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赵博生

    1930年10月，冯玉祥西北军第2方面军的第5路军在山东济宁一带，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孙连仲为总指挥。26路军参谋长原为赵大朴，此人于1930年12月辞职，赵博生接任参谋长。

    第26路军下辖2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近4万人。据《国民党军事制度史》（刘凤翰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介绍：

    第25师孙连仲（后李松昆），第73旅董振堂、第74旅季振同、第75旅李松昆（孙连仲军投中央军）；

    第27师高树勋，第79旅池峰城、第80旅施积枢（未到任）、第81旅王恩布（孙连仲军投中央军）。

    此外，第26路军还辖有1个骑兵师，师长关树人，下辖：张华棠旅，祝常德旅。

    第26路军总指挥部的参谋有中校1人，少校2人，上尉4人，人手不多，还算精干。2000年5月20日，韩振纪子女看望韩振纪的老战友、同为宁都起义的参加者、1955年同时授予中将军衔的孙毅老将军时，老将军回忆：

    我和韩振纪都在西北军里待过，彼此相处六七年，参加革命以后，我们两人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在第26路军时，我任中校参谋，韩振纪任上尉参谋，后来是少校参谋。

    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中写道：

    几年来苦恼地到处奔走，抓事情困难，驻闲驻不起，回家受不了讽刺，一个青年处在这样的旧社会里，确实无出路，以此对旧社会高度不满。

    1931年初，第26路军被调到南京的浦口，又进行了整编。4月，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分4路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蒋介石任命孙连仲为江西清乡督办，命令该部的2个炮团和骑兵师等部留在江北，总指挥部直属队和两个师，约2.7万人开赴江西。

    5月，高树勋第27师首先出动进剿红军，该师第81旅在江西永丰县中村地区被红军歼灭，师部和前去增援的第79旅遭受重创，千余士兵被红军俘虏。韩振纪在其遗留的一个笔记本里记有此事，称“一触而溃，相向殊也”，说明红军战斗力强过高树勋的部队许多。

    那时，国民党宣传红军会将俘虏全部杀掉。被俘人员当中有个高邑籍姓暴的中尉，此人懂些中医，爱读书，不久前刚调到第79旅当书记官，老乡们都为他担心，感到其生还希望渺茫。没料到，不久被俘士兵就被红军释放了，姓暴的虽然是个军官，居然也毫发未损地回来了。这件事传开来，给第26路军官兵较大的震动。

    此战之后，孙连仲收缩兵力，畏缩不前。这时，有消息传来，蒋介石打算把第26路军的两个步兵师编成第17军，辖第25师和第27师，以第27师师长高树勋为军长，从而架空兼任第25师师长的孙连仲。这样，孙连仲对高树勋产生怀疑。

    部队中人心惶惶，都在猜想蒋介石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措施。韩振纪等人聚在参谋长赵博生处议论，赵博生的意思很明确：孙连仲不会任蒋为之。果然，在一次有众多军官参加的会议上，孙连仲发话，说要把第26路军编为两个纵队，分别由董振堂、李松昆任长官，高树勋余部也将编入，只委任高树勋以前敌总指挥一个空头衔。如此一来，高树勋就会成为光杆司令，但他很知趣，便逗留南昌，称病不归。这样一来，蒋介石只好暂时维持第26路军现状不变。

    7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指挥，共调集30万人，开始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全歼上官云相第47师的第2旅、师部特务营、第54师师部和两个旅大部，又乘胜在黄陂围住敌第8师毛炳文等部，歼敌4个团，尔后跳出敌人包围圈，回到兴国境内休整。

    蒋介石令第26路军进至赣南宁都。宁都县城东边有一条梅江，西边有座石鼓山，半边被红军包围，蒋嫡系朱绍良部又堵住北路，逼迫第26路军背水一战。据董振堂后来写的“第26路军举行暴动的计划”，当时，第26路军的兵力分布情况为“全部麇集宁都城，周围尽是赤色区域，米菜都买不到。”该军在这一座孤城里处于困境，官兵水土不服，瘟疫流行，蒋介石政府一连几个月不发军饷，部队生活极为困苦，厌战情绪泛滥，不少士兵开小差。

