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师领导班子一元化调整

    1942年秋，陈毅代军长和韩振纪谈话，准备让他到2师任参谋长。陈代军长说：“郭述申已到延安，周骏鸣也要去延安学习，考虑到2师的具体情况，派你去淮南工作，是经过华中局和军部研究决定的，2师还有其他的变动，谭(震林)、肖(望东)、余(立金)也要去，一并报中央批准。”

    由于军部驻在淮南路东黄花塘地区，韩振纪对这里的情况是了解的。淮南（又称皖东）抗日根据地位于安徽东部、江苏西部，与日伪总部所在地的南京隔江相望，津浦铁路纵贯南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高敬亭领导的新四军第4支队很早就在这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从1939年5月，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赖传珠、邓子恢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与郑位三、郭述申等同志领导开辟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新四军第2师，同时组建淮南津浦路东和路西两个联防司令部。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兼任2师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罗炳辉任副师长，周骏鸣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4、第5、第6旅，3个旅共9个主力团，1.5万余人。

    1942年2月，淮南军区成立，张云逸兼任军区司令员。淮南地区曾经一度有过党、政、军领导机构不够协调的问题。1942年5月初，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率巡视团到2师检查工作，华中局和军部司、政及供、卫各部门都派人参加，历三个月时间。1942年夏，张云逸奉中央指示到新四军军部任副军长，不再兼任2师师长，罗炳辉副师长主持2师的工作，不久任师长。

    淮南战略区由津浦路西和津浦路东两块根据地组成。路东根据地包括安徽省的来安、天长、嘉山县和江苏省盱胎、六合、仪征县的大部分，还有高邮、宝应、江都、江浦县的一部分。我党的县级政权多数在路东，经济状况也比路西富裕，人口90余万人。路西根据地的条件较差，面积较小，包括安徽省的定远、凤阳、滁县的大部分和全椒、寿县、合肥、含山、和县、怀远、巢县的一部分，人口30余万人。

    日军常驻合肥一带的部队有第13混成旅团，还有伪军第4、第6师及警备22师，在我抗日根据地周围设置据点120余个，部署兵力3万余人。日伪军大“扫荡”时，还有第13、第17、第61师团及伪军第3、第24、第46师部分兵力参加。在日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破坏的同时，国民党反动顽固派也趁机向我进犯，以扩充势力。由于日伪顽不断进犯、夹击，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淮南津浦路西是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前线，保卫淮南路西，对整个华中新四军的进退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时，2师罗炳辉师长患病，军部决定调整2师领导班子。

    据《韩振纪自传》，韩振纪于1942年秋就开始到2师，与准备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周骏鸣有一段工作交流。

    韩振纪初次到2师司令部的那天，罗炳辉、郑位三(此时任2师政治委员)和他一起吃了一顿饭，地瓜干儿就着土酿酒，还炒了一盘从田里抓来的田鸡，就算是为他接风了。

    罗炳辉，1929年在江西吉安领导靖卫大队起义，历任红12军军长、红9军团军团长等职。他枪法很准，治军极严，撰写过一些军事著作，领导第2师在淮南反日伪作战有重大贡献。罗炳辉身高体胖，待人诚恳直率，是个急脾气，说话很快。他这次不提“梅花战术”，再三强调带兵与军事训练，他说：“有人反映我罗炳辉过于严厉，让战士们摔得不轻，”

    郑位三，大革命时期入党，理论水平高，参与领导开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一位令人尊重的老同志。他在谈到2师兵力部署时说：“未看山时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韩振纪说：“《水龙经》里写的。”郑位三说：“研究地形地物在军事上很重要，俯察山川水利，择我优势，充分利用水网与敌人周旋，大可兴我军之气！”听了这番话，韩振纪感觉郑位三似乎对“堪舆学”有所研究。

    据《赖传珠将军日记》，12月20日上午，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不久的谭震林动身赴2师任政委。事先，按照军部指示，谭震林到2师与罗炳辉进行过交流谈话，他们当年在苏区时就是老搭档。同时，张云逸免兼2师军政委员会书记的职务，郑位三调任5师政治委员。在此之前，2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已经到职。肖望东，1929年参加红军，在“抗大”第2期学习过，是豫皖苏、豫东敌后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军区政委，国务院文化部代部长、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43年1月，军部直属队、“抗大”总分校转移至路东黄花塘2师驻地，韩振纪参与2师的工作更方便。

    1943年2月15日，刘少奇亲自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意第2师干部调整问题致陈毅、饶漱石电》：

