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午里长征，是在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严重情况下进行的战略转移。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许多党史讲义、革命史教科书或回忆文章中，都讲长征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的“仓促转移”。长征到底是有准备、有计划的，还是毫无准备的仓促的退却？
　　
　　近年来，随着对红军长征史研究的深入，有同志提出疑问：八万之众的红军部队，携带大批印刷和枪械修造机器，进行有组织的、“大搬家式”的转移，没有一定的准备可能吗？这个问题逐步成为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引起了党史工作者和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的研究兴趣。他们千方百计查找资料，撰写回忆录，再现当年反围剿和中央红军活动情况的材料中，虽然还没有找到中央直接记载红军长征准备工作的计划、决定的原始材料，但间接记述长征前党和红军活动情况的材料，确也发现了不少。
　　
　　从现有材料出发，对红军长征准备问题的看法，大体有以下四种：
　　
　　一是认为长征是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准备的，不能说长征是毫无准备的“仓促的退却”：
　　
　　二是认为中央虽有转移的准备，但又想争取决战的胜利，行动上是既准备走，又准备打；
　　
　　三是认为确实作了某些转移的准备工作，但准备是不充分的，特别是思想、政治动员不充分：
　　
　　四是认为中央少数人（最高“三人团”）是有准备的。党和红军多数干部、战士毫无准备。
　　
　　实事求是的具体地分析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我认为，对红军长征的准备问题，不可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以历史材料为依据，作一些历史的、具体的考察和分析，特别要注意正确理解党的有关文件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从这个思想出发，对长征的准备问题，可以说三句话：一是有所准备；二是决断犹豫；三是出动仓猝。

　　一、关于有所准备
　　
　　就中央领导层来说，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战役以后，就曾考虑过中央红军主力退出苏区，并作了某些准备。下面这些材料可以略知这一酝酿、准备工作之端倪。
　　
　　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第十一条说：“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曾经这样的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1)（着重号系作者所加，以下同）《决议》的这段记述说明：第一，在共产国际来电之前（即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党中央已经向共产国际提出了“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而共产国际六月二十五的来电，显系同意红军采取灵活的策略，以“保存活的力量”；第二，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已经提出了红军主力退出苏区的问题，并“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这是迄今所见唯一的党中央文件上对长征准备的记载。遵义会议决议记载的上述史实还可以从当时“三人团”之一李德的回忆悄中得到佐证，他在“中国纪事”(2)中说：‘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一九三四年五至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线，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的抵抗。”“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他还说：“突围的准备工作从一九三四年五月开始，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五月底六月初，这个计划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形成决议”，“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了这个计划的梗概、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个计划”“一九三四年八月初，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重新研究了军事形势”，“大家一致认为，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八月至十月的新季度计划”，“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了八月计划，已经包含了常委会在九月底作出的关于突围的最后决议的所有主要内容”。李德的上述回忆，当时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同志认为是可信的，他曾对采访他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北伯里说：“尽管我同李德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但是，我同意李德的这一说法。”(3)伍修权同志认为长征前是作了准备的，他在《我的历程》一书中专门回忆了“长征准备”，说：“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他列举的准备工作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