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军撤防后在兴、全造成的缺口，虽在广西境内，但是负有歼灭红军于湘、漓水东岸“重大使命”的何键也有责任弥补。正当何键又急又恼的时候，接到蒋介石让湘军向南推进，接替桂军原来防线的命令。如执行此令，势必削弱湘军在零陵至黄沙河封锁线上的力量。这是何键最不情愿的。如不执行此令，又怕失去蒋介石的信任，受到指责。为此，何键大伤脑筋，但最后，伺键终于把维护湘系集团对湖南统治的利益看得更高，而宁可但“抗命”之嫌。当十一月二十三日，何键接到蒋介石的南进电令时，实际情况并不象何键在回电中所言。湘军向南推进是“兵力时机两不许可”。事实上，黄沙河的湘军在时间、兵力上完全有可能南下。黄沙河距全州仅二十五公里，距兴安界首也不过八十多公里。如湘军立即行动，十一月二十四日就可接替这段防务。只是因为桂系军阀出于自身的利害关系，放弃全、兴、灌防务，而湘系军阀也出了维护本身安全的考虑，没有迅速填补这个缺口。这就使桂北的湘江线上比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七天之内，无人防守。如我中央红军能在此时越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损失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由于当时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红军错过了这一有利时机。

　　何键在二十三日发出给蒋介石的漾电后，感到有必要继续制造舆论。二十六日，何键致电陈济棠：“现匪已抵文市，而全、兴间之桂军，于昨呈奉委座，准其东移，而令敝部南延接防。当匪已逼近，忽予变更计划，洞开门户，敝部纵有飞技，亦已无及。国事不可为，付之一叹”(11)何健以这种惋惜口气。强调客观原因，替湘军开脱，把责任都推到蒋介石允许桂系撤离上。蒋介石对桂系撤兵，无可奈何。何键的埋怨、推卸责任的电文，也不无道理，眼看聚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由于湘桂双方各门的打算而遭到破坏。二十八日，蒋介石发出一个各打五十大板的电文，含糊其词，对湘桂皆有指斥。电云：“据恢先感戌参机电，匪先头己于宥感两日，在勾牌山及山头与上米头一带渡河，迭电固守河流阻匪西窜，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部有何处置。仍谓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为浩叹。”(12)所谓“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足指责桂系军阀弃守全州；“不知所待何机”是斥责何键追堵不力。然而蒋介石的这一电文却引来了桂系的猛烈还击。十二月一日，白崇禧发出一封非常强硬、泼辣的电报，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试摘引如下：

　　“特急：顷奉委座俭亥电，拜诵再三，惭悚交集。菲盘踞赣闽于兹七戴，东南西北四路围剿兵力达百余万。此次任匪从容脱围已为惋惜。适其进入湖南，盘踞宜章，我追剿各军，坐令优游停止达十余日不加痛剿，尤引为失策。”“委座电责各节，读之不胜惶恐骇异。无论职军在历史立场上已与共匪誓不并存，此次入桂以来所经五日苦战，又何尝非职军之独立担负。不畏螳螂挡车之识，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於全兴之线，因守兵单薄，被菲众击破则诚有之，谓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万之众尚被菲突破重围，如职军寡少兵力，何能阻匪不渡湘江。职军之历史士气，职历来作战指挥，向抱宁为强敌粉碎之志，决无畏敌苟存之心。淞沪清党、频年剿共，事实俱在，可能复按。”“究歆可军与菲激战，战斗经过几日，共菲死伤几何，又何军瞻望不前，何军迟迟不进？”(13)

　　这一电文是蒋桂矛盾、湘桂矛盾的一次大暴露。白崇禧抨击蒋介石剿匪无能，标榜新桂系反共坚决，回溯历史，滔滔不绝，把对蒋介石多年的积怨倾腹吐出，具体到封锁湘江的失败，白崇禧拒绝承担丝毫责任，讽刺追剿军对红军“坐令优游停止达十余日”。认为追剿各军如果在湘南对红军能加以“痛剿”就根本不必封锁湘江。应负责的不是桂军。而是湘军和“中央军”“何军与菲激战，战斗经过几日”，是指桂军在文市、新圩对红军的侧击。“何军瞻望不前”，是指已进到道县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停滞迟缓，“何军迟迟不进”，是指黄沙河的湘军不迅速南下，白崇禧态度如此强硬，言词如此辛辣，是因为桂系此时虽然力量有限，但与蒋介石争霸的野心并没有泯灭。西南地方势力中敢于以这样的口气回击蒋介石的，也只有白崇禧。这是由于桂系军阀同蒋介石的特殊历史关系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