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11月24日，顽桂拟集中4个营及3个大队于26日向周家岗之敌反攻，作孤注一拼之势，已通知2师准备及7师配合行动。

    11月25日，清晨电告谭(震林)、韩(振纪)，说明顽反攻周家岗，此次战斗比上次战斗胜利条件尤多，应看配备等，并询其部署详情。催促林震（注：宫乃泉调任军卫生副部长，林震继任2师卫生部长）过路西去治疗战伤和救护。

    林震早年在大药房当学徒，1938年参加新四军，曾任后方医院院长。他妥善掩护治疗好了36位伤病员，发展抗日队伍，沪剧《芦荡火种》后改编为京剧《沙家滨》即取材于这个背景。新中国成立后，林震任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等职。

    周家岗是我路西根据地东南的重镇，防御工事坚固，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此，谭震林、韩振纪、梁从学等指挥4旅进行了一次典型的攻坚战。

    按照师野战司令部的命令，梁从学旅长率领在东线的4旅10团、旅侦察连，乘胜向侵占我周家岗的顽军进攻。这时，韩振纪想把余下的炮弹全部都派上用场，所以要求该旅将炮兵集中起来，配合步兵冲锋，首先打击敌人工事，没想到只几炮就炸毁敌人据点两座。10团攻入镇内，将敌人分割包围，顽军大部不战而逃，余部被我10团追击歼灭。接着，又经过两天激战，我10团陆续攻克敌人的7个坚固据点，获得胜利。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11月27日，风很大，很冷。上午商量对2师路西作战的指示，要他们行动适可而止，萧家圩及界牌集不宜硬攻，部队应注意恢复疲劳，进行整理，派队设法配合7师打通含和（注：含山、和县）交通。

    占鸡岗和周家岗战斗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韩振纪协助谭震林率领部队巩固阵地，集中主力进行整训，协同地方发动群众参军，充实主力，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据《赖传珠将军日记》，12月下旬，5师所在地区遭遇旱灾，粮食供给产生很大困难，军部决定各部筹款支援5师，其中：7师3000万元，1师4000万元，3师、2师、16旅各1000万元。军部要求：“为便于携带，均变成金器及特货，限于1月份送到军部。”

    12月22日，来六支队在程桥东南羊山头伏击日军1个小队和伪警卫第3师1个营，经过肉搏激战，毙伤日伪军120多名，俘敌营长以下200人，日军仅逃脱1人。年底，路西分区独4团和甘泉支队攻克甘泉山据点，全歼伪军1个加强连，切断了天长日伪军与扬州的联系。这两次战斗，受到新四军军部的通令嘉奖。

    九、“飞马香烟是我领导下搞的！”

    从1942年以来，敌人“扫荡”破坏，经济封锁，路东又遭受严重旱灾，谭震林号召党政军民调剂余缺，节约开支，积极开展生产救灾工作，战胜春荒。

    在战斗间隙，2师首长亲自参加开荒种地。罗炳辉、谭震林种的蔬菜地，品种多、收成好，特别是西红柿和辣椒结得又红又大。韩振纪和肖望东一起组织人员养猪、种菜、磨粉、做豆腐、榨油、弹棉花。1943年，第2师收获粮食200多万斤，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部队生活条件。那时，根据地政府在殷家涧、朱家湾、藕塘一带设过境盐税的征收点，还办了印刷厂、织布厂。

    师部还在天长县铜城镇办了个烟厂，对外名为“飞马公司”，生产“飞马”牌香烟，通过经营补充部队的经费。后来，“飞马”香烟还成为名牌产品。韩振纪本人吸烟，思考问题时一根接着一根，20世纪60年代他曾对人讲过：“飞马香烟是我领导下搞的！”以往，他都谦虚地把作战功劳推给别人，可像生产飞马牌香烟这种事情他却揽起来，而且多少年后仍记忆犹新，可见他在严谨之处，还隐含几分幽默。

