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中革军委选调红军学校

    1931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把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第3分校和红3军团随营学校合并，组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由中革军委直属领导，校址在瑞金。

    《肖劲光回忆录》（第93页）中写道：
    “周以栗负主要责任。我去以后，周以栗同志向我交代了工作，便调到临时中央政府去工作。”

    肖劲光任校长不久，12月发生了宁都起义，他即调任红5军团政委。邓萍任教育长不久，也调回红3军团任参谋长兼红5军军长。肖劲光调走后，何长工负责过短时期的学校工作，之后也调到红5军团。

    1932年1月，刘伯承担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委。1932年夏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军学校。1932年10月，叶剑英和刘伯承对调，刘伯承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担任了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同时兼任红都瑞金的卫戍司令员。此后，刘伯承、叶剑英又曾经交替接任校长。

    综合各种权威材料看来，周以栗（兼）、刘伯坚、刘畴西、欧阳钦先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刘畴西于1932年7月调任红21军军长，后任红10军团军团长，1935年8月在南昌与方志敏、王如痴一同英勇就义。邓萍调走后，由林野任训练部长，杨至成任校务部长，此后，杨至成还担任过红军总供给部部长等职。据孙毅将军回忆，当时训练部还有个副部长杜石公。这个人后来到抗战时期叛变到国民党那一边去了。

    《肖劲光回忆录》（第93页）中写道：
    “当时，学校已经有了一个架子，分3个大队，大队长分别是粟裕、彭绍辉和龙云。”

    据各种史料统一的说法，红军学校共办了6期。学制一般为每期三至五个月。其中，由红军部队送来的学员三个月毕业，由地方送来的学员和特种兵学员五个月毕业，根据教学内容和前线需求情况，具体时间有所变化。1931年11月，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1期开学，这期学员于1932年1月毕业；第2期于1932年2月初开学，5月至6月，各科先后毕业；1932年夏末，第3期开学，学校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红军学校第3期于1932年10月毕业；第4期于1932年10月下旬开学，1933年2月中旬毕业。

    关于各期学员人数，从第1期的四五百人，到第4期发展为2000多人。《中国军校发展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介绍：“到第6期学员比上期增长两倍。”红军学校为红军、地方武装和各级党政组织培训了11500名干部，其中许多人都成为人民军队的优秀高级指挥员。

    据当年曾在红军学校执教的孙毅将军回忆：“那时候的‘红校’训练部有军事教员70多人，政治教员30多人，文化教员十几人。教员的质量都不错，教得很好，作用很大！”

    韩振纪曾经对子女回忆：“当时，一批同志从5军团调出来。赵博生同志牺牲后，红13军建制撤销，中革军委派人去挑选‘红校’教员，与我谈话的那位负责人后来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姓名记不得，他说我是红军队伍里的大知识分子，上级决定让我到红军学校搞教育。我对他说：服从命令，红军里有很多大知识分子，但本人不是大知识分子。”

    《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中填写：
    1933年2月，瑞金红军学校，先后任教员、副营长(注：军事营)、营长(注：政治营)、副团长。

    先后从红5军团调去红军学校工作的还有原红13军政委何长工、红14军政治委员黄火青（1932年5～6月间）、原红15军军长陈伯钧（1932年10月），以及宁都起义的参加者边章五（师长）、卢寿椿（师长）、鲍德心（军参谋长）、赵志奇（师长）等人。

    当时，中革军委还从红5军团选调了一批连、排干部及战士到“红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红军各部队。

    韩振纪到红军学校后，参加了第4期教学的后期工作。这一期红军学校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全校学员有2100多名，已经设置了军事团、政治营、特科营、上级干部队（培养营、团指挥员）。其中，军事团辖3个步兵学员营，培养连、排干部，共1200名学员；政治营辖5个连，培养连队指导员，计500余名学员；特科营辖工兵、炮兵及重机关枪各1个连，计700名学员。另外，校部还成立了特务队。军事团、政治营和特科营成立的具体时间，各权威材料所述不同，总之到第4期时，红军学校的机构设置已经基本就绪了。

    红军学校的领导干部和教学人员不但有丰富的军政实践经验，还都有着较高的学历。叶剑英，云南讲武堂毕业，大革命时期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周以栗，曾担任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左权、陈赓、刘畴西、冯达飞、周士第、钟伟剑、宋时轮、林野、杨至成、郭天民、郭化若、谭希林(工兵教员)等人毕业于黄埔军校，邓萍、陈伯钧毕业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唐浚毕业于南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黄埔军校分校），左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刘畴西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何长工曾赴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欧阳钦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到苏联参加军事训练班；肖劲光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苏联红军学校、苏联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董必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黄火青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高级射击学校、第一步兵学校学习；朱瑞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苏联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伍修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庄田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吴亮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陈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王智涛在基辅红军军官学校和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张如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边章五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张经武毕业于建国军军官学校；韩振纪毕业于保定陆军讲武堂；孙毅毕业于河南陆军军士学校；苏进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教员中还有两位外籍同志：武亭是朝鲜人，东北讲武堂炮兵科毕业。洪水是越南人，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

