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在几个月里，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毛主席从汇报中察觉到一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写了一篇《论十大关系》。当时，我是带领工交各部门负责人向毛主席汇报的。周总理很关心这次汇报。他工作非常繁忙，不能来听取汇报，但他总是抽空从电话中，或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详细询问我们汇报的情况：“你们汇报时，主席有哪些指示？”这个时期，周总理还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提出建设工业应当做到“多、快、好”。一天深夜，总理带我一起去向毛主席汇报。汇报后，毛主席说：“多、快、好，提得好”，指示我并且组织工交各部门负责人立即去各地传达。以后讨论时，李富春同志又加了一个“省”字，向主席报告，主席说：“好，赞成。”后来，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多快好省”发展成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经济怎么才能恢复起来？当时，陈云同志主张，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要适当地退下来，要退到适合于我国财力物力的现状。总理也完全支持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且指出，要把当时吸收进城搞工业的过多的农民退回农村，加强农业战线。196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总理指示我们，要做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为的是休养生息，以利再战。从此，我们进入了从1961年到1963年的三年恢复时期，我们的国民经济按照八字方针进行调整，迅速地恢复起来。

   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八•一八”那天，我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周总理，他那时心情也很沉重，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一波啊，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多少年来，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1966年8月，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人，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案”，掀起了“揪叛徒”的黑风恶浪。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他们指使一伙人到处要揪斗我们这些人时，我正好跌伤了，我的秘书给我写了一个病假条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立即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实际上这是想要保护我。同年年底，西安又有人要揪斗刘澜涛同志，西北局请示周总理办公室，得到电话回答说：总理正起草回电，送毛主席看后即发。当晚得到总理回电：刘澜涛同志出狱一事，中央是知道的。当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就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同志被作为叛徒揪斗一事，电话请示周总理时，总理亲自作了同样明确的回答。周总理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是尊重历史的真实，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问题的。

   “文化大革命”中，当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党的老干部时，周总理却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予以保护。我在被“监护”期间，因长期受折磨，身体十分衰弱。这时，周总理指示，把我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使我得以逐渐恢复健康。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我也许早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了，哪里还能有今天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呢！可是，周总理却因积劳和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与我们永别了！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竟无法再见到他一面，这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憾事，也是最大的痛苦！

   五

   周恩来同志从来都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解放后一进城，有些部门要求盖楼堂馆所，周总理坚决不赞成。他曾经对我们讲，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华厅、西华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务院大楼。他在中南海的住房总是不让修。有一次，他出国去了，有人觉得他的住处厕所不太方便，就给改修了。他回国后，对这件事提出严厉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