    1943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民盟）中央委员、《光明报》副社长张云川，访问了新四军军部，第2、第4师驻地以及苏北地区，受到热情接待。张云川回到重庆后，接受苏联塔斯社和英国路透社记者的采访，发表《苏北见闻记》，对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作了详细客观的介绍。张云川写着：

    至于菜蔬生产，当我到达淮南时，各伙食单位已是自给，有的还多余出售。从1943年7月1日起，全部菜金，一齐取消。每个人每天只发给黄豆4两，用以榨油换盐。当我离开第2师师部时，谭（震林）政委、罗（炳辉）师长以及韩(振纪)参谋长，用他们自己生产的黄瓜、萝卜、辣椒、番茄等，做了一点“生产餐”来宴别，真是十分别致，而值得纪念。虽然蕃茄尚未全熟，一则总算尝了鲜，二则它所含有的情谊，自亦非山珍海味可比。

    （《新四军参考资料》第1卷第196页）

    1944年3月1日，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在新四军2师供给会议上作《克服浪费厉行节约》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摘录）：

    在去年的一年中，由于2师的党及军政首长的正确领导，由于2师有红军时代就做供给工作的老练的供给干部，以及全体同志的努力，供给工作都做得好。单说生产成绩就特别辉煌——增加了2000万元的收入，充实了公家的财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部队的生活，这是应该特别指出的。但有没有缺点呢？关于这一点，希望大家拿起整风的精神来检讨自己的工作。在会议上所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当由刘、韩、肖、胡、吴诸同志及军供给部宋部长参加负责解答。

    （《新四军文献》第4卷第885页）

    据《文献》原注释：刘、韩、肖、胡、吴诸同志为刘顺元、韩振纪、肖望东、胡弼亮、吴凡吾（时任师供给部政委）。宋部长为宋裕和。

    关于部队发生一些贪污叛变问题，张云逸副军长批评说：

    我在这两天会议中听同志们的报告，知道我2师部队中尚有把公款拐跑叛变革命的事不断发生，如教导团×××拐去×万元，13大队供给主任×××拐去×万元，路东分区×科长拐去×万元，这都是最近的例证。

    这里很明显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些同志在思想上缺乏正确认识贪污叛变浪费的实质及其严重性。

    1944年7月17日，在军部指导下，韩振纪参与领导制定了新四军2师新的供给制度(草案)，并以通令的形式颁发淮南各部。这个制度规定了不同的伙食费标准；对草料数量、费用、枪支及掷弹筒、迫击炮、枪榴弹筒的擦油耗也作了明确规定；制度明确规定师长、政委直至普通战士的津贴费一律每月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50元，还规定各级干部吸纸烟，公家一律不准报销；对杂支费、招待费、经费的额度及审批权限等都规定了明确的标准。在交际馈赠，包括食物、用品、烟酒等方面，师供给制度专门作了规定：明确只有县（团）委以上才有权进行，并报上级党委会审核批准，否则要受纪律处分。制度规定，凡外界的金钱馈赠，一律严格禁止接受，如系捐助款，必须报告军区首长或区党委决定处理。违犯以上规定者，不论任何特殊工作人员及特殊工作机关，均以贪污论罪。

    十、“淮南式”武器弹药很有名

    当年，我军一般由参谋长直接领导本部队的军工生产。1943年2月，韩振纪任新四军第2师参谋长后，即直接领导2师的军工。在敌人包围封锁，战斗频繁的情况下，他与詹化雨副参谋长做了大量工作，使新四军第2师的兵工生产又发展了一大步。为加强军工生产领导，韩振纪主持在原来2师兵工厂的基础上扩编，先后成立了路东、路西军分区两个军工科，分管各兵工厂。

    路东军工科科长吴运铎。下辖子弹、榴弹和修械3个厂。子弹厂厂长秦永祥，榴弹厂厂长郭浩然，修械厂厂长朱遵三。除翻造子弹，生产地雷、手榴弹以外，吴运铎等还研制改进了枪榴筒和枪榴弹。初夏，原6师兵工厂部分人员来到了淮南并入路东军工科。据《金湖革命史料》记载，路东军工科曾驻江苏省天高县金沟区平安乡小朱庄，即今金湖县金南镇一带。