    陈、饶：

    同意你们12日来电中的建议：
    (一)罗炳辉任2师师长，谭震林任政委，韩振纪与詹化雨任正副参谋长。
    (二)以谭震林、罗炳辉、刘顺元组成为淮南区党委，谭任书记、刘副之。
    (三)6旅与路西联防司令部合并，谭希林兼司令及政委，黄岩任副政委。谭任路西地委书记，黄副之。
    (四)5旅与路东联防司令部合并，成钧兼司令，赵启明［民］兼政委。赵任路东地委书记，李世农副之。
    中央书记处
    15日
    （《新四军文献》第3卷第379页）

    当时，在这一地区还设有淮南区党委、淮南军区、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3个单位。为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密切党政军民关系，中共中央、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决定在各战略区实行“一元化”领导，淮南这3个单位统一在新四军第2师军政委员会领导下，进行抗日斗争。中央批准谭震林、韩振纪为新四军第2师军政委员会委员，谭震林任书记（《刘少奇同志生平年谱》）。   

    新四军第2师兼淮南军区，罗炳辉兼任军区司令员；谭震林兼任军区政委；韩振纪兼任军区参谋长，詹化雨兼任军区副参谋长；肖望东兼任军区政治部主任，余立金兼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谭震林兼任苏皖边区(淮南)党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刘顺元任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等职；方毅任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对国家外经济联络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行政公署辖：路东专员公署，专员汪道涵，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职；路西专员公署，专员郑抱真，新中国成立后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等职，1954年12月病逝。

    新四军2师在华中是个主力大师，出干部是有名的，在2师工作过的老同志里面，其中有4位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1位开国大将，13位开国中将，60多位开国少将，上百位省部级领导干部。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2月15日，晚韩(振纪)、李(人俊)到此玩。
    2月16日，韩(振纪)、余(立金)去2师工作，到此略谈。确定4师干部到黄塘圩等候2师干部同赴延安。
    2月17日小雨。韩(振纪)今日上任2师参谋长之职。
    2月21日，晨起后，饶（漱石）去新铺参加会议作报告。周参谋长(注：周骏鸣)来谈些问题后动身赴延。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2师司令部设参谋处、情报处、军需处（后改为供给部）、军医处（后改为卫生部）、副官处和“抗大”8分校，后来恢复建立军工部，这些部门和单位都由参谋长协助师长领导。

    2师供给部长胡弼亮，1926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任总后营房部副部长、国家商业部石油局副局长、江苏省人民政府顾问等职。2师卫生部部长宫乃泉是奉天医科大学毕业的外科医师，“七•七事变”后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师后方医院院长林之翰，1929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任第4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卫生部药政司司长等职。

    在刘少奇、陈毅、赖传珠等领导下，新四军的司令部工作很正规，重要事项向中央请示，干部任命、上下往来文电保存、归档齐全有序。2师司令部继承了这个好传统，报告制度坚持得不错，在抓部队的整训方面也较出色。对于这些，作为部队首长第一助手的参谋长韩振纪到任后都充分肯定，但他经过了解，也发现2师司令部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组织作战中较为松懈，制度不够统一，参谋人员缺乏战役组织经验，不能及时到一线去了解情况等。

    韩振纪决心在淮南区作战任务繁重的情况下，首先强化司令部机关建设。詹化雨副参谋长是新四军老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州军区副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协助韩振纪健全了一整套新四军第2师参谋工作制度，诸如作战计划、情报侦察核实与分析、号令检查、战勤值班、阵中日志、战斗简报及详报、勘察地形用图、统计复审等。司令部各部门之间互相协调，大大提高了司令部机关工作效能。

    韩振纪到任时，曾经先后在新四军2师司令部担任过参谋处处长的有赵俊、钟明彪，两位都是红军干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师司令部参谋处下辖作战科（1科）、侦察科（2科）、通信机要科（3科）、管理科（4科）及教育科，还兼管处理日常事务的秘书，即副官之类的工作。原淮南社会部（老红军干部侯政曾任部长）并入侦察科。其中通信机要科负责有线电话、兵站、步骑、司号等工作。无线电台通信大队直属韩振纪参谋长领导。2师司令部参谋处的科长有瞿道文（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田贤成（新中国成立后任31军副军长等职）、汉一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31训练基地司令员、炮兵司令部顾问等职）、娄学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黄荣（新中国成立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以及罗映青、李德安、罗兆年、杨采衡等，以上都是红军干部。罗炳辉夫人张明秀，红军干部，1943年春任2师司令部协理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副书记等职。

    为应付日伪即将进行的大“扫荡”，新的2师领导班子决定充实主力部队，并将一部分主力地方化。县、区政权进行调整，路东8县合并为盱嘉（盱眙、嘉山）、来六（来安、六合）、东南、天高（天长、高邮）4个县，原有的独立团和县属武装整编为盱嘉、来六、东南、天高4个支队，县委书记兼任支队政委。华中局指示，以全椒县滁河为界，滁河以北地区属新四军第2师辖区，滁河以南地区为属新四军第7师辖区。

