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这种拒红军于长江防线之 外的战略，早在一九三四年底就已决定。十二月下旬，刘湘到重庆广阳坝二十一军第六期军官教育团讲话时透露：以后对红军的两面作战要采取北守南攻的方针。即采取以攻为守的方式对付我中央红军。刘湘批评碉堡战太呆板，认为碉堡必须同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效用。刘湘说：过去在川北对红军作战太被动。对西进的江西红军一定要采取攻势，在红军未入川境之前就要把他堵住，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黔背后一系列战斗，证明了川军的凶恶，也证明潘文华这个“总指挥”在拦堵红军渡江时，确实执行了刘湘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的战略意图。川军五个旅开进黔北，是刘湘防御中的戟，也就是所谓碉堡战太呆板，必须同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作用的表现。但是，川敌刘湘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是有限的。刘湘与中央红军作战的根本目的，是阻止红军渡江。他虽然派出郭勋祺部作为机动部队进入黔北赤水、土城一带寻战，但仍然把封锁长江放在首位。一月二十一日，“总指挥”潘文华给所属阁部下达命令：“本军企图联合中友大军(60)于黔北乌江地带围歼朱毛残匪。但用兵之道宜慎。而剿匪虽在境外，后方险要关隘及大江北岸究应节节布置。”(61)可见，刘湘道德在保证后方安全、防线坚固，完成兵力配置的情况下，才使用机动部队的。

　　二月十日，红军全部集结云南威信时，潘文华为防止红军从宜宾的上游雷波，屏山之间渡江，批示陈万仞“速令刘旅由嵩坝向牛街推进。务在通盐津道上向右斜出，切实遮断，务使匪不能由盐津北窜雷屏为要”。(62)此时川军为堵我军过江，大军云集川南“大坝镇、古宋、高珙、建武、横江、叙永、古蔺及金沙江上游一线，屯驻兵力，达十旅以上”。(63)

　　以上情况表明，红军此时不但不能从宜、泸之间渡江，在雷、屏之间渡江也极其困难了，既然黔北战斗中川军刘湘部已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既然刘湘的目的在阻止我军渡江，而摆脱川军纠缠的有效办法就是放弃我军原定的计划，改寻其他入川途径。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及进作出决定，命令各部队东渡赤水，重返黔北，歼灭黔军王家烈部。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体指战员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央军委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阻拦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央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64)因此，我中央红军二渡赤水的意义，不仅在于出敌不意，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而且也在于同时避开了实力较强的川军刘湘部。这种大胆的运动，正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避实就虚，各个击破战略原则的运用和体现。我军利用敌人内部的不统一和黔军的弱点果断地发动了遵义战役。

　　遵义战役开始后，薛岳部“中央军”对黔军迟迟不援固然是我军将王家烈击败的重要原因，川军刘湘部未能及时增援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游弋于黔北的川军郭勋祺部保持机动的目的，是监视红军的去向，以便一旦发现红军试图渡江的迹象时，能迅速前往拦堵。至于黔军是否受创，并不是川系军阀所关心的。三月二日，我军已胜利结束遵义战役。此时川军郭勋权才本部“向桐拌正安推进”。(65)正家烈孤军作战，因而受到重创。不仅如此，刘湘对于进入四川“剿匪”的他省车阀部队也抱个欢迎的态度。例如，二月二十五日，孙渡率滇军入川时的狼狈处境，使他很觉愤然：“此次本不入川，因驻叙川军种种阻挠，遂致粮秣及滇币行使均感困难。”(66)刘湘阻拦红军，排斥其他军队，把贵州作为堵截红军的战场，都服务于他所统治地盘不受侵扰。当我军在二月二十五日，向黔敌展开进攻之时，川军“潘总指挥”置王家烈危境于不顾，担心红军“为中路默军所阻，重回西窜”，急令周虎成大队驻“江门不动”，魏楷部“坚筑工事，以资固守”。(67)三月十六日，潘文华又电令在遵义附近的郭勋祺部“取道坛厂，由石板滩等处入川境，与陈指挥联合，准备两进、屏蔽南六县为要”。(68)

　　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抱着“未尝不可以一拼”的想法，出动十四个旅以上五、六万人的兵力、严密封锁长江，使用机动部队配合碉堡防御的战术，对红军矢力抗拒，加之川军战斗力较强，我军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设想无法实现。然而当我军从川、滇边境再度回到贵州时，川军就不太积极了。尽管川军郭勋祺象恶狗一样一直跟踪着红军，但这种跟踪是有限度的。到三月十三日，潘文华便命令郭勋祺率部“攻下遵义后，即暂行停止，扼要待命”。(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