    路西军工科，科长为程远，下设生产技术、材料、财务3个股。1943年6月以后，路西的军工建设已初具规模，共建起榴弹、子弹、修械3个厂，有职工300余人。榴弹厂驻藕塘西南的龙王庙，主要生产手榴弹和翻制迫击炮弹；子弹厂驻藕塘北的大贾村，主要复装子弹和加工迫击炮弹壳体；修械厂驻大贾村北的马家村，以修械为主，后改为生产迫击炮弹。为保密，这3个厂对外分别称第1、第2、第3分队。1943年7月，修械厂制造出60mm和81mm口径轻型迫击炮，曲射最大射程达1200米，平射可达300米。这种迫击炮轻便灵巧，发射穿甲弹，引信装有延期雷管，炮弹穿入目标后才爆炸，专门杀伤碉堡内的敌人。该厂前后共生产80多门迫击炮。

    8月，遵照上级指示，韩振纪指导重建了2师军工部，并对军工厂的机构设置进行调整，王新民（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系大学生）为部长，王文值（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为副部长。

    军工部下设工务科和材料科，由吴运铎、程远分任科长。工务科实际就是搞“科研”的，吴运铎带着几位同志负责设计、改进、试制新武器，经师首长、各科（厂）负责人共同研究定型后，再分配任务到工厂成批生产。他们搞了一个试验工场，有一台旧4英尺车床，两部旧台虎钳，一个小铁砧和几把大铁锤，还有一座土造的熔炉。军工部工务科还承担被服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机器设备的维修及办爆破训练班等任务。

    军工部下辖4个工厂：一厂生产枪榴筒、枪榴弹、迫击炮弹、平射炮弹。厂长秦永祥；二厂生产地雷、水雷、手榴弹，铸造各种弹壳等。厂长郭浩然；三厂生产掷弹筒、六零迫击炮和炮弹，并翻造各种枪弹等。厂长朱遵三；四厂生产平射炮。厂长洪泽（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北工学院副院长）。

    各兵工厂的生产条件、设备都是相当简陋的，除到处搜集来的几台破旧车床外，大部分是自己仿制的土设备和工具，有小车床、小冲床、手摇钻、台虎钳、锉刀等。没有动力设备，车床、冲床都是靠人工摇大木轮子来带动。二厂为了研制炮弹的引信和定向尾翼，用土法熔炼、浇铸，防护条件较差，危险很大，但大家都以革命工作为要，拼着性命加紧生产。

    兵工生产的材料供应困难，军工部就动员大家在根据地内收购废铜烂铁或拆取敌人的铁路钢轨。材料科和工厂的同志化了装，挑着担子，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区去收集铜料。军工部还请部队帮助收集子弹壳、哑炮弹，以复装成品使用。炮弹的发射药和炸药，多半是兵工厂的同志从没有爆炸的敌人炮弹中挖取的。

    韩振纪指示军工部设法自制黑火药。那时的电影胶片材料是极易燃的硝化棉（学名：纤维素硝酸酯），经过粉碎、化学处理、加上各种原料，可以配制炮弹和枪弹的发射火药，这也是在韩振纪指导下，王新民领导大家根据科学常识研究的一项发明。

    韩振纪对2师军工部研制的枪榴筒十分重视，他认为枪榴筒携带方便，操作简易，射程远，杀伤力强，是一种适合于新四军部队使用的武器。1943年8月中旬，在六合县的桂子山战斗中，5旅的战士们用2师军工部制造的枪榴弹打死了不少日军。韩振纪把部队反馈回来有关枪榴弹使用的情况，及时向军工部转达，指示抓紧对枪榴弹产品进行改进，他依据规范数据提出许多重要具体的设计意见，并抽时间亲自修改作业图纸。军工部吴运铎等根据韩振纪参谋长的指示，作了不少努力，使枪榴筒的有效射程提高了，还研制了空炸弹、燃烧弹两个品种，生产时间也缩短许多。韩振纪要求尽快扩大生产。

