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由于何键害怕我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会合，所以，当桂军从兴、全、灌撤军后，何键拒绝已集中零、黄的湘军主力南移接防，因而使湘江防线上的缺口延续了七天之久。然而促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与湘、桂军阀各自的利已打算有关，同时也与“中央军”不听何键的调遣有关。当陈济棠、白崇禧要求湘军填接兴、全防线时，薛岳部队已到零陵。何键命薛岳马上接替湘军的零、黄防线，以便湘军伸入兴、全地区。但薛岳以“远道驰来，辛劳特甚，请俟敬日(二十四日)全部集中零陵后 再行派遣”(18)为理由而加以拒绝。何键指挥不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但啬了湘系集团与蒋介石集团的隔阂，而且也更加坚定了湖南军阀保持自身安全的决心。

　　至于桂系军阀，对如何堵截红军，决定的方针是不硬打。但不硬打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防堵。因为红军来了，不仅仅是红军，也引来了蒋介石的这国际货币。不堵是不行的。然而防堵是会消耗实力的，消耗实力又是同蒋介石抗衡相矛盾的。所以，对桂系军阀来说，红军路经广西无论如何也是一场灾难。权衡利弊，桂系军阀最好的氛择，既要堵，把红军和蒋军都堵在省外，又要最大限度地保存实力。没有实力，没有地盘，军阀就不成其为军阀了。为达此目的，则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什么“命令”、“协议”皆可弃之于不顾。十一月中旬，白崇禧就在桂北活动频繁，加紧兵力调动，并与湘军协商，共同封锁湘江。这种调动和协商并非桂系军阀的权谋。

　　事实上，桂系此时与湘军联合的愿望比何键更为迫切要把红军堵在广西境外，仅靠广西的兵力是不够的，必须借助湖南部队的力量，但是，当白崇禧一旦发现让开兴、全使红军从桂北通过更有利于他时，便立即将夏威的十五军从桂北灌阳撤到恭城。蒋介石由于无法约束桂系的行动而招来了何键的抱怨和不满，并增加了指挥湘军的困难，妄图聚歼红军的计划又—次破灭了。

　　蒋介石不能阻止桂系撤兵。桂北的防线出现了缺口。薛岳不服从何健的调动。使湘系军阀不能迅速填补这一“真空地区”。这在军事上讲，对我中央红军冲破包围是难逢的良机。然而，当时中央的领导者，不仅坐失良机，又使湘江战役成了长征途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

　　湘江战役历时个八天，十一月十四日，主力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纵队到达广西边境；十一月二十六日军委纵队进入广西，十二月一日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激战主要发生在桂北的湘江两岸。

　　战役开始的情形正如聂荣臻同志所指出：“本来，当十一月十六日我五军团攻占临武，敌人弃守蓝山，我军继续向江华、水明方向开进时，白崇禧一度命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入广西。这时白崇禧部已撤走，湘敌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灌阳、湘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抢渡湘江的。但我们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时机。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才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江，这时的湘江就很难渡了”。(19)

　　当时桂军五个师一开始布防在北起黄沙河，经全州、兴安、灌阳，南至恭城的一条钳形线上。十一月二十二日白崇禧命他布防在全、兴、灌的三个师退守龙虎关和恭城、贺县一带，兴安只留下黄镇国师一部。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凌晨。“全州以上，无兵守河”。(20)十一月三十日何键又电称：“我刘建绪部遵令赶至全县，侦知他州碉堡无一守兵，兴安有桂军一团闭城固守”。(21)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杨成武团)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赶到界首，因为界首无敌防守，守敌已退至光华铺，所留几名民团迹逃之夭夭，故未经战斗即占领了这一全、兴交界处的重要渡口。

　　由于红一、三军团同时在两翼强占要点，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红军已控制了界首以北六十余华里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有四、五处浅滩可以涉渡。军委纵队也已在二十七日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不到八十公里，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就可到达，仍可能以较小的损失渡过湘江。但却再次丧失良机，部队按常规行军，每天平均只走一、二十公里，足足走了四、五天，才到达湘江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