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爸人品很好，和我很对脾气，在政治营，我任连长，他是我的领导，但我管他叫老韩，一有时间，我就到他那里聊天，大家无拘无束，畅谈工作及各种想法，推心置腹，直至深夜。我很赞成韩振纪！
    （以上内容为2000年5月20日韩振纪子女看望孙毅老将军时的记录稿）

    1933年3月初，福建军阀卢兴邦、张贞部3个团进占闽西清流县城。这卢兴邦是土匪出身，被粤军“招安”后当了旅长、师长，所部被编为新编第2师。

    20日，中革军委决定由叶剑英兼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并以福建军区部队、红19军、瑞金模范团及红军学校第5期学员为骨干，在宁化禾口组建东南战线部队（又称东南作战军），下辖3个纵队，共有1万多人，由叶剑英任总指挥兼政委，欧阳钦任政治部主任。

    3月下旬，叶剑英率东南战线部队，分为3个梯队，在红军地方武装、游击支队的配合下，经长汀、连城，由南寨和北寨两个方向，同时向清流城内发起猛攻。经过一天战斗，红军突破了敌人两道封锁线。清流城墙高大，三面环水，背倚高山，易守难攻，红军又缺乏重型攻城武器，战斗渐入胶着状态。

    韩振纪率“红校”部分学员在第一梯队，奉命在清流城外参加设伏，叶剑英对他下达指示：“最大程度消灭敌人。”  

    这时，有一批敌人欲冲出城外，韩振纪派出1个加强排，40余人，最先抢占了有利地形。这个加强排中有五六人是经过挑选的优等射手，由一位姓杨的同志指挥，专打敌人指挥官及轻重机枪射手，当敌人进入射程后，就进行精准射击。 

    杨同志在北伐战争中曾在叶挺独立团当过班长，枪法很准，飞鸟、跑兔都打得中，他指挥优等射手消灭了不少敌人，大大挫伤了敌人锐气和战斗力。后来，这位姓杨的同志在红二方面军当团长，英勇作战牺牲。

    韩振纪预先指挥学员在路旁构筑茅草屋若干，作为伪装，屋内设置装满煤油的铁皮桶，旁边放有小型火药包。当敌大队人马冲近时，他命令学员用枪把铁桶打漏，燃烧的煤油流淌遍地，火药包随即被炸开，很快，大火把敌人围了起来。这时，上千人的第三梯队早已迂回至敌人两侧，正当敌人慌乱不堪之际，3个梯队的红军同时发起冲锋，手持大刀，英勇作战，敌人不得不退回清流城内。

    红军在叶剑英指挥下，稳扎稳打，战至黄昏有最新的情报传到，敌人大批援兵很快要杀来，叶剑英立即调整部署，撤出战斗。

    清流城外设伏，后来在《韩振纪自传》中被称为是一次“小战争”。这场战斗，虽然未能攻克清流县城，却也杀伤不少守敌。

    这次战斗中，红军缴获了新式的德国造轻机关枪，还有一部分捷克造的自动步枪。叶剑英命令部队将这些武器带回红军学校，作为教学用的实物。

    当有个别从战斗部队中来的教员不安心学校工作，教学质量不高时，叶剑英校长就在校务会上举例说：“韩振纪同志也是从战斗部队来的，他搞教学很扎实，而且肯下苦功夫学习，工作有声有色，别的同志也可以做到。”韩振纪受了表扬，就去找叶剑英校长检讨自己的思想深处也有不安心的情绪，想上前方作战。叶剑英听了之后就笑了，他说：“想打仗，这个难免，但首先要把教学工作搞好，说实话我还想上前线呢！”

    红军学校成立初期，使用的军事教科书主要是采用旧式军官学校的，还有德国、日本操典的一些东西。后来，叶剑英亲自主持，组织教员在短短的时间内翻译了苏联的《步兵战斗条令》，编写了《指挥艺术》等几十种新教材。叶剑英校长言传身教，一丝不苟，亲自教授《步兵战斗条令》。韩振纪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又有比较丰富的作战经验，因此被叶剑英挑选参加了部分军事教材的编写工作。

