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多年里，他召开会议都是以听为主，并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他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干部从来都是鼓励的，我想这就是一个领导人的民主作风吧！

    1941年，国民党政府右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欲消灭我新四军抗日部队，周恩来亲自找到何应钦，严重抗议并训斥国民党右派。两党联合抗战局面已濒于破裂，我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尤其是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同志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党中央曾多次发电报，召这些领导人返延安，但周恩来同志当时没有回去，因为众多民主党派左派人士及文化界著名人士仍在重庆并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我党必须对这些朋友负责，想办法让他们疏散到安全的地方。那段时间南方局各部门都非常紧张，南方局文委更是如此，记得我们经常通宵达旦地连夜开会。恩来同志命所有文委成员考虑方案，每个人根据平日联系人员的情况，提出具体疏散方案，到开会时集体讨论决定。最终在很短时间内，成功地把几百人疏散到各地，无一人受特务所害。对于当时在办事处南方局工作的几百名党员干部，则有组织部门根据不同情况拟出可行方案，分别返回根据地或留在重庆岗位。恩来同志则与所有同志包括民主进步文化界人士以及内部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分别谈话，既了解每个人的情况，又做思想工作。那时曾家岩50号时时处于突袭的危险中，所以我们轮流值夜班。记得有一天我正值夜班，清晨四点恩来同志出房门透气，看见我一人在值班，走进来坐在旁边，因为我已决定留守重庆，他问我怕不怕坐牢，留在重庆有没有顾虑，我很严肃地站起来向他报告，有党的支持我什么也不怕，非常愿意接受考验。恩来同志拍着我的肩微笑着说：“记住有党和军队作为我们最有力的后盾。”对我小小一兵都如此关怀备至地予以鼓励，所以我们留守的数十人，个个都更加坚强，毫不畏惧，准备接受考验。

    面对这样重大的突发事件，由于恩来同志对所有干部的了解、信任和他的民主作风，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繁重的任务而无一人被害。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文化圈工作，时常得到恩来同志的支持和帮助，除了文革中五年，没有中断。恩来同志有一信条就是“兼听则明”，由于他关注和领导文化工作，所以当文化界发生什么事情或矛盾，他除了听文化部官员汇报外，愿意听群众的意见，他也会把我叫到办公室询问情况。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知道他只听真话，错了不要紧，所以总是就我所知的直言不讳，使他了解更多情况。在文艺界工作多年，我常这样做，大家认为这是一条与领导人沟通的渠道，而从来没人会认为我向领导打小报告。

    1970年，我从湖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分配到新闻司工作。第一件具体任务就是接待美国作家韩丁先生。韩丁先生不是第一次来中国，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就到过西北解放区，并参加土改工作团，写了《土地》一书并已翻译成中文出版，这次来中国准备写《土地》续篇。他要求还要去当年参加土改地区的那个村庄，找到当年的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和当年被批斗过的地主富农。从1947年到1970年这么长时间，中国农村经历过多少事，要找到原来的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虽请他改变计划，他却毫不理会。没办法，我们只好打报告层层上报，最后到了周恩来总理处，恩来同志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说韩丁先生的要求也有合理之处，尽可能答应他，并当即指定我立即到晋东南去打前站，尽量解决一切问题。

    我只得听命立刻奔老解放区晋东南，经过多日奔波寻找，终于解决了问题。回到北京，恩来同志亲自听取汇报并作出决定，让韩丁全家到晋东南张庄调查并体验生活。随后恩来同志思考了一下，又决定在韩丁一家去山西前接见他们，并立刻请外事秘书准备。

    1971年夏天的一晚，周恩来同志召集开会，秘书告诉我，主要是在韩丁去晋东南之前和他见面并征求他的意见。那时正是文革中期，红卫兵之乱刚过去，还在搞大联合，恩来同志工作非常忙碌。这次见面定在夜里十一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我到达会场一看，已坐了两三排，有近20人，仔细一看都是美国朋友，我认识的有韩丁的妹妹和妹夫寒春、阳早，韩丁留在中国的子女卡玛和阳阳，还有柯棣华大夫、马德海大夫等。秘书告诉我，因为周总理有许多时间没见这些朋友了，趁这个机会一起见面谈谈。我即在后边坐下，韩丁的夫人是南美圭亚那人，为人非常朴实谦和，已生了两个小男孩，也一起到中国来，并一起去张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