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因没有能赶上同老伴见最后一面，痛苦地大声悲泣。

    但是饱经沧桑、极富理智的她，旋即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含悲忍痛向中共中央请示处理周恩来后事。

    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北京医院的告别室进行的。对于这样一个举世仰慕的伟人竟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告别室进行，不少人都以为这是“四人帮”一伙的刁难，其实这正是邓颖超在履行老伴丧事从简的遗嘱。在周恩来的遗体前，邓颖超以“小超哀献”的名义，用圣洁的鲜花编织成花圈“悼念恩来战友”。守灵期间，她深深感受到人民怀念总理的悲痛心情。1月11日，她护送周恩来的灵车西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的路上，目睹十里长街十里泪、悼念总理泪纷飞的悲壮场景，再次感受到“人民总理人民爱”，“总理与人民心连心”的水乳交融的关系。深深理解老伴始终企盼祖国和平统一心愿的邓颖超，在周恩来追悼大会前，将亲人的骨灰盒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停放了一夜。追悼大会后的当晚她又在人民大会堂对身边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们讲话，在对医生和护理人员表示感谢的同时，高度评价周恩来的一生。她说：“一个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周恩来正是这样的人。他是二位人民的勤务员。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样一个崇高目标的。”  

    “恩来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做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他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联系，从不搞特殊化。他一生为党和人民虽然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功劳越大，越是虚怀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戒慎恐惧。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邓颖超希望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周恩来的遗志，努力做好各自的工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盛而奋斗!” 

    当晚，邓颖超冒着凛冽的寒风护送周恩来的骨灰到通县机场，托付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罗青长和郭玉峰两人及护卫周恩来到最后的张树迎、高振普两位卫士，乘坐一架安-2型飞机，将周恩来的骨灰撒到北京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渤海和山东黄河入海口等祖国的大地上和江河里。

    周恩来辞世三个月后，首都群众于清明节前后在天安门广场以排山倒海的力量，沉痛悼念周恩来，衷心拥护邓小平，愤怒声讨“四人帮”!周恩来辞世九个月后，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十年动乱宣告结束，人民群众像迎接第二次解放似的欢庆胜利!

    邓颖超晚年积极支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周恩来选集》、撰写《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l976年和l982年，她先后写了《继承遗志，永远向前》和《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追忆和赞扬周恩来的优秀品质。

    在她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二书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期间，处处事事以周恩来为榜样，坚定不移地抓党风建设，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努力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她在热情支持改革开放、强调要发扬实事求是的艰苦奋斗精神的同时，还代表中国人民访问缅甸、斯里兰卡、泰国、柬埔寨、日本、朝鲜、伊朗、法国等国和欧洲议会。访日期间，她专程参观周恩来当年学习和工作的地方，亲手为在日本岚山脚下韵周恩来纪念诗碑揭幕，不仅实现了周恩来樱花时节访问日本的愿望，也拓宽了周恩来生前曾经铺设的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之路。人们赞扬卓越的周恩来“有一位同样智慧和能干的夫人!”

    1978年7月1日，邓颖超致信党中央，提出要求中央批准其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的请求。l982年6月17日，她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后，重新抄写了上述致党中央的信，并结合当时的形势，增加了新的内容：“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生前就反对的。2．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