡来到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检察、民政、司法部门担任要职。作为红色政权的首任“大法官”，他反腐肃贪，疾恶如仇，提出“严明党纪，坚决打击一切贪污腐化分子”。

    何叔衡工作严肃认真，坚决进行反贪整顿工作。在他的建议下，一些主要的机关单位和街道入口都设置了“控告箱”。苏维埃工农群众一经发现政府工作人员有贪腐问题就可以随时举报。

    控告机制建立后，收到一封控告信，检举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有严重贪污腐败行为。何叔衡立即决定成立专案组调查，并克服多重阻力查清了谢步升的犯罪事实。然而，谢步升被关押后，专案组遇到了不小的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竭力袒护谢步升，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并且说这是调查人员故意向谢步升发难。何叔衡十分气愤，马上派人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坚决支持何叔衡。最终，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临时最高法庭开庭审理，否决了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一时间，苏区上下反响强烈，人民群众看到了共产党铲除贪污腐败的决心。

    在苏区的反腐败斗争中，何叔衡坚持实事求是，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经常到苏区各地调研。他认为：“政权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必须被监督。不等群众上访，就先下访。”调研时，何叔衡会随身携带“三件宝”——布袋子、记事本和手电筒，方便记录和走夜路。

    1932年，有人举报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滥用职权，向群众摊派索要财物，利用地痞流氓欺压群众等问题。为了慎重起见，何叔衡还是决定先去调查核实。他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深入案发地黄柏区和陈景魁家乡大柏地走访案件受害人、知情人。调查清楚后，何叔衡便以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名义签发了对陈景魁的逮捕令。

    因为此事，很快何叔衡收到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但他毫不退缩，说：“共产党人生来就是与黑势力作斗争的，哪有好人怕坏人之理？这帮恶棍若不除掉，民众何以安宁？”此时有人又传出消息，说有领导讲了，陈景魁不能杀。何叔衡却不为所动，依法将陈景魁公审后枪决。

    这种坚定的立场和决心，体现了何叔衡铁面无私的高尚品质。正是本着这种敢于较真碰硬的精神，何叔衡先后查处了苏区的很多大案要案，纠正了多个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令腐败分子闻风丧胆，被广大群众誉为“苏区包公”“何青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他的革命精神和工作能力，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每天他拄着拐杖做动员工作，鼓励大家“思想不能动摇，剩下一人也要同敌人作斗争”，要坚信红军主力最后还会打回来。

    中央苏区沦陷后，留守人员分散突围。1935年2月11日，何叔衡同瞿秋白、邓子恢等从江西启程向闽西转移。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围歼中央苏区军民，在这一带借助复杂地形构筑了层层碉堡，设下了道道哨卡，布置大批部队和地方保安团日夜搜山“清剿”。经过几天的夜行昼伏，何叔衡等通过了敌人的重重封锁线，于24日凌晨到达福建省上杭县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然而，当地地主武装发现了他们的踪迹，报告给驻扎在水口镇的福建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团。敌人立即派兵前来“围剿”。

    何叔衡随大家奋力突围，但始终未能打开缺口。激战多日，部队已经筋疲力尽，就在队伍原地休整时敌人发现了他们的踪迹。眼看敌人向山顶涌来，何叔衡便要邓子恢向他开枪，邓子恢不肯，命令两个护卫队员架着何叔衡走。到了一个悬崖边，为了不拖累战友，也为了不当敌人的俘虏，何叔衡纵身一跃，跳下了山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