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感到，总理有时候对毛主席的批评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毛主席事先也没有和总理谈，像“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等，总理开始也是一头雾水。我看到总理有时真无奈，真不知怎么做才好，怎么做才对。有一次总理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接待一位国家元首时，有些事情没有安排好，以后注意等等。32开的一页纸，就是几句话，说的完全是工作程序上的问题。毛主席在上面用红铅笔批示：这是技术问题，要注意政治。我觉察总理看了这个批示，也有点莫名其妙。

    总理的这种“苦”和“难”的处境，高层领导都能感觉得到，只是谁也不愿说，不便说，也不能说。总理当然更不会说，也无处说，再苦再难，他也只能忍着，只能一个人独自承受。在那左右为难、苦撑危局的日子里，不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根本无法想象总理在精神和身体上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政治上又冒着多么大的风险。相忍为党，相忍为国，这个“忍”字的含义是多重的，意蕴是深刻的。

    我曾经偶然看到了总理为排解内心苦闷、艰难情感的一个侧面。

    那是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之前。一天下午，总理正在休息，我到他办公室整理文件，无意中看到办公桌上一张32开的白纸上，总理用铅笔写的几句戏文：

    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

    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读着它，我眼睛禁不住湿润了。那时独自站在总理办公室里的心情，至今仍记忆犹新。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

    其实，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总理有多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唯命是从，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对“文革”推波助澜；二是公开与毛主席抗争，阻止、抵制“文革”的发生、发展和错误；三是随波趋势，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同流合污；四是消极怠工，少做工作，减少精神和身体的压力；五是退避三舍，养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这个国家带出浩劫……选择前五条中的任何一条路，都能够很好地“保”住他自己的身体、地位或名誉，但带来的却是更多人的厄运、党和国家更深重的灾难。几十年党内斗争锤炼和自我严格修养形成的崇高人格和坚强党性，使总理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在“文革”期间，他在“地狱”和“苦海”中“履薄冰”、“临深渊”，承受着无比的煎熬。为此，他历尽了艰辛，倾注了智慧，耗干了心力，也摧垮了身体。即使是在受到最不公正的抨击时，在毛主席连续批评，政治局会议严肃批判，“四人帮”疯狂围攻的艰难时刻，他也不逃避，不退缩，而是忍辱负重，坚持斗争。我同意有的人说的：“文革”中，多亏了有周总理站在毛主席身旁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忍辱负重”四个字是总理在“文革”中的真实写照。他把一切“苦”和“难”都吞下，屈和辱都抛开，他忍住内心深处血与泪的交织、愤与怒的奔流，用生命拉“车”，昂着头前行，就是挨着“鞭挞”，也一走到底，决不回头，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没有顾忌人们会不会理解自己，怎样理解自己；也没有去向人们解释自己，向历史表白自己；他只把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留在了人间……

    见中央文献出版社《难忘的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