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王、犹一样，负责乌江江防的侯之担，在堵截红军上执行的基本政策，也是保存实力。当时，防守遵议的侯部“判断红军不会久留贵州，不如将部队分两路撤离遵义。一部分 撤到赤水、仁怀，保住地盘，同时也拱卫川南。一部分撤到绥阳、正安，俟红军走后，即可就近收复遵义。这样既可保全实力，又可能收复防地”。(33)对于素称天险的乌江，侯之担的部下根本不打算坚守。他们认为；“红军战斗力强”，“乌江又何能阻止得住”。(34)所以，从一月二日“乌江战斗以来，侯之担就采取不抵抗主义。每次战斗，只要枪声一响，总是不战而逃”。(35)侯部对防守乌江缺乏信心，也不愿在阻击红军过江中被消灭。

　　四分五裂的桐梓系军阀，部队由各将领分别掌握，行政由各驻军擅自委派。名为军长兼省主席的王家烈，实际上既不能号令全军，也不能号令全省。指挥不能统一，行动不能一致。在此情况下，黔军就无法对我中央红军组织有效的全面防御。其实，早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黔军“围剿”我二、六军团时，犹国材就曾说王家烈“通筹大计迄未布防，各军动作不齐，人心惶惶，此一盘散沙，不将同归于尽耶”。(36)

　　黔东南黎榕一带，如果犹国材的三团部队按时开到，则黔军在此地区的布防兵力几乎可增加一倍。如果王家烈把所属的十六个团全部用于对红军进行堵截，那就会使红军在黎平到乌江的行军路上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王、犹的矛盾，当红军占领黎平时，王部第一师师长何知重仍以五个团的兵力驻扎安顺防范犹国材，分散了王家烈三分之一的兵力。

　　王、犹两部兵力共二十四个团，在红军渡乌江之前，与我军接战的不足六个团。防守乌江的侯之担也仅以一半兵力配置前线。协助侯部守江的王家烈部万式炯第八团驻守箐口，听到枪声即按计划撤到思南。

　　黔军二十五军全部兵力为三十四个团，由于分属四派，黔东南的防御，乌江的防御，虽有分工而未能分工，虽有合作而未能合作。参加抵御红军的兵力合计十一个团，不到黔军总数的在一分之一。

　　黔军内部所以如此分崩离析，桐梓系集团所以如此盘散沙，其根源在于蒋介石对贵州军阀多年的分化瓦解蒋介石为搞垮不肯听命的桐梓系集团早在周西成当权时就开始了。

　　一九二九年春末，蒋介石在蒋、桂之战前致电周西成曰：“现中央决定讨桂，事在必行，望继斌(周西成号——引者)兄当机立断，通电表示赞助中央，铢稍犹豫，立盼电复。”(37)周西成被逼上梁山，以倔强的态度复蒋一电，率领黔军作为桂系的盟友展开了对滇军的战争，周西成在贵州北盘江作战，被拥蒋的滇军打败，周本人战死，反蒋最坚决的周西成已死，桐梓系群龙无首，这就给蒋介石进步秘诀解桐梓系以可乘之机。

　　继周西成而为桐梓系领袖毛光翔在政治上摇摆不定，被王家烈于一九三二年初赶走。王家烈上台后，表面上“拥护”中央，暗中却数次到广州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络，并领得“政委会”一笔特别助款，然而最不能使蒋介石容忍的是王家烈与两广军阀签定了秘密协议，协议规定：蒋介石如对粤、桂、黔三省中任何一省用兵，其他两省应以全力援助。因此，蒋介石支持犹国材反对王家烈，并收买何知重作为内应。

　　这次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使蒋介石得到一个攫取贵州政权的大好机会。薛岳所部“中央军”八个师以剿匪为名堂而皇之开进贵州。王家烈虽然觉察到蒋介石企图使地方势力和红军两败俱伤，实现“一石两鸟”的阴险目的，但是他既无力量也无理由阻止“中央军”入黔。于是，王家烈竟然想出一个坐山观虎斗来，希望借“中央车”与其他军阀部队之手歼灭红军，以维持自己在贵州的统治。因而，十二月中下旬。王家烈几乎天天拍电报要求湘军、桂军、中央军入黔“剿匪”。

　　—九三五年一月二日，王家烈与“中央军”将领吴奇伟在重安江会面，商讨军事行动。吴对王甜言蜜语，答应补给黔军枪枝弹药。王家烈非常得意，向全军通电说：“冬日烈与用侬(犹国材号——引者)知重等亲赴重安江，晤中央追剿军第二兵团副总指挥吴军长奇伟，会商剿匪之进攻及布防计划，结果圆满，……各项计划，均经面商停妥。平越、黄平、瓮安、余庆防务、均由中央军负责。本军则移至贵阳附近，并侧重清水江及开阳方面防务，堵匪西窜。”(38)一月三日，王家烈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又强调黔军“扼守平越至开阳沿清水河之线，掩护贵阳”，“若贵阳已无顾虑，则烈立率部尾追协剿，用竟全功”。(39)他还要求蒋介石命令薛岳“由施黄向瓮、余追剿”。(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