    韩振纪按照叶剑英校长的要求，没有完全照搬旧军队那一套，而是从实战出发来安排军事教学，努力把有益于红军建设的东西传授给学员们。教学中，他启发学员结合亲身经历的战斗经验及以往红军著名的典型战例，学习军事理论，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在叶剑英校长领导下，韩振纪参与红军学校的基础军事训练，从单兵战斗动作、操练、射击、看地形、筑工事、参谋作业，到分队侦察、警戒、大部队进攻战、遭遇战、防御战，都进行系统的教学。叶剑英校长领导韩振纪等教员们采用战斗实践、基础训练与战术理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使学员的水平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较快提高。

    几十年后，在一次会议上，叶帅遇见韩振纪说：“你们那个团每周都要进行一次夜间演习，搞训练很严格。”韩振纪也回忆说：“那时学习防空袭，组织学员挖防空洞，还有防毒气的训练演习，这些现在部队也在搞。”叶帅对身边的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说：“部队实战演习的经验，可以找些老同志总结一下。”

    在红军学校，韩振纪讲过一堂课，题目为《攻守作战中的侦察与联络》，这堂课下来，学员们都反映收获不小，也引起了叶校长的重视。这次讲课的提纲，现在只残存下来断断续续的一些文字，归纳起来内容如下：

    知己知彼是作战胜利的前提。敌情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在战前、战中及战后都应重视。侦察是知彼的重要手段之一，连排以至团应设侦察员、侦察队，作战兵团则应设侦察机构。侦察队于3个阶段不断派出，利用各种形式获得敌之部署情报。我军指挥员对敌军人数、武器、运输、官长历史及作战特点也应了解。对敌作战顾前不顾后，对敌来援情况不清楚，估计不足，导致战后被反扑、截围，属于盲战。败仗原因之一就是侦察不力。红军各部携电台数量不多，常有故障，由于部件缺乏，未能及时解决，所以联络仍要靠参谋或通信战士进行，少有物质信号方式。有的首长不重视联络，部队出去不知踪迹，上级难以完成指挥调遣，所以，为使战争统一指挥，可在作战兵团设通信联络科。

    韩振纪在上述文中所说兵团是指作战集群而言，一般为师以上作战单位。

    为了让学员了解作战工事结构的作用，及各种新型武器性能，增强学员们的学习兴趣，“红校”设有模型室。韩振纪发挥特长，和其他教员们一起制作了工事、兵器等模型，并绘制图解，这种直观的方法在教学实践中起了不小作用。

    “红校”实行官兵互教、互助、互学。每次课后，韩振纪都要深入各连队，和学员们一起进行讨论，交流学习心得，讨论战斗和演练的经验教训，接受学员们的意见。

    红军学校的政治课主要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介绍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历史、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三大任务、红军内部的官兵关系等。那时，叶剑英校长经常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项英、凯丰等领导同志来校讲课、作报告。朱德等还分别担任了《游击战术》等课程的教学。

    《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中写道：
    这一时期的工作情况：工作学习热情都高，对政治学习很注意，但工作方法是简单的。

    韩振纪一贯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抓好军事教育的同时又当学员，注意自身政治修养的提高，刻苦学习，主动接受革命理想和人生观的教育。他按时和学员们一起听政治课，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论述，学习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时在上海）等人写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三、军事教育正规化不是抵触人民战争

    韩振纪在“红校”总共工作过3期，他在第4期的时间没多久，到第6期还没结束，“红校”就改编了，他担任政治营营长及军事团副团长都是在第5期。

    当时“红校”是特殊的教育机构，红军的军长、师长可以到“红校”当教员、连长、营长。例如粟裕是红4军参谋长，曾调“红校”任学员连连长；葛耀山是红3军政治委员，调来“红校”任营政委；刘西平曾任红11军政治部主任，到“红校”任营政委。在苏区，军政教育工作十分受中央的重视，在工农红军序列中，红军学校的地位相当重要。韩振纪到“红校”之前就是师团级以上干部，到“红校”之后，从教员到副营长、营长、副团长，也就是不到半年时间，看似提拔了好几次，实际上却是原地未动。对共产党人来说，岗位变动乃责任所在，大家对职务高低尤为淡然，很少有人计较这些，韩振纪同样如此。