    新四军第2师4旅为机动部队，旅长梁从学，政治委员张劲夫，副旅长吴世安，副政治委员高志荣，政治部主任李世焱。梁从学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同志，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张劲夫是安徽本地人，1934年在上海参加地下党，曾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2师政治部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财政部部长、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吴世安、高志荣、李世焱都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新四军第2师5旅兼路东军分区，旅长兼分区司令员成钧和政委赵启民两位都在延安“抗大”第1大队学习过。成钧，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赵启民，新中国成立后任海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5旅副旅长兼分区副司令员罗占云（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47年4月任淮北军区副司令员，不久病逝），参谋长张元寿（1927年参加革命，1937年秋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解放战争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1947年牺牲），政治部主任张树才（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副主任郎清荣（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纺织工业部技术司司长）。

    新四军第2师6旅兼路西军分区，谭希林旅长兼路西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副旅长张翼翔，副政委黄岩，分区副司令员陈庆先，参谋长朱绍清，政治部主任邓少东，副主任肖学林。张翼翔于1943年8月入淮南华中党校学习，同年9月改任新四军第2师5旅副旅长，陈庆先任6旅副旅长兼分区副司令员。谭希林，毕业于黄埔军校工兵科，参加革命后曾在苏区红军学校、长征中的干部团及“抗大”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任驻捷克大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张翼翔，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第二炮兵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陈庆先，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学院副院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黄岩，新中国成立后任安徽省省长等职；朱绍清，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邓少东，新中国成立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肖学林，新中国成立后任防化学兵部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自1943年2月以后，新四军2师师部驻来安县大刘营(大刘郢)，师直各单位亦分驻附近大田营、芦店、杨山集一带。“抗大”8分校先驻龙岗，后转驻葛家巷。兵工厂设在天长县东北之金沟。

    此时，4旅两个团在路西，旅部率第10团驻定远县西南之元守集，3月移驻盱眙县南下古城、杜山子。5旅两个团在连接淮南、皖东北、苏中、淮海之要冲的淮宝地区活动，旅部驻洪泽县高良涧镇以东之朱坝。6旅驻定远县东南邓家圩。

    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后，新四军2师活动区域跨越江苏、安徽两省，罗炳辉、谭震林、韩振纪、肖望东率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兵和广大民群众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淮南抗日形势出现了新局面。

    二、反日伪、顽两面夹击的斗争

    韩振纪担任新四军第2师参谋长不久，就投入紧张的战事指挥当中。1943年春，日军在盐阜地区出动3个师团的兵力，将国民党韩德勤的主力部队围困在车桥、曹甸地区。韩振纪接到军部电报，准备请示罗炳辉师长调兵支援。这时，经宫乃泉检查，发现罗炳辉大便有血，怀疑他胃里有问题，建议他设法到条件好的大城市检查一下。谭震林、韩振纪报军部同意了这个建议，但罗炳辉以战事为重，仍坚持带病指挥作战。

    新四军第1师、第2师、第3师、第4师以民族大义为重，奉命出兵打击日军，替韩德勤解了围。罗炳辉亲自率部队乘虚奇袭日军占领的淮阴城，一度攻入了城内。

    3月1日，韩德勤忘恩负义，趁日军向新四军大举“扫荡”之机，突然率部侵入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呼吁维护团结抗日大局，但是韩德勤执迷不悟，又于3月14日亲率主力偷渡运河，侵入淮北根据地中心地区山子头一带，杀害根据地抗日干部和群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新四军军部发起“山子头自卫反击战”。

    韩振纪带参谋及警卫战士十余人，快马兼程赶抵5旅驻地，向成钧、赵启民、罗占云、张元寿扼要传达了军部陈代军长和师部的作战意图：“这次自卫战役由4师彭雪枫师长、邓子恢政委指挥，我2师5旅两个团参加，与4师、3师7旅及淮海分区部队一起搞个合围。罗师长让我转告你们，这次你们的行动是主力之一。韩德勤这个家伙，几次挨打都记不住教训。他的弱点是指挥打仗没有章法，向日本鬼子学着构筑据点，到处骚扰，打算把我们新四军撵跑。陈代军长命令我们再狠狠地教训他一次，打就打在他心口上，让他以后集中精力抗日！”

    之后，大家在一起研究作战方案。成钧、赵启民详细地谈了他们的想法，并请韩振纪向罗师长报告：“我先头部队已在韩德勤部的要害位置埋伏，日本人离我们不远，我们拖不起，对付韩德勤，就是要发挥猛烈攻击的作风，动作灵活，速战速决！”