    那时，一些河北籍的下级官兵经常聚在一起发牢骚。一次，有个参谋要拉着韩振纪去打牌九，韩振纪好心地对他说：“牌我是不会打，我劝你也不要打，如果让长官发现了要处罚！”这个参谋苦着脸对韩振纪说：“仗这么个打法，咱们没几人能够活着回去，这种日子难熬啊！”不久，这个参谋就私自离开了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孙连仲却托病跑到上海享乐去了，好几位旅长、师长不在宁都城。上级命令经常不能传达到位，主要官长们常常联系不上，连个回文也没有，各部的中级军官也都无精打采，韩振纪感觉到这支部队快散了，几乎无法再打仗。

    孙连仲临走前，决定不再兼任第25师师长，遂提拔李松昆为第25师师长、代理总指挥，张芳昭升任第75旅旅长。很多军官瞧不起这个李松昆，认为他是个平庸之辈。季振同拒不参加李松昆的升官宴会，韩振纪和一些同事去季的住处谈古论今，还听到他讲了不少李松昆的笑话。

    这时，国民党内部汪精卫、胡汉民、孙科、唐生智等联合两广军阀反蒋。9月18日，又发生了日本入侵东北的重大事变。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搁置全面“围剿”红军的计划。

    此时，全国人民掀起抗日反蒋高潮。韩振纪和第26路军的同事们心急如焚，当中国的兵怎能不抗日？于是大家联名写信给总指挥部，提出赴前线打日本侵略军的要求。赵博生对韩振纪等说：“凡军官要求参战光复东北，我都转呈上面！”这些信呈上去之后，蒋介石非但不予理睬，还加以申斥，继续命令第26路军“剿共”。

    这时，李松昆名为代理总指挥，但管不了事，将领们不听他的指挥，因此，赵博生参谋长实际上掌握着全军。

    赵博生是河北沧县人，比韩振纪年长七八岁，个子高高的，很精神。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西北军参加北伐战争，是中国最早的特种兵作战专家。他富有才干，接受新思想，有强烈的革命意识。他为人正直，生活朴素，平时和士兵摸爬滚打，在第26路军中威信很高，有相当强的号召力。

    红5军团第一任政委肖劲光回忆：

    第26路军的起义，与伯坚的影响和具体工作是分不开的。季振同就曾对我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第26路军老一点的官兵，很多都认识刘伯坚。暴动以前，他积极做第26路军上层军官的工作，参与了起义的策动，并亲自把起义部队迎接过来。赵博生同志是起义的核心组织者。他原是第26路军参谋长，为了争取季振同起义，他从中做了很多工作。

    （《肖劲光回忆录》第97～98页、第10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韩振纪从在第26路军总指挥部开始，一直到以后的红13军、红14军，与赵博生相处时间最久，《韩振纪自传》中写道：

    宁都起义的胜利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伯坚同志在西北军中的影响很大，实际上代表党，核心组织、指挥者是博生同志。博生与党组织的联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大革命时期，他与伯坚等熟悉，与党发生联系，有老渠道，是中央苏区发展的特别党员。博生对我说过，在中原大战结束后，他和董振堂即有带部队投向共产党的准备，而且派人与党组织联系。部队到江西以后，他二人又派人，几经周折，终于联系妥了。苏区那边还派人到部队来过。博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争取了董振堂、季振同等。

    李青云（第26路军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在1932年《宁暴经过的报告》中讲：

    上海共产党中央1931年6月派王超、袁血卒、李肃来建立第26路军的党组织。此时正当三次战役开始，第26路军正是由宜黄开往东坡的时候。在宜黄介绍李青云、赵博生二同志入党。因部队行动并未成立支部，当即派李青云同志到上海报告26路军情形。8月李青云回来宁都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指示，成立干部支部、士兵支部和特别支部。

    （摘自《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第300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中央档案馆研究室根据档案原件整理。）

    1932年6月30日，董振堂所写的《宁都起义经过》中讲到有关党组织建立的过程，摘要如下：

    我与博生同志在山东济宁东北郊外开了个会（注：1929年），决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俟开到来江西加入红军，并以李青云同志到中央去，这一去空了未找到，回来队伍已到江西了（1930年1月底）。这时候，我们更找到刘振亚同志，同青云同志到河南，到南京才找到了向导，青云才同中央接上头。中央对我们说：你们由实际工作中表现。中央并派人来领导和训练，当时党决定在第26路［军］的工作和宣传大纲，并拟定了暴动的两个方法。

    （《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第291页）

    上述有些说法值得研究。例如关于赵博生是上海党中央领导下的第26路军地下党支部发展的党员，还是中央苏区发展的党员，韩振纪与李青云的回忆有所区别。董振堂的报告中所讲的内容，与韩振纪的回忆有共同之处，即赵博生与党发生联系自有一条线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