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忧”，主要是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党的团结担忧，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担忧，也为保护老干部担忧。他既要保护没被打倒的同志不被打倒，不但要提醒他们如何“避险”，有时还亲自到现场坐镇保护；又要为已被打倒的同志寻找机会、创造条件，把他们“解放”出来工作。那时，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什么时候能结束心里也没底，对国家什么时候能消停下来也没法预测，工作不知怎么干才好。有时候也只好摇头，叹气而已。

    他的“愤”，表现在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中。他曾批评陈伯达无组织无纪律；他曾指责江青诬陷护士害她，是胡闹；他曾把批极左的材料愤愤地摔在地上；在林彪座机飞越我国边境，至死不回头后，他狠狠地扣下话机，说林彪是叛徒……

    就是在这种苦和难的情况下，身体的衰弱、精神的痛苦，在同时折磨着他。但他还是努力地工作着，顽强地支撑着。甚至在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的时候，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建议”和“希望”他们尽快对某个国家发生的事变提出应对方案。作为总理，这本来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但由于他处在被错误批判的情况下，他的权力暂时被剥夺了，可他又不忍心看着这些事不管。当时总理还得把给毛主席的报告和王洪文一起联名签署上报，就是这样，他仍然坚持不懈，决不放弃手中人民给予的权力。放弃工作、放弃权力，是“四人帮”巴不得的事情。

    当时的中联部部长耿飚曾经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的一个傍晚，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向总理谈起中联部运动的情况，认为有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江青在“一·二五”大会上点了他的名，他想辞职不干了。周总理听后说：“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几句话让耿飚豁然开朗。实际上，这也是总理自己心声的表露。

    作为国家的总理，政治局常委和“十大”后党的副主席，他所处的特殊位置，让他集党政军日常工作于一身。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对上必须服从，对几种力量必须平衡。在不同的时期，总理有时候只能在“屈就”中去抗争。为了不在斗争中“崩盘”，有时就得忍，在忍中去寻找时机。林彪叛逃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公开向总理发难。这中间，还有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康生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的狡诈和诡秘也很难防范。鉴于党和人民利益所系，斗争和大局的需要，总理不得不巧妙、策略地周旋，有时也还不得不痛苦、违心地选择。这才是总理说的“苦”和“难”。

    在“文革”中，总理既要注意多种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还要灵活策略地执行毛主席的想法和指示，又要尽力维持国家政务和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转，让老百姓能够吃饭穿衣，生产生活，真是费尽了心血，倾尽了智慧，有时真是左右为难。就是这样，还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受到“四人帮”的攻击和毛主席因误信“四人帮”的诬告而对他的批评。

    有人曾问过我，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有其他领导人，平时相互往来是不是很经常、很随意，像串门、走亲戚一样？我到总理身边工作后，感觉到毛主席与周总理之间的联系沟通，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方式：一是写信，书面来往，这是最主要的方式；二是通过联络员传话，这种情况也不少；三是总理同毛主席处通电话（或写信），事先预约；四是利用陪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机会报告请示一些事情；五是在毛主席召集会议或约见的时候。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讲，以往毛主席召开会议，总理都提前到一会儿，后来就逐渐变为政治局委员到齐后，总理在前面和大家一起进去了。这样，领导人之间就不像战争年代那样可以随时进行交流了。当然，这与进城后，工作环境、工作分工和工作方式、工作时间、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变化有关。加之，后来几年毛主席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总理见主席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随便了。1974年底，重病的总理坐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两人长谈到深夜，这是难得的，也是少有的。我们听说后，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两位老人家能这样促膝长谈太好了。当时，我们心里真的好象松了一口气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