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来同志准时到达福建厅，和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亲切握手，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然后微笑着坐下，向各位问好并致歉说：“由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很忙，许久没和诸位聚谈，非常抱歉。今晚因为韩丁先生一家人又来到北京，并且明早就去晋东南体验生活，所以一并请大家来聚谈。”恩来同志先向大家介绍了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也说到国际形势。但我印象最深的是谈到中美关系，那时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已秘密出访，尼克松总统也决定访华，但双方尚未公布，恩来同志以提问的方式特别问韩丁：“如果有一天中美关系改善，美国总统来访问中国，你有什么看法呢？作为美国进步人士或工人阶级会如何反应呢？”韩丁是左派代表人物，立刻表示，一是美帝国主义头头不可能来中国，二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不赞成接受帝国主义头目来访问，中美两国是水火不容的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根本没有可能和平相处。他发言相当激昂，接着几位美国朋友虽然语调较温和，但大部分人认为中美关系很难改善，周恩来同志听了这些发言后作了讲话，主要从国际大形势说起，指出当时主要是大三角（中苏美）在国际形势中起作用，但可能会有新情况出现，并仔细分析美国朋友提供的情况及他们的看法。恩来同志这是在做非常细致的思想工作，唯恐形势发展了，这些美国朋友思想跟不上。座谈会开到凌晨四点才结束，周恩来同志还和美国朋友一同吃夜餐，其实已经是早餐了。在与韩丁握手告别时，他说，到了晋东南后，如果遇到任何困难，还可以随时通过陪同人员向他汇报，也可以随时回北京来见他。文革期间，对国际形势了解比较闭塞，恩来同志无论接待何国外宾，都要自己倾听，而且不断提问。他常对外交部的干部说：“我们不可以一直关着大门自己干革命。”

    大约在1971年4月，我参加了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的筹备小组，这是保密工作。小组人员集中住在钓鱼台国宾馆4号楼，平时由叶剑英同志领导日常工作。文革期间恩来同志极为繁忙，但隔一二天都要到钓鱼台来了解情况，但都在午夜十二点以后，一来就开会听汇报并听意见，他很体谅叶帅年高，一般就不让叶帅参加了。让我记忆特深的是，要每个到会的人汇报工作并发表意见，会上，恩来同志的左右两旁座位总由被他指定的两位“革命小将”就座，倘若他们两人不发言，恩来同志就会说，两位小将有什么意见请发言，有时两位小将不作发言而要去中南海请示汇报，会议就暂停。大家都在会议室等候，恩来同志每日都十分疲劳，这时候他的卫士长成元功请他在客房休息，但恩来同志总是躺不下来，而是半靠在沙发上稍做休息，常常等到清晨三四点小将才回来，会议又继续开，听取小将发言。我们都为恩来同志的身体担忧，但他却总是虚怀若谷，从不计较，使我们十分感动。

    另一件事也是我不能忘怀，在文革期间，青年红卫兵烧了当时的英国代办处，造成国际事端。随后我国为英国重修了代办处，在建成后英国代办举行招待会，请有关政府部门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出席。代表外交部出席的是当年的欧美司司长章文晋，恩来同志知道后特别对章文晋嘱咐，必须代表政府向英国代办先生祝贺并道歉，说明此事实非我国政府所希望发生的，但我们没有做好对年轻人的教育工作，也是我们的责任，希望不至于影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周恩来总理这一嘱咐是非常重要的，但章文晋却没有说。周总理知道后即把章文晋叫到面前训斥道：“你不用向我作任何客观情况的解释，你是不愿意说，怕丢了我国的面子是吗？你没说，只好我来说了，你立即告诉礼宾司说我要见英国代办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非常亲切地见了英国代办，向他道歉，英国代办当时既惊异又感动。这件事使章文晋常常自责，遗憾终生，也使外交部干部十分难忘并引以为戒，大家对恩来同志的精神更加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