    三人商量完了，天色渐晚，成钧招呼通信员去弄了一盆芋头稀饭，一边谈一边吃。这时，成钧取出了一壶当地酿造的水酒，说：“请韩参谋长尝尝！”韩振纪拿起酒，放在鼻子前边闻了一下，觉得香气袭人，便笑着说：“这酒暂且留着，等打完仗，我借花献佛，给你庆功！”

    成钧在长征时任红2军团的团长，和政委余秋里率部担任军团前卫，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出色将领。赵启民是军事指挥员出身，曾任新四军第5支队参谋长，沉稳而机敏，善打硬仗。17日，成钧旅长、赵启民政委不负众望，率领2师13团和留在淮宝地区的14团，参加了淮北山子头战役。经过一天一夜激战，18日解决战斗，顽军韩德勤总部、王光夏保安第3纵队大部被歼，新四军共俘顽军韩德勤本人与参谋长以下1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余挺，步枪700余支。其中，5旅毙顽军旅长李仲寰，俘顽军3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24余挺、步枪250余支、掷弹筒3具。（以上数字见《新四军文献》第3卷400页）

    陈毅以民族大义开导和批评韩德勤，双方签订了《新四军陈毅军长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十条》。陈毅与邓子恢、彭雪枫等设宴后将韩德勤送归，还赠钱8万元。之后，韩德勤残部退至皖北。

    战后，新四军2师5旅13团奉命返回淮南津浦路东，14团暂留淮宝地区。韩振纪根据罗炳辉师长的指示，指导2师5旅兼路东军分区扩大队伍，还扩充了东南支队。不久，东南支队就打了一仗，消灭敌伪江都常备大队。
1943年4月初，韩振纪和詹化雨副参谋长参与制定了《2师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针对前一时期2师存在的若干问题，给予具体的纠正，这对于严肃纪律、经济民主公开、勤俭节约、树良好风气，起到很大作用。该《规定》经军部审查后，得到肯定。

    淮泗县顺河集是边缘区，日军多次对该地区“扫荡”，焚烧村庄，抢掠财物、牲畜，屠杀老百姓。4月10日，韩振纪协助罗炳辉、谭震林指挥2师5旅第13、第14团配合4师31团，攻击顺河集一带日敌。本来，韩振纪是准备打一次大仗的，但出乎意料，在我强攻之下，午后，敌人竟不战而撤至陈集。当夜，5旅部队向陈集之敌发起攻击冲锋，猛扑入村内，展开巷战。日敌连放毒气3次，我军英勇不惧，战至天明，此时敌增援部队自淮阴赶到，我5旅部队奉命撤出战斗。此役，敌伤亡30余人，我5旅伤亡108人。（以上数字见《新四军文献》第3卷402页）

    据《赖传珠将军日记》，4月下旬，罗荣桓根据中央安排，拟化装去上海看病，先抵经华中淮海区，军部派罗生特医生前去接护。罗荣桓向军部首长谈到请新四军支援八路军115师购药款项约8万元。军部首长决定分别向第2、第3、第4师下达拨款任务。之后不久，2师又接受军部分配任务，筹送中央款30万元。当时，2师经费也十分紧张，韩振纪接任务后，当即与师供给部商讨，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给予解决。

    4月24日，韩振纪到军部赖传珠参谋长处汇报，谈了不少关于兵力部署的具体事宜。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趁日军“扫荡”之际，不断向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屠杀我军民，韩振纪根据中央的精神提出，我军应当坚持以对日伪作战为主，采取多变的战术，迷惑敌人，制造机会主动打击敌人，对顽军的进犯需坚持自卫的原则，能忍则忍，顾全大局，尽量不使事端扩大。他不扰我不动，当他们逼人太甚或与日伪配合进攻时，坚决不予之可乘之机，坚决回击。韩振纪建议将路西部队的前沿轮值取消，不可有一方懈怠，还建议调一精锐团随时候命出动。韩振纪还与赖传珠参谋长交谈了有关财政经济问题的规定。赖传珠对韩振纪的意见都很支持，报告军部首长后，这些意见均获同意。

    这一时期，韩振纪在新四军2师的军事行动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参与指挥过大小许多次战斗，其中新华社报道过好几次。

    1943年5月20日，驻六合城的日伪军千余人及骑兵一部，携机枪、重炮，分3路进攻八百桥镇地区，抢麦子。新四军第2师兼淮南军区司令部事先侦获情报，基本掌握了敌人的动向。韩振纪按照罗、谭的指示，与5旅成钧、赵启民商定，当敌人刚进入根据地时，当地游击大队首先出动袭击，随即派出主力部队13团，在东南支队配合下，与敌展开激烈战斗。敌人依仗优势火力掩护，冲进八百桥镇街道。成钧命令13团与东南支队抓住敌人疲惫之机发起冲锋，与敌进行巷战，双方拼刺刀，血溅街墙，终于将敌人打退。日伪军撤回至六合城途中，又遭我游击大队多次跟踪追击。成钧、赵启民继续加强兵力，直逼六合城郊，又命令驻天长附近的部队猛烈出击，将天长之敌围困。战斗中，日伪敌伤亡百余人，我军一位连长牺牲，一位副连长负伤，战士伤亡数人。这次战斗后，六合、天长两座孤城以外的广大地区被我军控制。

