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略步兵学校训练主任是个怎样的职务？相对而言，彭杨军校的训练主任是原任红15军参谋长的鲍德心（1934年牺牲）。训练主任相当于学校的教育长，领导学校训育处，主要职责为协助校长组织和领导军事教学工作。

    公略步兵学校辖若干学员营，分政治营和军事营两种。李荣(后名李振亚)等任营长。李荣，中央军校南宁分校第2期毕业，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长征中任干部团第1营营长，后任红33军参谋长、1940年调到海南岛工作，任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等职务，1948年9月在海南保亭县作战中牺牲。

    当时，在公略步兵学校工作的还有卢仁灿，时任校政治部干事、政治教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海军副政委；欧阳平，曾为“红校”3期学员，留校后任教，时任公略步兵学校政治教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队副政委、济南军区副政委；王平水，公略步兵学校政治部青年干事、政治营连政治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军事学院副政委；王耀南，公略步兵学校工兵教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工程兵副司令员；戴润生，公略步兵学校连政治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海军东海舰队政委；曾美，公略步兵学校测绘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军区第二政委；张云龙，公略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政治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以上同志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孔开先，公略步兵学校1营1连政治指导员，长征中任干部团8连政治指导员，在通安州战斗中身负重伤后牺牲。以上仅举几例，还有许多同志，这里不能一一介绍。

    在新的环境里，韩振纪又开始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公略步兵学校的生活、学习，也完全是军事化的，这对于韩振纪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晨起，他和学员一起出操，每天都要给学员上几小时的课；下午和晚上，还要参加学员之间或教员之间的讨论会，并辅导个人复习；夜间备课再加上开展思想工作，每天实际工作时间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

    这时期，学校总的教学方针没有大变化，但在军事教学方面遇到的困难更多，既无现成教材，又无军事训练设施，完全要靠发动大家想办法解决。当时，洋顾问李德写了一些关于坚固阵地的进攻和防御的小册子，并画了作战图解，发到各校。韩振纪开始也使用过这些教材，可学员们接受不了，不久，他自己觉得烦琐，但完全弃之不用则不可能，于是他就一方面能用则用，另一方面与林野校长想办法搞些自己的教学材料。

    在编写教材和备课时，韩振纪根据学校的安排，一方面注重总结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积累的经验，另一方面也重视研究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战略战术，做到知己知彼，增强教学的针对性。为编好教材，韩振纪向来自前线的学员学习，“向学员要教材”，用他们的亲身经历讲解作战理论，这样学员们更便于理解。起初，教员们一边讲，学员们一边记，后来有了铅字印刷机，才有条件把教材印发给学员。

    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央红军。为了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总部命令红军学校准备参加大会开幕的阅兵式。韩振纪率领红军公略步兵学校几百名学员，由雩都县城开赴瑞金沙洲坝，开始了紧张的队列操练。

    在红都瑞金，一个叫鹅公岽的地方有片空地，作为临时阅兵场。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天还没亮，韩振纪就让司号员吹起床号。号声刚落，学员们就穿着崭新的军装到操场上集合了。韩振纪见前排几名学员有些拘束，就笑着对他们说：“阅兵又不是大闺女上轿！”韩振纪平时十分严谨庄重，学员们很少见他在队前讲这样的笑话，于是，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

    清晨6点钟，临时搭建的检阅台上，中央领导同志都到了，气氛庄严。接受检阅的队伍有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和中央警卫连等部队，参观者有机关代表及各界群众数万人。大会第一项由阅兵代表向全体红军战士致慰问词，接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蔡畅先后发表了演说，代表苏区人民向红军战士敬礼。

    随后，分列式开始。在红色军旗的引领下，参阅各方队全副武装，排列整齐，依次通过主席台前。这时，广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阅兵式进入高潮。

    韩振纪率领公略步兵学校的学员方队走向检阅台的时候，林野校长在台上一侧举手，随之韩振纪一声口令，学员们正步前进，持步枪向首长们行注目礼。韩振纪以坚定有力的步伐走在学员方队最前边的中间标兵位置，给后边的学员队伍作榜样。检阅台上的领导同志热烈地鼓掌。分列式进行3个多小时，广场上尘土飞扬，红旗飞舞，战士们响亮的口号震撼着大地。

    下午2点，检阅开始前放了3声礼炮，紧跟着劈劈啪啪爆竹声响起。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会场是一个圆形的巍峨建筑，四周的窗门都镶着玻璃。大会主席团成员有毛泽东、朱德、张国焘、项英、周恩来、邓发、王稼祥、蔡畅、何长工、徐特立等及鄂豫皖苏区、上海、东北、陕西、河南、东江、香港、厦门、四川、山东、台湾的代表，还有朝鲜、安南（越南古称）代表等共75人。   以上部分内容摘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286页）。

