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不是专职的艺术家而是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革命家，他的审美人格首先在于创造美。创造美最重要的是推翻反动阶级的丑恶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美的社会。他说：“我们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搞得美好，使大家都能活下去，而且过得好。”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创建新中国的艰苦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创造美的能力，领导全国人民创造富裕、文明的美好生活。他指导设计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穹顶，给人以心旷神恰的美的体验；他担任“总导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体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成为既使人振奋上进，又得到多种艺术美享受的传世之作。这种创新精神和创造美的能力令人惊赞！

    周恩来的审美人格还在于欣赏美。他对美的欣赏和评价来自深刻地理解美和对美的洞察力。一是对于自然美和社会美，他欣赏自然美，１９１９年游览日本岚山和园山公园时写的优美诗句——“万绿中拥出一丛樱，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自然美，不假人工；不受人拘束”，“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就是最好的注脚。但是，他更钟情于欣赏社会美，欣赏和推崇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心灵、美好的人，认为艺术作品只有生动地表现人民的心灵美，才能发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改变社会风气、鼓舞人民斗志的作用。他对表现无产阶级心灵美的《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李双双》等文艺作品给予高度评价；称赞《雷锋日记》反映了公而忘私的思想，在题词中全面评价了雷锋的完美人格；表扬电影《五朵金花》表现了新美的生活、新美的人；用美文学的语言赞扬昆曲和粤剧等艺术形式是具有人民性的“江南兰花”、“南国红豆”，都体现了他对社会美的推崇、欣赏和评价。二是对于美的愉悦性和功利性，他认为二者是统一的，统一的形式是“寓教育于娱乐之中”。他说：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美一方面有功利性，要歌颂劳动光荣，要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反映人民的审美情感、审美理想；另一方面也要有愉悦性，用轻松活泼的美的艺术使人民在劳动之后得到娱乐和休息。愉悦性和功利性恰当结合的艺术作品，才能唤起美感，才有欣赏价值。他以歌曲为例说明美的愉悦性和功利性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好》是一首好歌，但是歌词太简单了”，而“《洪湖水，浪打浪》更受群众欢迎，因为它既有革命的内容，又抒情，质量较高。”他批评极左思潮破坏美的规律和艺术质量，勇敢地提出“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相结合”，“《游击队之歌》唱得太快了，没有意境，……没有革命的抒情就没有革命的激情。”

    周恩来的审美人格又在于保护美。“保护美”既是一个认识美、理解美的问题，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格问题、原则问题。当美好的事物和心灵美的人遭到邪恶势力否定、摧残的时候，他总是挺身而出保护美，这同样是他崇尚新美的审美人格的表现，而且更具有人格的力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资产阶级人性论”是一根扼杀文艺创作的棍子，抒写心灵美、人性美的文艺作品，往往被扣上这顶帽子而遭受批判。小说和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作者、导演，在创作中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避开“温情主义”嫌疑，但还是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周恩来却态度鲜明地给以肯定，说“这是一个好作品”，同时又指出了作品因怕戴“人性论”的帽子而存在的不足，“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有一出戏因为写了一位烈士在牺牲前对她的爱人说“我们要是有一个孩子该多好啊！”就被批评为写了英雄的动摇，他指出：“这是怪事”，“革命者是有人情的，是革命的人情”。他以革命烈士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刑场上宣布婚礼、互相亲吻为例指出：“正是因为他视死如归，所以他的爱情才是最纯真高尚的爱情。”对于心灵美的人，周恩来更是千方百计给予保护。时传祥是北京市的清洁工人、全国劳动模范，他勤奋工作，“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株连，被打成“粪霸”而遣送回山东老家。周恩来得知后说：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要求立即接回北京，给以治病。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冒着风险，千方百计保护干部和群众的事例，数不胜数。

    周恩来从来不认为天下有完人，多次说“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总有缺点，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但是，我们从上述他的人格特质的整体来看，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行为是判断人格的原则”来看，相对地来说，周恩来人格是无产阶级高尚完美的理想人格，周恩来是全国人民崇敬的完美的人，则是没有疑义的。

    周恩来理想人格的内化途径

    马克思提出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格的本质是人的社会特质的思想说明：优秀人格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和不断提高的内化过程，即自觉地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的利益、愿望转化为自身的意识、情感、道德、智能的过程，使之真正内化、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去，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成为个体的稳定的人格的过程。周恩来同样认为“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的先代是‘绍兴师爷’，什么‘少有大志’，那是鬼话。”周恩来人格的形成和升华，首先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社会教化和长期实践锻炼的结果，同时也是他严格修身自省的结果。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内化为周恩来高尚人格的主要途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