    5月底，黄克诚从苏北到路东军部做头部手术，治疗休息，随后罗荣桓一行也抵军部。两位老首长就住在距2师师部驻地不远的地方，可韩振纪因前线吃紧，未能前去看望。

    6月15日，日伪进占陈集，我地方部队出动，歼敌30余人。6月19日晚，成钧、赵启民指挥5旅13团与东南支队，攻克谢家集伪军据点，激战一夜，全部歼灭守敌伪军，俘敌119人，毙5余人，缴获长短枪150多支，我军伤亡96人。（以上数字见《新四军文献》第3卷402页）此役后，我军收复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的20个乡镇。

    同月，为加强地方武装，韩振纪指导甘泉县委组织甘泉支队，参与组织铁路工委、成立了新四军2师铁路便衣大队，调5旅14团副团长张宜爱（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等职，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和参谋长胡彬甫（新中国成立后任驻匈牙利大使馆武官、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分别任正、副大队长，2师卫生部政治处主任程明（新中国成立后任沈阳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等职，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任铁路工委书记兼大队政委。该工委和大队驻嘉山县自来桥，执行特殊任务，在铁路沿线建立两面政权，打击日伪军，瓦解反动帮会，保障交通。1944年8月，汪少川（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建筑工程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任铁路工委书记兼铁路便衣大队长、政委。

    6月28日，日敌300余人又一次进占八百桥镇，当夜，5旅成钧命13团一部出动，经过激战，于次日将敌赶走，敌伤亡30余人，我伤亡18人。

    6月前后，我淮南地方部队配合主力，在金沟华家滩、关塘、月塘集、清水坝、横梁店、张山集、鬼门关、五里庙、红新铺、沉家港、杨庄、浪石、西坝、淮城、辛庄、陈庄等地，频繁夜袭、阻击、袭扰、伏击、追击日伪军，予敌以较大杀伤。

    7月1日和2日，新四军军部召开干部会，纪念“七一”，陈毅连续作报告两天。《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7月6日，上午开干部会议，由饶(漱石)报告“七•七”及目前时事问题。谭震林、韩振纪来军部商讨问题，晚韩(振纪)在此谈至10时回去。8月10日，韩（振纪）参谋长来此谈一些问题。徐式潜于23日潜逃投敌，携款1.2万元。向2师提出一些工作意见。

    三、鏖战桂子山

    六合县东北边有座桂子山，东临马头山和八百桥镇，西与白云山遥遥相对。1943年8月13日，日伪军又到离六合县十多里路的八百桥镇抢粮，这一次还在此构筑据点，打算长期驻扎。8月14日，韩振纪向成钧、赵启民下达谭震林政委的指示，命令5旅13团（团长饶守坤，新中国成立后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军分区特务营，由罗占云副旅长率领，赴江苏六合、仪征一带，驻顾家石山、白云山。这时，13团正集中在安徽天长县汊涧一带整训，并保卫根据地人民秋收。罗占云副旅长、饶守坤团长命2营及团侦察队先行，于17日拂晓前占领桂子山一线，团直属队及第1、第3营随后于天亮后抵达桂子山附近。

    8月16日下午，5旅13团侦察分队深入八百桥北面的和尚庄、徐庄进行侦察，于17日黎明在桂子山一带与敌人接触，发现日军有1个大队加上伪军共约600余人。

    这时，罗占云副旅长在13团驻地，谭震林政委接到报告，立即命令罗占云副旅长率该团打击进犯之敌。韩振纪参谋长通过电话对罗占云说：“我军装备差，机枪不多，有些战士还使用大刀。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犯的这部分日伪军装备精良，每个连十来挺轻机枪，还有重机枪、掷弹筒和九二步兵炮，你们的困难不小。”罗占云说：“这个硬骨头，我就是要狠狠咬他几口！”韩振纪对罗占云说：“日军摩托化、且多据点，我们面临无距离战争。仗能否打赢，不仅仅看装备，兵力，主要是指挥。由于日伪军有后续扩大袭击的迹象，谭政委指示，仗一定要打巧，歼日伪大部就是胜仗，切记不可胶着。”此时，韩振纪在师司令部一面参与指挥路西，一面关注5旅13团的战斗进展。