    1943年冬季，韩振纪与淮南行署主任方毅商议，派人去上海秘密采购制造迫击炮的材料无缝钢管、柴油机及废旧胶片和胶卷，这些都是日军严控的物资。在上海地下党及外围组织的帮助下，2师派遣人员利用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克服各种危险，终于将这批物资从敌占区运回淮南军工部。

    1944年5月，韩振纪交给六合县地方武装一个任务，让他们派人到敌占区，设法搞到军工厂急需的钢材、焦炭。该部通过内线获得情报，派出便衣队，在长江大河口堵截了伪军运输船，缴获了一批钢管、焦炭和炸药，这批物资为新四军2师军工部的生产解决了很大问题。

    为支援部队对日军展开局部反攻，罗炳辉、韩振纪要求兵工厂抓紧生产。王新民领导各兵工厂掀起了生产热潮，1944年1月至6月，共生产枪榴筒197具，枪榴弹4000多发，枪榴弹半成品6.4万余发。

    韩振纪对兄弟部队的军工需求，总是大力支持。例如7师的军工修械所最初只有几个略会些铁匠活儿的工人，技术力量薄弱，于是，他请示罗炳辉批准，派技术干部过去，帮7师成立了军工部，渐渐发展到4个兵工厂，共300多人，生产也有了一定规模。

    1944年初，应前线作战部队要求，韩振纪指示王新民，要2师军工部榴弹厂用氯酸钾粉末和矿物油按一定比例混合配制高爆炸药。后来，榴弹厂又采用植物油代替矿物油，经过多次试验，配制出氯酸钾高爆炸药，用这种炸药装填手榴弹，爆炸威力较大，安全可靠。

    2师兵工厂还用土方法生产引信雷汞。雷汞在干燥状态下，稍有磨擦即可能发生爆炸，只有将它在水中浸泡才能降低爆炸的可能性，但浸泡的时间短了也不行。这种方法全凭手工掌握，危险性很大，稍有不慎就会发生事故，有同志因此负伤，但兵工战士们克服困难，奋不顾身，每日最多可配制雷汞500克。

    为尽量避免、减少伤亡事故，韩振纪利用战争间隙，亲自到兵工厂，把干部和生产骨干集中起来，讲解炸药化学的基本原理，普及、提高职工科学知识水平，并指导各厂制定安全操作规程。

    在韩振纪的鼓励和指导下，2师榴弹厂设计生产了一种无柄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威力较大，其爆炸弹片20多片，杀伤半径7米以上。此外，他们还研制出一种内装300克高爆炸药的手榴弹，这种手榴弹专打敌人碉堡，还可以打坦克。

    最初，2师兵工厂制造的枪榴弹最大曲射射程不够远，远距离发射威力很低。部队反映，敌人的碉堡墙厚且坚固，我们的枪榴弹攻打碉堡，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为此，罗炳辉、韩振纪紧急命令军工部研制专门攻坚、炸毁碉堡群的平射炮。

    赖传珠对各师军工生产抓得很紧，2师和4师被列为军工重点，因此他过问得最为详细。他曾写信给2师参谋长韩振纪和4师参谋长张震，专门询问关于山炮及弹药的生产等具体事情。

    韩振纪指导组建平射炮厂（第四厂），厂址在盱眙县翟庄（当时属安徽省），洪泽为厂长，江峡为政治指导员。平射炮厂下设车工股、钳工股、锻工木工股3个股。全厂有100多工人，其中部分懂技术的工人是从一分厂、三分厂调过来的，也有师教导团分配来的学员，其余大都是来自地方部队的新手。

    经韩振纪同意，王新民指派军工部工务科吴运铎主持平射炮的设计和研制工作。吴运铎和炮厂的技术人员克服材料、设备等方面的困难，用钢轨、火车车轴加工做炮架；用生铁棍融化了做炮筒；用生铁铸造炮弹壳；用土办法制做来复线。2师兵工厂研制的平射炮，口径37mm，配有简易炮架，有效射程为1000米，打敌人的碉堡没问题。后来，炮厂又制造了炮弹，配上延时引信，炮弹可在碉堡里面爆炸。

