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在我国的科技事业中，同样凝结着周恩来的辛勤劳动和卓越智慧，他是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伟大奠基人。

    我于1950年春从美国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亲身经历了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历程，并有幸在核工业技术领域接受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多次聆听他的教诲，目睹他的风范，使我深受教益，终生难忘。他在科学技术事业方面的不朽功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他的光辉思想和行为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关键作用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医治多年战争创伤的同时，还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敏锐地注意到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1963年1月，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指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此后周总理多次重申“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到1975年1月，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以无比顽强的意志，用激昂有力的声音，再一次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要求。他在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上的远见卓识，令老一辈科学家敬佩不已。没有周总理在科学技术事业上的这种高瞻远瞩，新中国前期的科学技术成就的取得，是不可设想的。

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制订并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亲自保护了一大批科学家，保证了我国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

    1956年1月，为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党对于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当前的根本问题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力量很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目前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党外知识分子的一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他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知识分子要给予信任和支持，使他们有职有权；要给高级知识分子配备助手，解决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问题；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历史问题；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注意方式方法，等等。

    周总理的这个报告，实事求是地评价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而又循循善诱地开导知识分子，使我深受教育。有的老科学家读过这个报告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使他们倍感亲切，深受鼓舞，从而大大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然而，事情常常会有反复。后来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扩大化以及“大跃进”运动中，批判所谓“白专道路”、“拔白旗”等，又大大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1962年2、3月间，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会议，周总理到会讲话。他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压在头上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负担这个问题，明确指出：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三座大山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从观望、中立逐渐靠近革命。真正成为反动统治阶级工具压迫人民的只是少数。“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中。”“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他还说：“现在大家肚里有气，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帮助不够，要把这个扣子解开。”讲话后他还不放心，又嘱托陈毅副总理再到会上讲话，这就是那篇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著名讲话。陈毅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对我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科学家们顿时欢欣鼓舞，反应强烈。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受到冲击，一些知名科学家和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甚至受迫害致死。周总理忧心如焚，他连夜给中国科学院、二机部、七机部等各有关单位的军管会负责人打电话，要他们开列出需要加以保护的科学家名单，并亲自一一交代和安排保护措施，使一大批科学家幸免于难。

亲自领导和主持制定了《1956一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全面推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周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响亮口号，并指示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等有关部门，抓紧制定《1956—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12年科学规划）。他对制定规划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指出：这个远景规划必须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规划确定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科学技术研究任务，既涵盖了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包括尖端技术、冶金、能源开发、长江黄河综合治理开发、几种主要疾病防治等等，又突出了国家急需的重点；这个规划指明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又勾画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蓝图，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前景。到六十年代前半期，规划中的许多目标提前实现，有的接近或达到当时世界的较好水平，为以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周总理在制定规划中的民主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使科学家们尤为钦佩。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有很多争论，周总理、聂老总他们一方面在大的规划原则上掌握方向，另一方面在具体项目上又放手让科学家们去讨论决定。关于规划的原则，当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是按任务来规划，还是按学科来规划。通过充分讨论，中央决定“按任务带学科”作为这次规划的基本原则。这项原则虽然得到多数科学家的赞同，但仍有一部分科学家，特别是搞基础理论研究的，还有不同意见。对于这少部分人的意见，周总理也十分重视，他细心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决定增加“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一章，作为重点任务的第12项，使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周总理的民主作风和善于集思广益的领导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