    饶守坤团长命侦察分队边打边退，并抢占桂子山主峰和丁家山头，阻击和牵制敌人，1个多小时后撤离。与此同时，饶守坤另派一部分战士将敌人引入了顾家石山附近。

    罗占云、饶守坤命令部队跑步前进，13团1营在右，2营在左，以极快的速度进入顾家石山区域伏击敌人。3营和特务营紧紧跟上。当敌人前哨部队进入伏击圈的时候，我第1、第2营猛烈开火，打死、打伤不少敌人。

    日军受挫后，迅速占领了六冶大路两侧的制高点，后续增援部队又抢占了桂子山、丁家山头一带，依靠桂子山主峰制高点的火力，在丁家山头小高地上死守。趁日军立足未稳，罗占云、饶守坤指挥13团，以第2营担任正面主攻，以3个营和特务营向敌人发起连续冲锋。

    仗打起来了，电话线路断了，只能靠电报联络，成钧旅长不断有战况报来。军部赖传珠参谋长也关注着此次战斗，时有紧急指示。这时，师司令部电讯队就在一处很不起眼儿的平房里，离韩振纪住的地方只有十几米远。韩振纪为了对战事作出快速反应，就坐在电讯队等着译电员出前方战报。有时收到某上级领导从大老远的地方发来一般性电报，韩振纪就放到一边暂不予答复，可是对赖传珠、成钧的电报，他每一份都仔细琢磨，逐一及时复电。

    韩振纪比平时更严肃，要求译电员不能搞错一个字，凡不够具体、准确的，他都要立即询问，直到搞准确才向谭震林报告。韩振纪见双方有胶着的可能，这样会对我方十分不利，便通过电报对罗占云说：“一定要不惜代价拿下丁家山头制高点！”电讯队某同志在译电码时将“制高点”3个字漏掉，结果变成“拿下丁家山”，韩振纪懂得发报技术，一下子发觉了这个问题，立即严肃批评：“你竟然修改司令部的命令！拿下一座山与拿下制高点，战术意义完全不同，为此，战斗员要付出多少代价？”该同志吓得满头大汗，赶紧改正过来，经韩振纪再次审阅之后发了出去。事后，韩振纪命令给予该同志处分，并调离现岗位。

    13团第2营第4连的1个排冲上丁家山头的半山坡，一直打到中午，最后只剩下3个人。罗占云、饶守坤冒着敌人密集炮火，一面组织火力支援，一面命令第2营营长吴万银（1948年2月任皖西第4军分区司令员，作战牺牲）指挥该营第5连投入战斗。战士们身背大刀，发起了6次冲锋，与日敌裹在一起混战。吴万银多处负伤，但他仍然坚持与敌人拼搏，终于带着部队占领了制高点。这时，敌人竟接连向我军阵地施放毒气。

    成钧旅长向师司令部报告了这个情况，韩振纪冷静处置，当即要求部队拉开散兵线，迂回行动，并及时向谭震林政委报告。谭震林指示罗占云调动兵力向东突击。罗占云、饶守坤坚决执行命令，派13团副团长陈宗胜和政治处副主任李秉初指挥第1营指战员冒着敌人的机枪密集扫射，攻占了东侧高地。罗占云、饶守坤见1营突击成功，立即抓住战机，命令第2营、第3营和特务营发起冲锋，控制了西侧一线。

    下午4点，敌人重新组织兵力向我1营阵地反扑。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新四军战士们与敌人肉搏。激战中，陈宗胜和李秉初中弹牺牲。在万分紧急时刻，罗占云、饶守坤先后派作战股长罗湘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参谋孙传家到第1营阵地接替指挥战斗，带领部队猛烈地冲杀，奋力夺回了一些阵地。

    黄昏，罗占云、饶守坤再次组织力量向敌人发起攻击，战至夜11时，日伪军消耗过大，终抵挡不住，撤往八百桥镇。该团参谋长李木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第2营指挥战斗时负伤，该团司令部参谋傅浩阵亡。
这时，谭震林政委和韩振纪参谋长研究了一下，认为已经达到歼敌大部的目的，不宜恋战，便命令成钧并告罗占云率部队撤出战斗。战后，日伪军也从八百桥镇撤走。

    桂子山战斗是一场恶仗，罗占云、饶守坤率部经过一天浴血奋战，反复冲锋5次。此役，敌伤亡180余，新四军伤亡指战员260余人（以上数字见《新四军文献》第3卷第404页）。据饶守坤将军于1987年回忆，这一次毙伤之敌多数为日军。

    18日，我淮南军区来六支队进袭占据雷官集之日军，与敌300余人激战，敌伤亡30余。

    关于桂子山战斗的经验教训，据《在粟裕身边的战斗岁月——老侦察科长严振衡的回忆》（自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严晓燕编著），当时，粟裕听取2师参谋处科长汉一夫介绍的情况以后，是这样说的：