    平射炮试射那天，韩振纪等首长特地从几十里地以外的师部赶来参加，连夜召开会议，总结制造经验。根据韩振纪的指示和大家的建议，吴运铎等先后对炮后座、炮轮以及炮栓作了改进。改进后的平射炮发射速度由每分钟2发提高到10发，射程也有提高。到1944年秋天，2师军工战士共制造了36门平射炮和大批炮弹，很快就投入到对日伪及自卫反顽作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前线部队对平射炮的需求大大增加，王新民按照韩振纪的指示，派人到前线实地查看平射炮的杀伤情况，还召开战士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平射炮的要求。军工部派吴运铎边画图样，边到工厂实验，经过不断改进，把平射炮的口径从37mm扩大到45mm，射程提高到2000米左右，可打穿6mm厚的钢板。

    日伪军向我根据地发动“扫荡”时，2师兵工厂的同志们把机器掩埋起来，周围埋满地雷，以此方法保护机器。敌人的“扫荡”被我军粉碎以后，2师兵工厂立即恢复开工，生产武器弹药，产量大为增加。

    1944年，随着对日本侵略军反攻的逐步展开，国民党顽军也加强了对淮南根据地的进攻。为适应战争需要，罗炳辉、韩振纪指示并指导2师军工部第三厂试制出60mm口径轻型迫击炮，曲射射程1200米，平射300米，共生产了80门。   

    此后，第三厂又试制出3种规格60mm迫击炮曲射炮弹、平射炮弹、空炸燃烧弹，以及拉击发火、平曲两用枪榴弹筒，并在平射炮弹的基础上制造出穿甲弹，在战场上给敌军以有力杀伤。军部和延安总部对2师兵工厂生产的炮十分关注。  

    6月1日，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等致电刘少奇及叶剑英、滕代远，报告：华中各地区将迫击炮改为平曲射两用炮，在实战中效果很好，正在大量制造中。

    前面讲到1944年8月，新四军3师营救5位美国飞行员，关于这件事，《赖传珠将军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这5位美国飞行员于8月24日到达3师师部，军部首长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很重视，开会研究招待办法，采办东西。张云逸副军长亲自接见他们，并请他们吃饭，各部长、科长都来参加。军部还召开欢迎美飞行员会议，表演新剧，但这几位美国人也太不客气了，临行时连“感谢”二字也没说。

    9月17日，军部安排5位美国飞行员参观2师兵工厂，韩振纪向他们介绍了一些情况，并详细解答相关问题。“美飞行员5人，14日抵桂系。”据说，后来这几位美国飞行员中有的人到过延安，为我党的工作做了很好宣传。

    1944年9月20日下午，军部在淮南盱眙县黄花塘召开华中兵工生产会议。会前，韩振纪提前听取王新民的汇报，审定《新四军第2师军工部工作报告》的内容，并要求2师军工部抓紧贯彻军部指示，拿出新成绩来。

    除5师因路途太远，未派人来参加外，各师（纵队）军工部部长分别率代表参加会议。2师军工部长王新民和各师派来的代表们一起在会上交流了军工生产的经验，汇报了生产情况以及今后计划。

    张云逸副军长、赖传珠参谋长从始至终主持和参加这次会议。张云逸、赖传珠、刘长胜（主管工人运动的负责人、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副部长）等讲话。

    会上展览了各师军工部自己研制、改制和修理的武器弹药样品，种类繁多。9月24日，到会同志集体参观并试射各种武器，其中2师军工部生产的瞬发炮弹与延时炮弹特别引人注目。37mm和45mm平射炮个头儿较小，采用三角支架，携带和使用都比较方便，更加受到欢迎。原新四军军工部工务科长、1师军工部长程望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带去的小炮击发扣机、1/4剖面的八二迫击炮弹及防水手榴弹，在会上获得军部发给的“制造精良”奖旗。