    据《叶剑英大事年表》：1933年5月30日，叶剑英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据孙毅和“红校”第6期学员罗洪标等老同志回忆，1933年6月，叶剑英和刘伯承再次对调，刘伯承接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刘伯承曾为川中名将，足智多谋，骁勇善战，后毕业于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是人民军队功勋卓著的军事家。刘伯承在红军学校系统地讲授战略战术，作军事报告，并结合红军作战的实例，组织编写、翻译了大量军事教材。

    刘伯承校长尊重教员的工作，曾下指示给予教员们尽可能的生活照顾。韩振纪对子女回忆：刘伯承校长对教员们也提出严格的要求，他常到课堂上听教员讲课，认真记录，到现场上去实地考察真实的训练水平，还经常抽时间约上教员们到学员宿舍里，一同交谈，研究改进教学。刘伯承校长这种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领导艺术，对韩振纪影响很大，使他受益匪浅。

    当时，红军学校的学员着装统一，每人都有一顶斗笠，背着“汉阳造”步枪。“红校”作息﹐像起床、早操、就餐、集合、点名、熄灯等﹐都严格按照连队管理士兵的规定执行。

    在红军学校，韩振纪一再强调正规化，要求学员一定要号令统一，决不允许各行其是。他要求部下所有教员和学员的都必须重视军容风纪，不允许稀松散漫。

    一次，韩振纪亲自带领学员上操场进行队列基础动作训练，他声音洪亮地喊了一声：“立正！”学员们“唰”地一下站好，各连连长都身子笔直地站在队列的前面。韩振纪先用目光扫了一遍，然后点名让一名学员出列。韩振纪指着他对大家说：“你们都看看，这像个军人的样子吗？”原来，这个学员的腿有些打弯儿，大家一看就发出了笑声。韩振纪大声说：“不要笑，作为军人，要求有最基本的姿态，必须严格按照要领去做！”说着，他先是做了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势，然后又正步向前，给学员们示范。那个学员立即自动纠正了姿势，韩振纪很高兴，当众表扬道：“这位同志做得很好，希望大家向他学习，入列！”

    韩振纪言传身教的训练方式让学员们都很服气。多年以后，那位学员担任了大军区一级的领导职务，一次到家里去看望韩振纪，在交谈中，他笑着说：“当年，你把我叫出队列单站着，还真有些不好意思呢！”韩振纪见这位将军仪容威武，心里也十分感慨。

    韩振纪非常赞成刘伯承校长提倡的红军军语规范措施，例如把军官称指挥员，士兵称战斗员，传令兵称通信员，伙夫称炊事员，马夫称饲养员等等。他不但自己带头称呼，而且认真纠正别人不正确的称呼。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新的军语在“红校”渐成风气，还把这种好风气带到了红军各部队。

    红军学校有位革命资历较深的同志，思考问题总是有些框框。有一次，韩振纪在讲课时使用了一句古兵书中的话：“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此人听得不顺耳，就想开会整人，刘伯承校长知道以后及时制止，还说：“国家兴亡在于人心，‘红校’育人何错？”对韩振纪再三强调的正规，此人较反感，指责他有军阀主义残余，抵触人民战争。韩振纪说：“军阀的部队里瞎胡闹的事多了，他们是啥‘正规化’？打胜仗的军队都应当军纪严明，人民军队更应如此。”刘伯承和叶剑英两位校长都认为正规化和人民战争不矛盾，红军有正规军和地方武装，正规军照样进行游击战，红军要发展壮大，就要有自己训练有素的正规军。

    面临敌人重重封锁，苏区物资供应匮乏，为减轻人民负担，红军学校办起了军人合作社、养猪场、碾坊、菜园子，以改善生活。

    黄火青回忆：“在前方各部队的支援下，红军学校每人每天1斤2两米、1斤菜，油盐各3钱。”当时，学校有经委会，专门负责民主理财，连队每个月结一次账，而且账目公开，有时每人可以分到一些伙食尾子，大约在1元钱左右。韩振纪常常把剩余的钱送给从连队来的新学员，让他们用来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因此，韩振纪经常囊中空空，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者。

