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返回贵州，在下面之敌只有黔军王家烈一部的情况下，果断地发动了遵义战役。十十五日拂晓，红一师第一团再占桐梓县城，从而拉开了遵义战役的战幕。三月一日，整个战役胜利结束。红军歼灭黔敌王家烈八个团，重创“中央军”薛岳部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获得长征以来首次大捷。

　　遵议战役的胜利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同时，蒋黔军阀之间的矛盾是我军获得这次战役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客观条件。

　　早在二月九日，王家烈就电称：“贵阳之中央军，大部仍未推进，只有一部驻守乌江口”，“此中剿匪计划，不啻隔岸观火”。(47)抱怨“中央军”对于红军绝无进攻的准备。红军一渡赤水后，薛岳所率的“中央军”不但不与黔北的王家烈保持密切联系，而且在红军二渡赤水、再返贵州之时对王家烈的求援迟迟不理。虽然在二月十八日，薛岳下令吴奇伟纵队从贵阳出发，增援遵义，但直到二月二十五日王家烈还电蒋，要求蒋介石“请总指挥薛飞令各师，兼程到遵增援”(48)的时候，增援遵义的吴奇伟纵队还没有过江。此时，驻扎于贵阳附近的“中央军”也迟迟不前。这就引起了粤桂军阀对蒋介石的攻击和四川军阀对蒋介石的不满。为了堵塞粤桂军阀及四川军阀之口，缓和一下矛盾，蒋介石不得不电令薛岳“务督各部向匪猛击”。电云：“接川中电称：匪向东回窜，土城被占，其故在中央军未照预定计划西进等语。现在二广(指粤桂军阀——引者)正借口中央军在黔逗留不进，以罪中央。如果匪东窜，而我军不克积极追堵，则彼等更可加罪中央。而且使川军对中央亦受不良影响，则事更难为。”(49)到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王家烈再次连电请求增援时，吴奇伟才率领部队渡过乌江。但此时遵义已被红军再度占领。薛岳本想在红军与黔军激战数日后收拾局面，不料吴奇伟部被我一、三军团包围，两个师几乎被全歼。蒋介石愤而称此战为“国军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薛岳本想借刀杀人，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遵义战役使王家烈的黔军主力八个团被歼，大伤元气。三月十一日，黄道彬(贵州省代主席)在给龙云电报中也不得不承认：“遵义一役，我以孤军六团，与匪激战五昼夜，弹尽援绝，乃至不守，状极惨烈。”(50)红军则由遵义战役的胜利，争取到短期的主动。

　　遵义战役后，王家烈自知在贵州的统治由于遵义大败已经动摇，三月五日。他以惴惴不安的心情致电蒋介石，试探蒋的态度。电云：“残匪回窜，黔当其冲，烈守长之任既疏，追剿之责未竣，责无旁贷，罪何可遣，，请钧座明令议处，以申法纪”(51)蒋介石懂得王家烈的用意，为了稳定黔军军心，蒋介石于三月十四日指示吴奇伟，要他对黔军犹国材、柏辉章、何知重各部“应特别注意抚慰之”(52)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又给王家烈发来一封电报，对遵义战役只字不提，反而说王“肫诚真挚，许国心长，至用嘉佩。尚盼益加努力，剿匪安民，刷新政治，以付厚望”(53)对王家烈大加安抚。

　　狡诈的蒋介石所谓“剿匪安民，刷新政治”，一方面暗示贵州的军权、政权仍将由王家烈来掌握，另一方面，因为“赤匪现在还没有消灭”，(54)还需拉拢利用王家烈对付黔北红军，继续为蒋效力。蒋介石此举，同时也是故作宽宏大度的姿态，给其他军阀看的。

　　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旬，当我中央红军从贵阳东南直趋云南时，蒋介石便开始卸磨杀驴了。第一步，蒋介石指使南京政府驻黔代表李仲公及专程来黔的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向王家烈施加压力，要王在军长和省主席中任选一职。王家烈表示原做军人，四月六日王家烈电蒋请辞省主席职。四月十六日，南京行政院发表准免王家烈辞职的决议，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政府主席。第二步，蒋介石在压迫王家烈交出政权后，又派晏道刚深入黔西王家烈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