    10月6日，会议结束。这次会议对各师兵工干部和战士有很大鼓舞。华中兵工会议后，2师兵工厂经过努力奋斗，研制了不少新品种，主要有拉火地雷、脚踏地雷、定时地雷、连环地雷、母子雷、硫酸地雷、拉雷、电雷、水壶地雷等。2师兵工厂还生产出一种小火球，能够借助枪榴弹筒和迫击炮发射，对炮楼或建筑内的敌人有不小杀伤力，韩振纪对此十分感兴趣，马上给予褒奖。

    12月，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4师政治委员邓子恢、2师政治委员谭震林和参谋长韩振纪陪同两名美国记者参观访问新四军第2师的兵工厂。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第2师的兵工生产队伍不断壮大，生产能力逐步提高。在新四军7个师及浙东游击队的军工中，韩振纪领导的2师军工部兵工厂规模最大，产品较多，质量也较好，人数最多。到1945年初，2师军工部下属工厂已达1400人左右（见《军事工业•根据地兵器》第762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那时，前线战士们把2师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叫作“淮南式”，当年“淮南式”很有名，一提起这3个字，战士们打日本鬼子的劲头儿就上来了。

    1945年初，新四军第2师军工部驻在费庄，春节前后，日伪军“扫荡”，军工部奉命转移至盱眙县旧铺乡的大王庄，这里离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不远。1944年底到1945年上半年，2师兵工厂平均月产量为：手榴弹达2万颗、七九步枪子弹3万发、六五步枪子弹3000发、驳壳枪子弹4000发、信号弹200发、八一、八二迫击炮弹500发、地雷400个、五零枪榴弹9500颗、四五平射炮5门、平射炮弹500发、六零轻型迫击炮10门、六零轻型迫击炮弹1000发、五零枪榴筒30具、五零掷弹筒30具。

    新四军第2师军工部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和模范生产者，例如杨如富、郭树森、陈逢春、郭浩然、胡岳恒、郑三保、刘洪深等。

    韩振纪几次指示2师军工部：“机关人要少而精干，生产抓紧，但同时要避免伤人，材料应发动群众多方设法筹措，技术上别指望靠哪个，多有几个‘臭皮匠’也不错。”

    在生产安全方面，尽管师首长和军工部都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任务实在太紧，生产条件很差。当时，2师军工厂制造手榴弹和炮弹所装填的火药多使用自制的黑火药，或拆取缴获敌人的炮弹炸药。1945年初，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秦永祥厂长在拆卸一颗日军山炮弹引信时，引起爆炸，不幸牺牲，同时，制药班3个女同志负伤。当时，韩振纪已奉命到军部候调江南，知道这个消息后，致电2师军工部的领导同志，询问事故原因是由于工序问题，还是执行问题，并令其制定进一步安全措施。

    1945年3月，2师5旅对国民党顽军对路西的封锁线发起攻势作战，在战斗中使用了2师兵工厂制造和改制的平射炮。据时任5旅旅长成钧回忆：这种火炮射程虽近，但能直接瞄准、抵近平射，几乎每发必中，摧毁顽军土木堡垒甚为奏效。

    1945年9月，王新民、吴屏周调出，王文值任2师军工部长，吴运铎任副部长，蒋养民任政治处主任。

    十一、2师整风运动

    1942年7月，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对各战略单位的整风作出规定，要求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均应整风。由于敌后环境不稳定，部队利用战斗间隙集中学习文件，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及审干，到1945年5～6月间，新四军的整风运动结束。

    韩振纪在华中“抗大”总分校时即参加整风，而且是主要负责人，不久即调到2师工作，据《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他是在2师全面参加整风的。

    从1943年起，淮南地区成立了由谭震林为书记的整风学习检查委员会，负责指导和组织整风学习。《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4月25日，上午去新铺与谭(震林)、韩(振纪)商定保健费、残废金等规定。

    5月1日，饶(漱石)、曾(山)参加2师反贪污腐化斗争会。

    5月3日、4日，2师反贪污腐化及官僚主义的斗争会已于4日结束。

    1943年4月29日至5月4日，韩振纪参加中共淮南区委在盱眙县新铺召开的县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2师政委兼中共淮南区委书记谭震林、中共淮南区委副书记刘顺元作关于整风问题讲话和报告。谭震林在报告中讲：

