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与川军刘湘部发生大小战斗二十三次，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次，二月九次。三月七次。这些战斗除土城战役，叙永攻城战和二月十九日的战斗是红军主动进攻外。其余战斗都是川改攻我。很明显，一月下旬不到十天时间里。我军与川敌作战的次数超过了二三月之和。也就是说。中央红军放弃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后，川敌的进攻就减弱了。保卫重庆，防止红军北渡长江是刘湘的作战目的，“推到省外去打”是刘湘施展的以邻为壑的手段。手段的运用是不会超过目的本身的。因此，当我军在遵义大捷后，积极寻战进行三渡、四渡赤水的时候，川敌就以警戒的姿态代替了进攻。

　　刘湘同蒋介石的矛盾和斗争，虽然没有影响他守卫长江的决心，但毕竟限制他与红军作战的规模。刘湘的目的既然是阻止红军渡江，既然是防止蒋介石的零队乘机入川，既然是保卫川南六属，既然是维护重庆的安全，在红军不再准备从泸州上游渡江，而运动于赤水的东岸的时候，刘湘部对红军的威胁就大大减弱了。正是由于刘湘拦堵红车时作战规模的有限，使红军在整个四渡赤水期间较少地受到川军的攻扰，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四渡赤水”的胜利，不仅由于我军指挥的英明和作战的勇敢，也由于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矛盾，还由于地方辈阀之间的矛盾，由于他们各霸一方，又由于他们互不救援。从这个意义上讲，敌人内部的矛盾和由此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极好地“援助”了红军。

　　四、埃续于贵州的蒋桂矛盾、蒋何矛盾对红军长征的影响

　　蒋介石为了达到任川、黔、滇边境围歼红军的战略目的，纠合了川、黔、滇、桂、湘等省的军阀部队连同“中央军”薛岳所部，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其中川军十四个旅，滇军五个旅，黔军五个师，桂军两个师，“中央军”八个师、共计一百四十多个团。

　　西南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不同，亲疏程度和对蒋介石的态度也不同，但其共同点，都与蒋介石有矛盾。这种矛盾已在地方军阀堵截红军的战争中体现出来。问题在于，红军既已入黔，粤、桂军阀为汁么还要“请缨”?湘军为什么还要尾随跟入贵州？

　　第—，粤、湘、桂派兵入默是“送客”式堵截红军的延伸，也是在政治上与蒋介石争斗的继续。对于英勇西征的中央红军，湘、桂等省军阀虽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下堵截，但这种堵截又都是以“祸水他移”的利己主义作为原则的所谓“送客”。可是，如果他们在红军别离其境就漠不关心，不免显得过于露骨。各个军阀倘若在反共问题上表现得不积极，那对他们在蒋政权之下的存在和发暖是很不利的。经常以共产党红军的威胁恐吓地方军阀是蒋介石对付地方势力的—张王牌。而指责蒋介石“剿共无能’反“纵共”等，也常常是地方军阀喋喋不休的话题。

　　第二，各省军阀派兵入黔并没有背离维护本集团利益的根本目的。由于贵州地处西南六省的中心，无论贵州被红军“赤化”，还是政权被蒋介石夺取，其政治形势的变化都会对邻省产生直接影响。所以，湘、桂等省军阀出兵“援黔”，无非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

　　由地以上原因，蒋介石纠合西南各省军阀，对转战于川、黔、滇边的中央红军形成了包围之势，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个反革命包围并不严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粤、桂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向国民党中央“请缨”，要求准许粤、桂两省组织联军，“追剿”朱毛红军。多年来，蒋介石为动员地方军阀参加反革命围剿，常常不惜使用重金。现在粤、桂军阀“请缨”之电发出后，蒋介石的中央却迟迟不予答复。十二月二十七日，陈济棠鼓动“贵州旅粤同乡会”发出向粤、桂的求援电，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电云：“不意西南之援兵已备，中央之明令未颁……伏乞我总副司令，早兴又师，克日入黔。”(70)这是粤、桂军阀向蒋介石示意，若再不允许粤、桂部队入黔，他们就要自己行动了。但蒋介石对此仍无反应。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陈济棠才通电出师。大意说：“请缨”昨天已得到委员长的批准，特派张达率粤军四师、五师、六师由广州出发，会合广西部队，入黔“追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