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周恩来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中流砥柱。首先，他力争让毛泽东、王稼祥参加长征。原来博古、李德和项英都主张不带毛、王随军长征。周恩来找到博古、李德据理力争，毛、王才得随军出发。这是一件不世奇功。如果毛泽东被留在苏区，一个可能是苏区游击战争会出现新局面；而另一个可能是长征的中央红军命运将难以逆料。其次，他不仅是红军长征的具体组织者，而且在湘江战役中，当博古、李德无法指挥时，他挺身而出指挥红军渡过湘江，保存了红军的主要力量。三是在紧急关头，他主持黎平会议，坚决摒弃李德、博古北上湘西的错误主张，接受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实现了长征途中的伟大战略转变——“黎平转兵”，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第十，周恩来高风亮节、推位让贤，在遵义会议上力荐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不仅是遵义会议的具体组织者，而且在会上发言“全力支持毛泽东为我党我军的领袖”，提议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这一倡议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因此，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上又确定在军事上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继续长征过程中，周恩来处处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有意将军事领导权向毛泽东转移。l935年11月长征到达陕北后，政治局会议决定党内毛泽东“负责军事”；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负责组织局和后方的军事工作；同时成立军委后方办事处，周恩来兼主任。直罗镇战役后，周恩来离开前线到后方瓦窑堡，为稳定和巩固陕甘苏区保证前方的军事供给，又作出了新的贡献。从党内军事上的第一把手，到自愿回后方去做军事辅助工作，只有周恩来这样处处以革命大业为重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家才有这样能上能下、不计名位的胸怀和肚量。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在1927年至l935年这8年间，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周恩来，党中央工作最重、压力最大、最费心力的是周恩来。没有周恩来的卓越的组织才能、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没有周恩来那种“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宽阔胸怀，党内发生的那些矛盾就不能顺利克服，红军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就不会那么快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而在中央苏区，如果不是他千方百计保护毛泽东，不让“左”倾领导人将毛泽东完全压垮，如果不是他力争让毛泽东参加长征，那么将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召开，至少党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不可能在遵义会议上实现，党的历史怎样演绎下去就很难想象了。正是周恩来的高风亮节，才使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以顺利实现。当然，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但是，周恩来却是这一历史车轮前进的不可或缺的推动力。而这一切，长期以来都不为人们所确认，党的历史成了毛泽东的个人演义，这是对历史的不公正。为此，我原来确定的本书的大名是《功高日月——周恩来在1927年至l935年》。我认为这是合适的。因为我写的是这8年的党史，而不是全部党史。而这8年来，周恩来确确实实是党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这是用他的革命实践行动证明了的，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历史真实!

    这就是我写《周恩来在1927年至l935年》这本书的初衷。书中在对周恩来在这8年间为党和中国革命所建树的丰功伟绩的着力论述，一些观点和认识，都是我个人的研究心得。错误或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