    红军学校政治文化教员及从事文艺宣传工作方面的有危拱之(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李伯钊(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赵品三（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等同志；在红军学校任教员的还有刘少卿等毕业留校的同志。

    二、清流城外伏击战

    1933年2月初，“红校”第4期学员毕业前夕，刚到红军学校任教的韩振纪就参加了由叶剑英校长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野战军事演习。全校学员编成东、西两个师，主要课目是行军、宿营、进攻、防御，还有政治宣传工作等。

    在叶剑英指挥下，东、西两师从瑞金出发到达汀州，开始进行巷战演习，之后，部队分别进行城市防卫战、遭遇战演习。

    韩振纪带领的学员行军迅速，一直走在前边，作战攻击机智灵活，警戒毫不懈怠。经过9天时间，演习到12日结束，全体教员和学员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受到了锻炼。

    2月16日，韩振纪参加了由叶剑英校长主持的红军学校第4期学员毕业典礼，此后忙碌地进行学员离校前的动员工作。这时，有几位学员一起找到韩振纪谈心里话，他们说，师生彼此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确实向他学习到不少东西，希望在到战斗部队以后，大家彼此保持书信联系，继续得到指导帮助。这几位学员都是贫苦农民出身的红军干部，参加革命的时间都比韩振纪久，其中有一位早在北伐时期就已经是中共党员了，他们如此讲友谊，尊师重教，这在韩振纪的思想深处产生了不小的触动。

    2月22日，红军学校以团为单位，分别举行了庆祝苏联红军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2月23日，全校在大操场举行报告会，叶剑英作了极富感染力的演讲。他号召：“学习苏联红军国内战争的经验教训，准备创造100万铁的红军！”韩振纪和所有师生都受到了莫大的精神鼓舞。

    红军学校第5期于1933年3月1日开学。这一期，红军学校各单位分科进一步细化，例如上级干部队以下又分为政治班、军事班。

    由于韩振纪是宁都起义的骨干成员，原在红5军团整训之初，组织上就准备发展他入党。军政治部派人与他谈话：“韩振纪同志，你什么时候开始对革命有所认识的？”他简短回答：“大约从‘五四’运动时就有粗浅的认识。”那一次，他没有能够加入党组织，后来他才知道，是政治部觉得他对革命的深远意义认识还不够清楚。
在红军学校，韩振纪既是军事教育工作者，又不断被教育，经过革命队伍的熏陶和战斗锤炼，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33年春，由何军、黄火青、胡国杰三位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据《黄火青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931年11月下旬，黄火青到红军学校时，“名义上教育处长，实际上是全校的总支书记。”12月，他调到红5军团，1932年5～6月间又回红军学校，他先任总支书记兼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政治营成立后任该营政委。黄火青于1934年调红一方面军任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第二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胡国杰是四川人，工兵专家，曾任红军特科学校校长。何军此人未能考证到。

    军事﹝注：团﹞第1营由张经武任营长，张华任政治委员，韩振纪任副营长。军事﹝注：团﹞第2营由钟伟剑任营长，伍修权任政治委员，谭希林任副营长。苏进任政治营营长，武亭任特科营营长。上级干部队由培养团营两级指挥员改为专门培养营级指挥员，队长卢寿椿(后肖劲光)……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史》第1111页，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军事团，有的老同志回忆录中称之为步兵团，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军事团亦分为第1团、第2团。“红校”第5期、第6期军事1团团长均为钟伟剑，卢寿椿担任过军事第2团团长。

    据《陈伯钧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他在1932年10月由红15军军长调任瑞金工农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1933年1月19日调红5军团任参谋长。韩振纪任军事团第1营副营长不久，遂继陈伯钧之后担任政治营营长。红军学校政治营的教官和学员清一色是共产党员。营、连主官由教员兼任，政治指导员和班、排长由学校指定学员担任。学员主要是来自部队的连、排干部和少数地方党组织选送的人员，年龄大小不一，最大的30来岁，最小的仅十五六岁。学员的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有不少人根本没上过学。

    孙毅老将军曾对韩振纪的子女们激动地回忆：

    你爸爸在红军学校时期，学习和打仗都是出色的，两位老校长，刘伯承和叶剑英对他很重视，对他很好，先后任命他为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和军事团副团长等职。政治营边学习边打仗，战斗力很强。他有勇有谋，很顽强，仗仗得胜。我们在一起并肩参加过两次战斗。他走路很快，是有名的“飞毛腿”，他带的学员兵是红军中的急先锋，打起仗来穷追不舍，经常把白军追得像赶鸭子似的，叫苦不迭。

    当时，你爸爸和我还担负着繁重的授课任务，由于行军作战，没有时间备课，他就少睡觉甚至不睡觉，利用休息时间进行研究讨论，把课备好。他不怕吃苦，为此作出了许多牺牲。

    你爸爸这人的特点是善于学习，工作深入细致，经常下连队检查工作。他平易近人，深谙爱兵之道，在对学员严格施教的同时，对部下嘘寒问暖，注意照顾。他很注意做下属的思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