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你要回到草原去”

    周秉建委员说，当年我下乡插队的地点是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嗄旗伊和高勒公社的新宝力格大队。牧民们待我们知青非常热情，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学习骑马、放牧、接羔、做饭、挤奶和做针线活儿等，还不厌其烦地教我们学习蒙古话和简单的文字。

    1970年12月，我在牧区插队两年半之后应征入伍，和许多青年人一样高高兴兴地走进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我所在的部队地处北京市郊区，有假期回家过元旦时，我兴奋地在电话里把入伍的这个喜讯告诉了西花厅。七妈听后让我过去当面汇报，我立刻敏感地想到：糟了！二老可能误以为我当了“后门兵”。

    进入西花厅时已是掌灯时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伯伯已经站在里院的门口等我了。

    伯伯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微笑着问我：“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去？”我愣了一下，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稍做镇定后，我木木地、下意识地、轻轻地回答了一个字“能”。

    过了一会儿，伯伯开始慢慢地开导我，他说：“你参军虽然合乎手续，但是在内蒙古这么多人里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儿也不能搞。你要回到草原去，回到贫下中牧身边，继续接受再教育。你应该让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子女到部队，把参军的机会让给他们，你在边疆也一样嘛。”

    最后，伯伯要求我在回部队后，要主动向部队领导提出自己重返草原接受再教育的申请。后来我才知道，伯伯一方面做我的思想工作，一方面还亲自找到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要求必须把我退回内蒙古，甚至差一点儿要为此下命令。

    就这样，1971年4月初，我重返草原的要求得到部队的批准。重返草原之前，伯伯见到我时，还在问：“想通了吗？同志。”七妈在旁边说，你听见了吗？你伯伯称你是同志哪！这时的我已经在思想上和情绪上都有了很大转变，痛快地回答“我想通了”。可是伯伯却没有放松对我的“敲打”，他特意从百忙之中安排出了时间，专门和我进行了谈话。伯伯十分明确地告诉我：“回去还是要住蒙古包，就和牧民在一起，这一点要百分之百做到。”同时他还叮嘱我：“你这次回去以后，对你的照顾可能要大，对你的歧视可能要小，要防止这一点。要坚持在基层，这次回去，可不要再上来哟。”

    我在返回草原的当天，就进入西乌珠穆沁旗吉林高勒公社阿拉坦图大队牧民阿匹林瓦的家中，成了他们家里的一个孩子。由于和牧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在他们的严格教育和热情帮助下，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很快地度过了语言关，骑术也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掌握并熟悉了牧业劳动方面更多的知识、方法与技能，装束习惯和思想感情都逐渐地牧民化了。在那里，吃的是牛羊肉，喝的是砖茶、牛奶、马奶酒，住的是蒙古包，烧的是干牛粪、羊粪砖，骑的是骏马和骆驼，牧养的是牛马骆驼和羊，从事打马鬃、接羔、挤奶、洗羊、打草、垒棚圈等活计……

    周秉建告诉笔者，为纪念伯伯的110周年诞辰，作为周总理的6位侄子侄女，她与哥哥、姐姐周秉德、周秉钧、周秉宜、周秉华、周秉和共同撰写了《亲情西花厅――我们心中的伯父伯母》一书。他们在书中通过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深情地回忆了他们在中南海西花厅与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在一起的难忘岁月，这些珍贵的文字和照片，深刻地反映了周恩来、邓颖超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