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二月初，红军已渡过赤水进入川南。何键看到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的会合已惝有太大可能。且此时何键已由“追剿军”总司令改任“剿匪”第一路军总司令，他认为既无“追剿”之名，更不该有“追剿”之实了。遂决心退出“追剿”，以全力对付我湘西红军。二月七日，何键致电蒋介石，除申诉苦衷外，又反复阐述消灭湘西贺肖红军为湘军的燃眉之急。继续拒绝出兵“追剿”。电文所云：“职受钧座方面之寄，朱毛既须穷追，对贺肖又难坐观。而自惟所部，第一兵团虽有多师，但剿贺肖，则无力追朱毛；若追朱毛则无力围贺肖。双管齐下，势有不能。万因循两误，职固无所逃其罪，且于整个剿匪前途，不无影响。再三焦筹，惟有呈恳钩座，准职先以第一兵团全力，转移湘西。堵截肃清肖贺后，再行入川追剿，似此先后步骤，虽稍变通，而收效或较有望。”(79)

　　在何键的心目中。湘西红军与他祸福相依，利害所寄所以他把湘西红军视力心腹之患。因此，他不愿意在黔东北、乌江东岸封锁中央红军东返。更不愿意把湘军继续用在与己到贵州的红军作战上。何键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能消灭或逐出湘西红军，便能消除朱毛和贺肖两支红军在湖南会台的大患。何键的目的并未达到，所以在一九三五年四月八日，他给蒋介石的报告里抱怨说：“数月以来，军队一再往返奔驰于黔东北间，而迄未实行调回。因此贺肖两匪，遂得苟延残喘。”(80)明显地流露出对蒋介石的不满。

　　何键一直在蒋介石的反共事业中充任鹰犬，是一个非常反动的军阀，但他也一直与蒋介石存有矛盾。这种矛盾不仅表现于湘军在湖南、桂北对红军的堵截中，而且继续表现于贵州的“追剿”中。蒋、何在“追剿”上的冲突，并非先后步骤之争，而是中央军阀和地方军阀各自的利害冲突。

　　当时在贵州“围剿”红军的反革命军队，除桂、湘军阀的部队外，还有川军、慎军和“中央军”，如果从中央和地方这个角度讲，可分为“中央军”和西南军；如果从所属派系讲，则分属蒋系、桂系、湘系、滇系、黔系。再从这六派的组合情况看，则分为四股势力：桂、黔联合抗蒋，滇、蒋结为“盟友”，川、湘各成一股。如此派系复杂的军队汇集在一起，在指挥调动上便呈现出一片真正的混乱。

　　一九三五年二月，蒋介石对其反革命的军事部署作了新的调整：取消“追剿军”，任命何键为“剿匪第一路军”总司令。下辖湘军陶广、李云杰、李韫珩、李觉四个纵队。任命云南龙云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原为“追剿军”第二兵团的薛岳部“中央军”改隶第二路军，编为吴奇伟、周浑元第一、第二两个纵队；滇军孙渡部编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二十五军为第四纵队。这样，在第二路军中吴、周、孙、王各部就处于三重指挥之下：一是委员长蒋介石，二是总司令龙云，三是前敌总指挥薛岳。对于各纵队来说，蒋、龙、薛下达的命令都应该执行，但这些命令常常发生冲突，使纵队司令无所适从。三月七日，孙渡在呈龙云的电报里称：“日来所奉各电，意旨不一，遵办为难，以后应如何遵办，拟请预示，以免往返贻误。”(81)十四日，不胜其烦的孙渡又电薛岳，言：“职以各长官意旨，时有冲突，遵办为难。拟恳呈请介(蒋介石——引者)志(龙云字志舟——引者)两公，以后职部即由钧座(指薛岳——引者)就近直接指挥，较协机宜。”(82)

　　指挥的多层次并未使各军获得协调行动。事实上，二路军各纵队之间联系甚少，二月二十七日，正当王家烈与红军苦战难支的时候，孙渡电王询问：“贵部现在何地，及匪情有无变化。”(83)二月二十八日，孙渡电周浑元同样询问：“本军各纵队现在位置及匪情有无变化。”(84)三月一日，孙渡又电薛岳：“请示本路军一、二、四纵队现在位置，以便联络。”(85)这足以说明各纵队互不了解所在位置及所谓“匪情”和行动情况，根本无统一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