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恩来同志一生经历了无数政治风浪，处理过许多复杂事件，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当我们党处于重大事件的历史关头时，他坚持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化险为夷，以必要的让步换取大局的重新稳定；当党内意见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时，他努力维护党的团结，求同存异，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避免党内出现分裂；当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导致全局性灾难时，他权衡轻重，相忍为党，置个人的毁誉得失于度外，利用手中还保持的权力，相继挽回损失。寓刚于柔，融韧于忍，柔在外，刚藏内，勇于所当勇，退于所当退，这正是恩来同志大智大勇的品质修养。

    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张国焘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企图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处在党和红军有可能发生分裂的危难之际，恩来同志与毛泽东等同志商量后，主动提出让出自己红军总政委一职，打消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的念头。决定作出后，恩来同志又多次找张国焘谈话，终于使张国焘接受了党中央的决定。这样，为党中央有效地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恩来同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经济建设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1956年，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等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然而这一正确的方针却受到一系列错误的批评。恩来、陈云、先念等同志精神的紧张和心情的沉痛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后来“大跃进”带来大倒退的历史事实证明，反冒进是正确的，批评反冒进是错误的，但是恩来同志却不急于争辩，主动承担责任，不断地作检讨，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紧张气氛。

    恩来同志曾多次讲过，他天性富于调和。在我看来，他所说的调和是个好字眼儿，绝不是那种无原则的“和稀泥”。在党内斗争中，有时就需要善于调解矛盾，精心维护团结。过去，由于“左”的思想干扰，一讲调和、折衷，似乎都带有贬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世间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也有非对抗性的。党内矛盾主要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大多表现为意见不同、认识分歧，对这样的问题，完全应当采取调解的方式来解决。恩来同志对待和处理党内矛盾，从不整人，不以势压人，而是因势利导，求同存异，必要时采取折衷方案，适当妥协，使矛盾得到化解，为维护党的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65年11月19日，在中央已决定调我到广东省委工作后，我去恩来同志办公室告别。这以前，得到毛泽东同志支持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在中央和地方引起了许多猜测和不安，不知道又要搞什么运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这种紧张气氛下，我曾激动地对恩来同志说：“照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可能将来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当时，他两眼一直盯着我，默默无语，然后才严肃地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看来，他当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今后要面对的将是一种怎样的艰难局面。我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来到了。

    恩来同志被动地卷入这场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后果的深重灾难之中。在那个大动乱的年代里，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巧妙周旋，躲过一次又一次明枪暗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系党和国家机器的继续运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人士。“文革”初期，恩来同志因势利导，力图把无政府思潮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九•一三”事件后，他抓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有利时机，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解放大批党内外干部，促成小平同志复出。他提出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的几项措施，避免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他协助毛主席一起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抱病前往长沙，同毛泽东同志商定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挫败了“四人帮”的阴谋。他告诫叶剑英同志：“要注意斗争方式，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他在四届人大会议上，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