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家庭的熏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任老师，对个体人格形成的影响极深。周恩来说：“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下面这些家庭因素对周恩来人格的熏陶和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第一，母教仁慈、笃学。周恩来的生母性格爽朗、精明果断，嗣母则性格温和、待人诚恳，因年轻守寡，终日不出门，专心教他读书识字，使他养成好学、好静、开朗、礼让的性格。第二，家境困苦、艰难。周恩来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家庭，到其父辈经济景况已很衰败，周恩来面对的更是靠借债和典当度日的破落凄凉境地。所以他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养成勤勉、节俭的良好习惯。第三，少小当家。周恩来是长子，从十几岁起“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生母热心助人，很有办事能力，精于调解家族纠纷，周恩来跟着母亲学到许多协调关系、排解纠纷的办事方法。幼年时的这些家庭因素，深刻地影响了周恩来的人格。

    二是社会的教化。家庭固然是社会的缩影，对人格的形成起着奠定基础的作用，然而，决定个体一定类型人格的，主要的还是社会教化的作用。社会教化是社会对其成员进行教育、塑造的内容、过程和模式。周恩来１２岁离家去东北，这是他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原因在于：大是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只有投身到社会中，认识、改造社会，接受社会的教化，才有助于形成健康的进而优秀的人格。

    社会对周恩来的教化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在教化的内容上，已不是家教所进行的知书达理、勤俭持家、排解纠纷，而是提出了如何拯救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任务。周恩来１９１０年到东北，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刚进行了一场日俄战争（１９０４—１９０５），他目睹了日俄在战场上留下的遗迹，听老人讲述沙俄军队血洗沈阳南郊魏家楼子村的惨状，学校的老师讲述时局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使他的人格境界提到了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的新的层次。五四运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周恩来积极参加这场爱国斗争，遭到天津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半年时间，他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萌发了革命的意识，从爱国进而走上革命。经过旅欧锻炼，他才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终于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确立了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奋斗的集体主义道德人格，成为职业革命家。第二，在教化的方式上，传统的封建家教和私塾给周恩来的是灌输式、背诵式的教育，而社会教化则是全方位的主体与社会的互动，社会给主体提出任务和要求，主体对社会课题进行自我思索、自我控制和自我教育。他接受教育的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以及天津南开学校，都是比较进步的新式学校，除了学习现代的新知识之外，还专门开设“修身”课，讲授国内外大事和作人做事之道，同时要求学生开展课外活动，学习办事和自控、自管能力。这种开放式、自主式的教化模式，使他中学毕业时得到“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的人格评价。这些优良的人格特质，周恩来走上革命道路后进一步在革命实践中锤炼，使其日臻完善和提高。

    三是实践的锻造。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联结主体与客体的“桥梁”。实践锻造人格，实践是人格内化的基本途径。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社会的革命实践，才能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产生深刻的认识，才能自觉地把这种要求内化为个体的人格素质。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改变了环境，他们才会不再是‘旧人’，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坚决地去改变这种环境。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成为社会的新基础”。周恩来投身革命斗争后，经历了波澜壮阔、丰富多采的长期的实践锻炼。在实践中，他不但增长了政治斗争经验，锻炼了政治人格，而且提高了智能人格，增强了解决复杂矛盾的能力，同时又身体力行地践行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纯化和升华了道德人格。

    四是修身和自省。唯物辩证法把事物的内部矛盾性看成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第二位原因。如果说家庭熏陶、社会教化、实践锻造是周恩来人格内化的社会基础或客观途径的话，那么修身自省就是周恩来人格内化的主观条件和根本的途径。强烈的自我意识使他非常重视修身自省的作用，多次说“中国古代的曾子尚且‘吾日三省吾身’，常常想想自己，何况我们”。通过修身自省以适合于人民的要求，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在人格上的自我改造和自我纯化，充分体现了他追求道德进步、人格高尚的强烈愿望和高度自觉的主观能动性，是他人格升华的内在动力。

    人格修养和自省的实质，是自觉地在头脑中进行两种不同的道德观、人格观的斗争，用正确的思想道德克服错误的思想道德。周恩来深谙修身自省的真谛，在专为自己订立的修养要则中，明确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的斗争”，“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无论在周恩来的实践中还是著作中，我们几乎可以时时处处看到他用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对照检查自己言行的记录，他严格进行自我解剖、自我批评，自觉进行思想斗争，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道德净化、人格升华。

    更为可贵的是，周恩来提出“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至理名言，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个人也是发展的”，“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修身自省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他终生重视自我改造和自我修养。他４５岁时订立了《我的修养要则》，到１９６３年仍然说：“我今年６５岁了，是不是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我不敢这样说。……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正是通过长期严格的修身自省和思想改造，经过家庭的熏陶、社会的教化、实践的锻炼等途径，周恩来把人民的要求、社会发展的要求内化成了自己的人格，深入到自己的血肉，攀登上人格境界的巅峰，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高德伟人、人格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