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织领导“两弹一星”的大规模科学技术攻坚中创造了成功经验，树立了光辉典范

    周总理是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决策者之一，同时又是这项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对尖端技术事业的领导是高瞻远瞩和深入具体的。从方针、政策和基本原则的提出，到各级专门机构的组建，专业人才的调配；从发展规划的提出和制定，重大项目的实施和攻关，到每次试验任务的具体组织和部署，都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和智慧，创造了许多成功经验，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概括起来，有以下6点：

    （1）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规模系统工程，必须在国家顶层确定或成立一个有权威的组织协调机构，统一审议、决定各种重大问题。“两弹一星”就是这样的“大科学”、“巨型工程”，技术复杂，综合性强，涉及的范围广、部门多。而各部门、各系统之间又需要紧密联系，协调行动，因而强有力的领导、指挥工作非常重要。1962年11月成立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就是这样的一个权力机构，它由总理、副总理和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周总理任主任。委员会下设有由司、局级干部组成的精干的办公室。钱学森同志曾经说，周总理、聂老总他们就是按照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大兵团作战的办法，把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组织起来，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

    （2）大力协同，联合攻关，是这项事业取得成功的又一条重要经验。1962年9月，二机部向中央报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和试验“两年规划”报告。10月底，罗瑞卿副总理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同意二机部提出的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安排，并成立中央专委。11月初毛泽东主席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在1964年10月我国首次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之前的近两年时间内，周总理主持召开了9次中央专委会议，讨论解决了100多个重大问题。随后，一直到70年代中期，在原子弹、氢弹、核潜艇、核电站和导弹、卫星事业发展中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讨论、协调落实，全国各地方、各有关部门也都本着“大力协同”的原则给予配合，不提困难，不讲条件，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3）处理好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也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引以自豪和骄傲的是，原子弹爆炸和卫星上天，主要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然而也必须说明，在“两弹”事业的起步阶段，我们曾经得到当时苏联政府和人民的援助。周总理要求我们既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也不能无限期的依赖苏联专家。毛主席也告诫我们：对于苏联的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所以，在“两弹”事业的初创时期，我们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并没有放松我们自己尖端事业的建设和尖端技术人才的培养，十分注意发展壮大自己独立的科学技术实力。因而，1959年6月苏联毁约停援时，我们能够迅速组织实现全面自力更生的大转变，使我国的“两弹”事业基本上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在处理好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问题上，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政治远见。

    （4）科研工作要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中央专委会成立后，在1962年12月初召开的第三次专委会会议上，由刘杰、钱三强同志汇报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两年规划”及进展情况，我作了补充。汇报完后，周总理作了重要讲话，概括起来是科研工作要遵循的这4个要点，共16个字，即“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后来成为指导“两弹一星”事业的一条重要原则。它虽然带有一定时代烙印，但也揭示了科学研究工作的特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当时的中国，虽然在政治上纠正了“大跃进运动”不从实际出发、不尊重客观规律、急躁冒进的错误，但在具体问题上人们仍怕犯右倾保守的错误，“左”的影响远没有消除。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总理说：实事求是，既是思想方法，又是指导原则。要认识客观规律，也不能怕失败。在科学实验中，有时必须经过失败，甚至多次反复，才能成功。要循序而进，想超越阶段跳过去是不行的。还要坚持不懈，做任何事，总靠突击是不行的，只能在有一定可能性时才能突击。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要戒骄戒躁。略有所成就骄傲起来固然不好，急躁也容易犯错误。

    遵照总理的这四点要求，在核科技领域，从1964年10月开始，我们在原子弹装置塔爆试验和飞机空投核航弹爆炸试验之后，又安排了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和氢弹原理塔爆试验，到1966年底，一步接着一步地实现了我国核武器的所谓“三级跳”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