    我看，别的经验是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应该拿最坚强的部队守住桂子山阵地。工事要坚固，要构成环形，要配置猛烈的火力，严密作好伪装。鬼子经过八百里桥向桂子山前进时，把鬼子放到最近距离，给他个突然猛烈的火力袭击，就是让他攻不下桂子山。逼得他把后面的主力都调上来攻桂子山；等到鬼子都离开了八百里桥镇，我们埋伏的一部分部队以最快的动作占领八百里桥镇，切断他的退路，八百里桥再也不让他占去。前面攻不动，后面回不去，这时我们预先埋伏在两边的主力突然杀出去，一下子将他截成几段、几块，就好消灭了。这次桂子山未守住，日寇后面部队又没有完全离开八百里桥，我们两边又过早出来，敌人有八百里桥作依托，就很难打成歼灭战了。

    后来我们打的车桥战役、三次孝丰战役，尤其是解放战争的莱芜战役，当时粟裕不同意4纵队过早攻击莱芜城，一定要等到李仙洲集团的部队完全离开莱芜城后，4纵队才可去占领莱芜城。这几仗的胜利都是接受了桂子山战斗的经验教训所取得的。

    严振衡，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装甲兵参谋长等职。

    四、淮南路西野战司令部

    从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淮南津浦路西是反日伪“扫荡”和反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磨擦”斗争的主要战场。

    李品仙属桂系，是国民党21集团军总司令（亦称大别山兵团）、安徽省政府主席，还兼任淮南进剿区总司令，驻地立煌。他屡次集结重兵向新四军淮南、皖中根据地进犯。  

    李品仙部辖第84、第7、第48军及鄂东、鄂皖边区两个师挺进纵队，防区主要包括豫南、鄂东、巢南、巢北一带，他称之为4个“清剿区”。新四军2师被划入巢北“清剿区”，又分淮南路东、路西两地区。路东由171师（师长曹茂琮）负责；路西由172师（师长朱乃瑞）负责（以上见《第21集团军李品仙部机密作战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据《第21集团军李品仙部机密作战日记》的大量内容来看，李品仙兵力众多，抗日不积极，但是处处以防御为招牌，积极反共。国共合作时期，他仍坚持“剿匪”政策，称“进剿奸匪须不分境界，彻底协同实施之。”他还实行经济封锁，搞“协助剿匪除奸”的“保甲情报网”“连坐法”“调查户口，以免匪类混入”等反共措施，“对匪自首自新者免罪，余杀无赦。”李品仙部对活动在大别山地区的“奸匪周志坚、李先念部”（注：该日记原称）武装袭击多次，均遭坚决自卫反击，损失惨重。

    1943年9月中旬，李品仙部进犯津浦路西，抢占了路西门户界牌集、肖家圩等地。这期间，罗炳辉病情较重，主要精力放在路东，路西方面的若干战事主要由韩振纪协助谭震林指挥。肖望东一度也到路西，参加领导淮南津浦路西军民进行反“扫荡”、反磨擦斗争。

    1943年《淮南区军事工作综合报告》中有关秋季军事情况讲道：

    9月下旬，2师组织野战司令部，率5旅13、14两团赴路西组织反顽战斗，并调6旅谭（希林）旅长率16团赴7师任师长，将16团拨归7师建制，加强7师力量，则将6旅番号取消，原17团改为15团，归5旅指挥，即以5旅与西分区合并坚持路西阵地，以4旅与东分区合并坚持路东阵地，其他各地部队仍驻原地无变动。

    (《新四军文献》第3卷第403页)

    《定远大事记》中也有相关记载：

    是月，新四军2师组织野战司令部，率5旅第13团、14团来路西开展反顽斗争。

    谭震林、韩振纪、肖望东组成的师野战司令部领导了多次军事行动，包括歼灭伪军徐郁堂部、五尖山战斗、攻克凤阳殷家涧战斗、淮南津浦路西反“扫荡”战役、占鸡岗战斗及周家岗攻坚战等。

    5旅到路西，部署在西南部的宣家岗一带，担负保卫淮南津浦路西根据地的任务。5旅兼淮南路西军分区，除13、14、15团外，并辖定（远）合（肥）总队（由原路西18团兼）、定（远）凤（阳）怀（远）总队、定凤嘉（山）总队、滁县总队、定远总队、巢（湖）北支队、淮西独立团。

    4旅改兼淮南路东军分区，部署在得胜集一带。路东军分区辖来（安）六（合）、盱嘉、天高、东南（定远东南藕塘地区）、甘泉5个支队和独立团，担负保卫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淮南党政军机关和路东地区人民群众安全的任务。不久，为防止顽军对淮南路西根据地发动新的进攻，4旅旅部奉命率11团返回路西地区，加强防御，罗占云留路东工作。

