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周恩来首次在国际论坛和党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了“乡村中心论”的思想。周恩来曾经正确地指出，“乡村中心”的思想是毛泽东1931年1月在给林彪的信中首先提出来的。但是，l930年3月周恩来  奉命去共产国际汇报工作，4月途经德国时，在德国中央机关报《红星报》上发表《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一文，则首次向国际共运论坛提出中国革命的“乡村中心论”。他这样指出：“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在一向奉“城市中心论”为经典的欧洲国际共运论坛上引起轰动。在9月举行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更向全党提出：“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亦即乡村，明确提出了“乡村中心论”。虽然比毛泽东要迟了几个月，但毛是在党内个人通信中提出的，周则是在国际论坛、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的，其影响和意义当然要大得多。

    第五，周恩来为将党的工作中心向农村转移作出了三项伟绩。一是提议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以统一个各苏区党的领导”，“代表中央领导苏区的一切工作”。而且苏区中央局是设在中央苏区，不设在上海。中央其他领导人(包括向忠发和王明等)都不愿意去。周恩来向政治局表示：自己愿意去苏区中央局工作，请求中央批准。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并指定他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二是坚持提议将毛泽东重新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因秋收起义攻长沙失败，毛泽东不听中央“再攻长沙城市”的指示，而率领部队辗转开上井冈山。为此，l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指责“中央代表”毛泽东“临阵脱逃”，开除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重新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且第一次将朱德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六届三中全会将两位一直坚持在红军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第一线的领导人选进中央委员会，不仅说明中央对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斗争的充分重视，而且对以后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战争的发展有着无法估量的重要作用。三是具体领导开辟了进入中央苏区和各个苏区的安全交通线。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鸿、吴德峰组成委员会，吴德峰为交通局长，担负建立通往苏区的交通线，以便向苏区输送党的干部和苏区急需的各种物资。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线是：从上海坐船到汕头，再乘轮船和小木船，经大埔上岸，越过国民党封锁线到永定，然后到上杭，即进入中央苏区的范围了。这条交通线是周恩来亲自指导开辟的，既隐秘又安全。不仅周恩来，稍后刘少奇、中共临时中央一班领导人以及那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都是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

    第六，周恩来领导党中央渡过万分艰险的难关。1931年4月先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是6月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亦被捕叛变。尤其是顾顺章叛变后，向国民党特务机关供述了党的大量机密，特别是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驻地，给党造成了极大危险。在这危急关头，周恩来临危不乱，在李克农等协助下，从容镇定地指导党中央机关人员撤退隐蔽，渡过了万分危险的一次难关，表现出了他应对突然事变的卓越才能。

    第七，周恩来坚决纠正了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l930年底和1931年中央苏区在赣南发生打“AB团”、闽西发生“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l931年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立即坚决纠正了这一错误，挽救了大批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的生命，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更大损失。中央苏区打“AB团”并酿成“富田事变”，是毛泽东领导的，后来他在党的七大和党的八大上都承担了这一责任，并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

    第八，周恩来和朱德一起领导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并在红军战史上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战”的战法，表现了他作为无产阶级军事家的伟大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