    红军学校设有文化课，学员们学习识字，学唱《国际歌》、《当兵就要当红军歌》等。红军学校还办了军人书社，供大家学习阅览。红军学校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十分丰富。俱乐部和连队都设有“列宁室”，举办墙报、球赛、演讲会等各种活动。学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小组。红军学校组织了文工团，新中国成立后主演《赵一曼》的电影演员石联星就是其中一员，这些文艺骨干在红军学校的表演十分精彩，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红军学校办了好几种刊物，有《红色周刊》、《革命与斗争》、《红色战场汇刊》等，经常刊登红军领导同志的文章。红军学校还有个足球队，搞得相当正规，和大城市里的学校一样，队伍齐整。与兄弟单位打比赛时，队员们穿着统一的背心，胸前印着“红校”（红军学校的简称）二字，大家都十分认真，一场比赛下来都是汗流浃背的。韩振纪由于教学工作太忙，同时对此也无太大兴趣，但他的态度是支持的，在时间安排上尽量给予方便，原则是不能耽误学习和军事训练。

    红军学校第5期学员分为两批毕业，第一批于1933年8月1日毕业，第二批留校编入第6期，继续留校学习。韩振纪仍担任军事团副团长。

    四、公略步兵学校训练主任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亲自指挥50万军队，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这时，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开始了，中央苏区红军总数达到8万余人。

    1933年10月17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学校陆续分为5个学校。在当时的情况下，把摊子搞得这么大，究竟有无必要，有些同志是持不同意见的，韩振纪就是其中一位。他觉得培养人才似不宜以机构多少而论，在敌强我弱的状况下，教育机构太多，太分散，行动也不方便。当时的校首长也倾向于这个看法，说去找项英谈，可未有回音。

    《黄火青回忆录》中写道：
    红军大学是在原上干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上干队队长何长工任校长，李德（德国人）讲课，伍修权任翻译。

    红军大学主要培养师、团级指挥员。为了纪念郝西史（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因参加广州暴动被杀害），中革军委将“红大”命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1934年2月，何长工调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由周昆接替他的工作，不久，由张宗逊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原红军学校第6期改为红军第1步兵学校，为纪念彭湃、杨殷烈士，又称彭杨军校。该校培养连、排级指挥员。陈赓任校长，黄火青任政委。不久，黄火青奉命到第19路军搞统战工作，由刘西平接任政委。这个刘西平（又称刘希平）1935年9月担任红四方面军党校校长，参加西路军河西作战，1937年随西路军余部到新疆，1942年叛变，1949年被人民政府处决。

    这时，红军学校第7期刚开学，改为红军第2步兵学校，为纪念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的红3军军长黄公略，中革军委将该校命名为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校址初设在驻雩都(今于都)县城昌村小学，又称中央苏区雩都公署步兵学校，后迁至雩都县水头镇附近。

    与此同时，原红军学校的工兵营、炮兵连、重机关枪连、防空连和装甲车连合编，改为红军特科学校。原游击队训练班改为游击队学校。

    韩振纪所在的公略步兵学校，其学生来源、课程设置基本与彭杨军校相同，也是培养训练步兵连、排军事干部和连队政工干部，四个月为一期，共毕业了两期。全校人员最多时达千人。

    公略步兵学校校长林野，政治委员张际春兼任政治部主任。林野，黄埔4期毕业，1924年加入共产党，曾任红12军参谋长等职，1934年底在江西被错杀，1945年平反昭雪；张际春，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红4军师政委，在公略步兵学校期间曾“挨整”，改任校“训育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西南军区副政委、中宣部副部长等职；陈铁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他是在张际春“挨整”时任公略步兵学校政委的，不久调任江西军区独立第4师政治委员，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在作战中牺牲。

    《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表格中填写：
    1933年12月  中央苏区鄂﹝雩﹞都公署步兵学校训练主任  主要证明人  张际春

    韩振纪在《自传》的其他地方又写：公略步兵学校。这一段说明几个问题：第一，中央苏区鄂﹝雩﹞都公署步兵学校、第2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为一个单位的不同称谓；第二，韩振纪在公略步兵学校担任的职务为训练主任；第三，公略步兵学校正式成立并开学的时间为1933年12月，并非有些资料说的1933年10月17日。1933年10月17日是中央下达红军学校分设命令的时间，期间还有不少具体工作要准备、落实，所以肯定会有个过程；第四，此时，张际春已在公略步兵学校任政委；第五，从红军学校一分家，韩振纪就到公略步兵学校工作，并未像有的资料说是先到了红军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