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纵队从永安关进入灌阳的桂岩，一天之内只走了八公里；二十七日，从桂岩到文市，行程仅六公里；二十八日，从文市到石塘，走了二十六公里；二十九日，从石塘到界首，走了三十二公里。

　　整整四天，中央军委纵队在湘江以东只行走了七十二公里，平均每天十八公里。这种行军速度，给了敌人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时机，使我军有利的态势丧失殆尽。湘敌从黄沙河一带南下，先我占领全州，并南进向我扑来。十一月二十九日，刘建绪“识破了白崇禧的目的是想要让红军入湘，他就急了。即以其四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出动，向我二师脚山铺阵地进攻”。(22)这时，自十一月二十六日起我佯功龙虎关的红军部队，向北撤去白崇禧见恭城、富川的威胁已解除，遂一面宣布红军“已沿湘桂边境，向北窜走，富贺边境，干戈已告平靖”。(23)一面指挥夏威率第十五军的两个师和第七军的一个师，以三师之众向我左翼进攻。使前线红军战士为了掩护后续部队过江付出惨痛的代价。

　　蒋、桂的矛盾和红军对桂系军阀造成的威慑决定了桂军必从桂北撤防。因为桂军的这次防堵除了是一次军事行动外，还含有复杂的政治内容。如果桂军不后撤，不加强恭城一带的防务，红军、蒋军无论谁由此进入广西腹地，桂系军阀都会有老巢丧失的危险。红军对龙虎关的佯攻是必要的。桂军从全、兴、灌一带撤防，红军已达到了佯攻的目的。总是在于我军没有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良机，部队没能迅速跟上，尤其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速度，影响了全军的转移。为保证军委纵队安全渡江，一军团的一师、二师在全州脚山为阴击湘敌血战两昼夜；三军团、五军团与向我侧击的桂军在灌阳的文市、新圩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据香港《循环日报》载：文市战斗之激烈程度，“为赤匪抵桂北以来所创举”；新圩“连日战事，异常剧烈，比之文市之役尤甚”。(24)

　　然而桂系军阀的撤兵对红军的突围终究是有意义的。如果桂军不从兴、全、灌一线撤走，如果桂军撤走后，薛岳能够及时接替刘建绪部在零陵至黄沙河的防线，使刘部迅速南下，填补桂军所遗防地，那样，湘江战役对红军造成的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十二月一日，除红三十四师外，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湘江。三日到六日，越过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十三日，中央红烟全部离开了桂北，进入了湘西南，走上新的征程。

　　二、蒋介石与贵州军阀的矛盾同红军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所经的十一个省中，贵州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省。长征途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大都是在贵州发生的。如黎平会议、突破乌江 、四渡赤水以及以地我党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遵义会议等等。贵州也是地方军阀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的一省。国民党“中央军”和贵州军阀的矛盾，川、桂、湘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地方军阀相互之间的矛盾，造成红军争取战略主动的有利条件。可以说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转战活动，是我党和中央红军在长征中转危为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关键时期。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向贵州进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之后，红军在贵州行军迅速，一月二日至三日，一、三、五、九军团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天险，七日，二师六团智取遵义，陈云同志说：“此时红军士气极高、服装整洁，在湖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25)从黎平到遵义的行军“是在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个地区没有防御工事”。红军“可以加快自己的行军速度，而且又有足够的伪装对付频繁的空袭”。(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