    谭希林率16团调到皖中后，6旅番号撤销。此时，2师兼淮南军区辖第4、第5旅及地方武装。军部决定，除原17团改为15团归5旅指挥之外，18团兼定合总队，归路西军分区建制，原属7师的巢合县及巢北支队，也调归淮南2师领导。淮南实际兵力未有减少。

    2师上述兵力部署的变动，被李品仙司令部及时掌握了，原因在于他们在路东、路西的部队都设了情报点。韩振纪、肖望东为解决这个问题，指示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瞿道文、副部长耿道明）在行署保卫部门协同下采取行动，把这几个情报点摸清，并控制住，进而拔掉了埋在新四军内部的“钉子”。据说其中有个敌情报员还是师直属队的炊事员，东打听西打听，了解到一些情况。此事发生之后，肖望东主持保密工作教育，还处理了几个负有相关责任的当事人。

    同月，新四军2师4旅配合3师10旅清剿伪化土顽，取得不小的胜利，军部指示：“胜利很大。暂不要将俘获的土顽头子放掉。”

    这一时期，韩振纪在路西参与指挥作战的同时，还指导2师路东各部队制定战术教育及战前训练方案。9月27日，2师接军部通知：路西的这一阶段作战行动停止，听候命令。

    1943年秋，在罗炳辉、谭震林、韩振纪、肖望东建议下，经军部批准，将2师所属的“抗大”8分校改名为2师教导团，团长冯文华（后任9旅参谋长），政委刘毓标，参谋长黄元庆，政治处主任朱云谦（后刘述叙、张鏖），训练处副处长王淑明。朱云谦，新中国成立后任广州军区空军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原8分校学员于1943年秋结业，教导团第1期开学，学员500人，分编为5个队，1945年春结业。1945年5月，第2期开学，至8月日本投降后，2师教导团结束。1940年4月至1945年8月，8分校及教导团共办了6期，毕业学员四五千人，其中上干队的营、团干部学员基本上是红军干部，如廖成美、陈祥、李世焱、余明、程启文、叶泰清，这几位都是开国少将。

    1943年下半年后，罗炳辉、谭震林、韩振纪、肖望东、方毅、刘顺元等同志领导淮南地区军民，逐步转入对日伪攻势作战。日伪军对淮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乡”、伪化“蚕食”，占据集镇，修筑碉堡群，与国民党顽军两面夹击，给淮南抗日根据地造成很大困难。韩振纪到路西部队，传达贯彻罗炳辉师长有关“南防北攻”作战方针的指示，研究巩固作战防线的具体措施。

    从路西返回路东后，韩振纪向罗、谭及军部提出建议：各旅应分别派出大量武工队深入敌后，采取以游击战争、正规部队重点打击和统一战线相结合的策略，积极主动地开展反“蚕食”斗争，截敌补给，毁其交通，断其联络，孤立围歼。罗炳辉和谭震林对此很赞同，并加上了“依靠群众，多种方式”8个字。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淮南军民克服种种困难，拔除敌人据点，瓦解分化日伪政权，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10月7日，韩振纪、余副主任(注：2师政治部副主任余立金)来此谈问题，在此吃中饭。

    伪军徐郁堂部盘踞在定远高塘铺及年桥一带，跟随日军作恶，经常向新四军2师防区张桥镇、下马铺进攻，烧、杀、劫、掠。徐部人数虽不多，但与定远日军相呼应，危害较大。10月23日及27日，罗、谭、韩、肖指示：“为防前后夹击，打击伪徐部，应速歼之。”成钧和赵启民指挥5旅第14团的两个营和定远总队，先后两次进攻，将徐部包围在东兴集等三处老巢内，遂全歼之。

    定远城内日军得知徐部被围，急忙派出600多人出城增援，5旅部队早已在城外设伏，与敌拼杀。敌不敢恋战，退回城内。5旅部队乘胜一举拔除定远外围的东兴集、陈圩子等据点。这次战斗，5旅部队攻克日伪据点3个，缴获步枪220余支，驳壳枪18支，轻机枪1挺，俘伪200余。5旅亦伤亡24人。

    随后，谭震林、韩振纪又派巢北支队、淮西独立团在淮南铁路两侧频繁出击，开辟了新的游击区。

    在此前后，韩振纪主持2师司令部参谋会议，詹化雨副参谋长和各旅参谋长参加，会议根据敌我形势和兵力情况，制定了这一阶段对敌顽作战部署，经与罗、谭反复研究，上呈军部。军部复电2师准予执行，并指示路西谭震林、韩振纪，及时、主动做好敌顽突然向我主动出击的准备。为加强淮南自卫力量，军部将磨店子区拨归2师路西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