    开会过程中，一架敌人的飞机从空中轰鸣而过，投下数颗炸弹把几处房屋炸毁，军民伤亡二三十人。因为前方战事吃紧，这次阅兵式后，各学校毕业的学员绝大多数赶赴前线部队作战。

    据老同志回忆，公略步兵学校也参加过若干次战斗，但在《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等材料中没有见到这方面情况的文字记录。可见，在韩振纪的记忆中，这些战斗规模较小，印象不深。

    面对蒋介石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根据地物资供应条件很差。学员们上课的时候，都坐在露天的空地上，屁股下垫块石头当板凳；没有纸和笔，就拿根木棍儿在沙子上面写字。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大家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学习热情。

    在讲战术课时，韩振纪针对许多红军干部文化水平低，听不懂战术指挥理论课的实际情况，经常把学员拉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就战场讲战场。哪座山头易防守，哪个方向易突破，怎样利用地形部署兵力，很多在教室里说不清的问题到实地就一目了然。学员们都有实战经验，到现场学习，立即融会贯通。

    韩振纪在授课和指挥训练的时候，把中国工农红军成功与失败两方面的战例结合到一起，拿到课堂教学上对照应用。在教学中，他常会提出一些问题，让学员们动脑子，主动归纳实际作战经验、教训，找到改进方法，从而达到提高指挥水平的目的。

    韩振纪在组织教学中强调：

    连长、排长在战争中应该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作战分队是战役兵团实施作战方案的前沿组成部分，一举一动牵动全局，连、排长要在坚决完成任务的前提下，打好配合。每次作战，凡是某个分队的胜利不算胜利，只有整个兵团战役的胜利才是最终的胜利，如果一个分队为了多杀敌人而延误时机，致使兵团出现缺口或损失，这个分队不仅不应给予记功，而且还要严厉处分。

    学员们到学校来，既要提高思想水平又要提高指挥打仗的水平，这两个方面是一回事。拼搏、不怕牺牲，这些在革命战争中必不可少，同时也是我们红军部队的优秀传统，但要打胜仗，有效消灭敌人，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就要学会采取灵活的方式带兵作战。还有总结实战经验，无论打胜仗还是打败仗，任何一级指挥员都应及时进行改正与提高。

    （《韩振纪自传》）

    公略步兵学校的的训练内容丰富，时间比较紧，韩振纪妥当安排，不降低教学质量。特别是在搞军事演习的时候，他对所有的演习课目，如：行军、宿营、攻防、山地战、巷战、遭遇战，都严格按上级要求落实。为提高基层指挥员指挥作战及应变能力，韩振纪协助校长林野，搞了几次营连分队在战役中的配合等实战演习。在演习中，韩振纪让胜败双方指挥员互相轮换，战斗员与指挥员轮换。演习结束以后，韩振纪亲自到营、连参加总结、讲评，让胜败双方混合在一起，开战术讨论会。这样一来，参加演习的学员都感到学习深入、体会颇多。

    训练之余，公略步兵学校组织学员到老百姓的田地里参加生产劳动，搞社会调查，还安排了各类文体活动，生活虽然紧张、艰苦，校园里却充满了乐观、团结的氛围。

    公略步兵学校供给处处长李景文，历史上曾与滕代远、杨立三、贺诚等并列为军委抚恤委员会委员。1934年7月，他在公略步兵学校任职期间，不给下面发绑带，学员们在泥水里训练中把脚都泡烂了。当时，学员们意见很大，于是就有人向韩振纪报告。韩振纪是管训练工作的，不管供给，但他经过了解，发现这些问题属实，他便从训练工作的角度向李景文提出意见，可是，李却不以为然。后来，李景文采购的教学用具被学校发现是废品，校首长叫商人退钱，可那家伙却在李景文的指使下跑掉了。校首长还发现李景文不负责任，致使仓库里的枪支弹药严重锈蚀。学校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一致认为是犯罪行为。韩振纪从来持宽以待人的态度，但这次他认为军人失职，造成重大损失，且不思悔改，是不能原谅的。

    中革军委首长在听取了学校负责人的汇报以后，决定开除李景文的党籍、撤职，送法庭裁决。

    1934年8月1日，正当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紧张的时候，中革军委又在瑞金沙洲坝举行了盛大的“八一”阅兵典礼，公略步兵学校学员也参加了。

    公略步兵学校培养了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如：郭林祥（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丁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康一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黄胜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郑旭煜（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等；还有蔡正国（志愿军第50军副军长）、彭上坤（八路军第385旅第7团团长，1942年病故）等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