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常委，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讲，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对毛泽东同志支持和维护，不是偶然的。1929年6月，红四军内部发生严重分歧，毛泽东同志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选举前敌委员会书记时落选。恩来同志于9月听取陈毅同志的详细汇报后，明确指示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并肯定地指出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这是在关键时刻对业已离开前委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同志极为有力的支持。

    1931年底，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和毛泽东同志在工作上有了直接接触。无论哪一方面的工作中，他都十分注意听取毛泽东同志的意见。1932年7月，他力举毛泽东同志出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10月上旬，当苏区中央局举行全体会议，批评毛泽东同志，并撤销其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时，恩来和朱德、王稼祥等同志是反对这一做法的。在随后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恩来、朱德等同志从实际出发，仍按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中国共产党人几经挫折和失败，经过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才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正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从一个主要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成为主导全党全军的领袖，是一个充满斗争和艰难曲折的过程。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逐步深入到全党，他在粉碎敌人“围剿”中表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为全军所接受；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像恩来同志这样一些党的负责人，在血的教训面前，以党的利益为重，胸怀宽广，服从真理，坚决拥护和信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以后，恩来同志一直作为毛泽东同志难以离开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在革命战争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那时，他还担任着人民解放军的代理总参谋长，毛泽东同志对战争问题有什么新的考虑，总是首先找他商议。有关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在毛泽东同志下定决心后，由恩来同志具体部署兵力，组织实施。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恩来同志是我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的最主要助手。”

    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主席，主持一切；恩来同志身为总理，是共和国的大管家。他们和党的其他核心领导成员一起，共同撑起了共和国的大厦。那时候，恩来同志的工作范围比民主革命时期要大得多，广得多。在中南海里，他是睡得最晚的领导人之一。西花厅的灯光，经常要亮到深夜、凌晨，真可谓日理万机、呕心沥血。我曾劝说他：“总理，你啥子都好，就是不会休息。”他却认真地回答说：“党和国家必须有个全面负责实际工作的人，我应该担起这个担子。这样好让主席、少奇同志安心坐下来，对党和国家的大事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在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内，周恩来与毛泽东相差不到5岁，他们属于同一代人。但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气质、性格和特点。毛泽东举重若轻，提纲挈领，大刀阔斧；周恩来举轻若重，处事周密，思虑精细。毛泽东质朴而豪爽，幽默而风趣；周恩来文雅而机敏，严谨而认真。他们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列宁曾经说过，领袖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中的成员都是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的优秀分子，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优长，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恩来同志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总是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并积极创造条件，注意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聪明才智，自己却从来不居功，不诿过，不争名利和地位。这是恩来同志留给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