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不行。我不会打仗，谈不上搞新军的经验。我只不过把新军中阎锡山的旧军官搞出去，换上我们的人，使这支军队成为一支抗日的新军。开始搞新军的时候，旧部队的师、旅、团、营、连、排，还听说过。我当了政委，连给各级政工人员定个什么名称，都搞不清楚。团，就叫政治部主任；连，就叫连指导员；排，就叫政治工作员；班，就叫政治战士；营呢？就叫大指导员吧！

   听到这里，周恩来同志笑了，连声说：“不错，不错，比八路军还多一点呢！”并且鼓励我说：“做政治工作，就是要掌握军队，不要让军队落到阎锡山手里。”

   我又向周恩来同志报告：“我们还提过一个口号，要做到三个‘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说完，我又加了一句：“不一定对。”

   周恩来同志仍然鼓励我说：“抓得不错，很好！”

   我觉得自己在山西搞新军，只不过做了一点工作，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可是，周恩来同志却很细致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并且给了很大的鼓励和亲切的教导。他对一个干部的关心和帮助，使我非常感动，终生难忘。

   三

   解放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同周恩来同志接触得多了，越来越感到他在工作中最善于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最善于体现毛泽东思想。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气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站得高，看得远，在关键时刻，能够提出方针性意见和具体措施，大胆而又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1949年进城后，我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在中财委做些具体工作，经常跟随陈云同志去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对财经工作非常关心。每个阶段，每个关键时刻，他都给我们指示，支持我们的意见。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三年恢复时期。因为经过长期战争，刚刚解放，物价十分混乱。当时，陈云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正确地提出稳定物价的方针和政策，得到周总理的大力支持。这一方针和政策，对三年恢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53年，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以后，在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下，分配我主持工业、交通和运输工作。这时，我仍然是在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从这一年开始，陈云同志抓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苏联援助我国的156项骨干工程。当时，陈云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要把156个项目一项一项地摸清楚，一项一项地向中央汇报，我也参加了这个汇报。当时，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都曾经提出，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是，苏联援建的项目，必须使之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也要实事求是，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办理，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把它搁置起来，以后再说，绝不要照抄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