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是一个主观不断趋近于客观实际的过程。聪明的人不固步自封，不囿于成见，而是自觉地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去适应客观实际及其发展变化，求得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周恩来正是这样，一旦他发现自己的认识背离了客观实际，便会及时调整自己的思维框架，服从实际，服从真理。他开始从事革命时，把眼光投向城市，信奉“城市中心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觉察到当时城市并不怎么青睐共产党，而广大落后的农村方是共产党最好的用武之地。特别是随着红军的壮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他看到了真正的革命潜力和希望之所在。1930年4月，周恩来作出了“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的论断，这一论断成为他由“城市中心论”转变为“农村中心论”的重要标志。

    为了达到目标，周恩来能够充分利用每个历史时期提供的机遇，灵活运用斗争策略，既结合又分别地采取合法的与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直进的与迂回的，集中的与分散的各种手段展开工作。他指出：“有人说共产党不择手段，我们反对这句话。只要不违背我们的原则，不违背我们的目的，只要采用的方法能够得到社会的同情，那么这种方法就可采用，这就不是不择手段。”

    周恩来深谙政治和军事斗争中“直”与“曲”的辩证法，也特别擅长于迂回进攻战术。l940年，他身边一位警卫员下连队当排长。行前，周恩来告诫他指挥作战要机动灵活。他打个比方说：敌人的机枪响了，上司命令你将敌人干掉，你眼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开阔地，一条是壕沟，你怎么办?警卫员回答：“壕沟!”周恩来满意地一笑：“对，虽然开阔地也许离敌人更近点，可你还是得迂回过去。”周恩来曾直言不讳地训示共产党人：蒋介石是想用各种迂回办法消灭中共，我们也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因为客观形势与主观条件的限制，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走些迂回的道路。在好些初出茅庐的共产党人看来，革命似乎要事事处处慷慨激昂，直来直去，对于这些革命的门外汉，周恩来启发道：真正的革命者并非要时刻臂缠红袖章，头顶上嵌着共产党三个字，这反倒使人讨厌，接近不了群众，影响不了友党。

    在外交领域，周恩来也惯常使用迂回进攻战术。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敌视和封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几乎想不出中国与它们改善关系的办法，但周恩来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通过持久的民间商贸文化往来突破国家关系的坚冰。他曾对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讲，经济和文化是外交工作的双翼，经贸对双方有好处，文艺体育交往易为人所接受。从经济和文化入手，日积月累，到了一定程度便可以促成政治关系的解冻。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便是以长期的民间外交为基础的。除了天生的灵活性，周恩来还有罕见的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他能从一大堆复杂的事务中迅速分辨出哪些是主要的，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而把无关紧要的东西撇置一边，即使是一团乱麻他也能迅速理出头绪，毛泽东讲起话来，常常是海阔天空，国内国外，滔滔不绝。讲过瘾了，说：“就这样吧!”究竟怎么样，别人未必明白，但周恩来全明白，余下的事就由他去办，而且办得主次分明。井井有条。所以毛泽东多次称赞周恩来是个“好管家”。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林彪、江青必欲打倒周恩来而后快时，毛泽东也说：“如果没有周恩来，那我们怎么治国呢?”

    周恩来谋略不仅有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广泛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方法论。他的政治谋略明显受到中国文化中“和为贵”、“执两用中、”韬光养晦等思想的影响；他的统战谋略极大弘扬了“智、仁、勇”三达德的精神；他的人生谋略则几乎集中了中国历史上所有进德修业，为人处世思想的精华，如以诚感人，以理服人；做事留有余地；攻恶毋太严，教善毋太高；不强人所难，不急于求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临事而惧，三思而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等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周恩来的智慧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发展的结晶。有位外国记者曾问周恩来：“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共产党员居多呢?还是中国人居多呢?”周恩来回答：“我更多的是中国人。”将周恩来与毛泽东谋略相比较是很有必要的，这种比较似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