    这次会议是开端。这次会议后，在各地委、各县、各旅、各团以至我们司令部直属队，首先要从我们的主要干部参谋长、部长、各科科长、旅长、旅政治委员、团长、团政治委员整起，然后再去整各部部员、各科干事和下面的工作同志，因为只有这样以身作则当模范，才能使运动开展下去，毛病才能治好。

    谭震林是一位党性极强、态度明快的领导，他在会上点名批评了原路东联防司令×××，而且说得很严厉。这时，×司令刚调离淮南赴延安不久，后来也没受什么大的影响。新铺会议后，新四军第2师成立各级整风队，由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负责领导。

    1943年6月2日，中央再度电示军部，要求对师以上干部开展整风。此时，陈毅、饶漱石两位领导分工，陈毅主持军部工作，饶漱石主抓整风，其间一度到2师蹲点抓工作。 

    1944年以后，路东、路西整风队合并。这一阶段主是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进行谈心和思想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认识。

    1944年3月底到4月初，淮南地区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分批对干部的历史和思想表现进行全面考察，广大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自己的政治历史情况。在全面反省和坦白运动结束时，每人写出思想小结和历史自传。党组织对每个干部作出文字书面鉴定。

    1944年3月29日，军部召开整风会议，会议开始前，领导先开会，讨论主席团的组成人员问题。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3月31日，各处开会者均到。韩(振纪)、余(立金)也来，在此谈很久回去。
    4月1日，上午开会，由张（云逸）副军长报告王（明）、博（古）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危害、根源等，之后饶（漱石）讲了半小时的话。
    4月5日，终日由彭康同志报告党校整风经过及经验教训。晚饭请彭(康)、韩(振纪)、崔(义田)等吃包子。
    4月10日，2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和2师5旅成钧在会上作了报告。晚上开晚会，表演地方新剧。
    4月12日，会议讨论王明和博古的错误问题。
    4月16日，上午晴，下午风很大。到大王村看新剧，回来开会。韩(振纪)到此玩。
    4月20日，今日结束整风会议。
    4月21日，各师开会代表赴2师参观；韩(振纪)参谋长已来此参加会议。
    5月3日，韩(振纪)参谋长及谢祥军来此谈些问题。
    5月4日，韩(振纪)来此闲谈甚久回去了。
    5月6日，全天开会，由财政经济组报告研究的结果。孙湘午后回来。韩(振纪)参谋长催要饺子吃。

    韩振纪在2师司令部带头进行批评自我批评，认真地解剖自己的思想。他结合自身经历，谈到他很早就受进步思想影响，“五四运动”跟着大家一起上街游行，年轻时在旧军队谋生活，北伐战争随波逐流。后来，在赵博生影响下，他参与组织宁都起义，成为红军一员，但那时毕竟认识有限，到中央苏区后思想彻底转变，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经过长征和延安“抗大”学习后，觉悟程度有较大提高。他还谈到自己在晋冀鲁豫的战斗经历以及到华中以来对党的路线的认识等等，仔细分析了自己的思想演变和成长过程。关于当年在整风中所进行的自我批评，《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中有简单记述：

    在工作中虽有所提高，但仍存在着处理问题时，对人对事有时带片面性，全面考虑问题尚不够。如在华中军工部及抗大，对干部要求过严、过高，对工作上曾不愿做参谋工作。

    “不愿做参谋工作”这种想法，他曾向组织提出过多次，但均未被采纳，因而使一些人对他产生误解。在整风中，他认识到这种想法不切实际，于是作了自我批评。总之，韩振纪分析问题比较客观，既坦率又诚恳，他结合个人思想，检讨过去，并提出今后改进思路。

    韩振纪参加革命以后，在人民军队中担任较高职务，从未被捕或脱队。他对党忠心耿耿，在红5军团与敌人拼大刀，长征中坚决跟着党中央走，历次战斗他都在火线指挥，英勇顽强，不惜生命。他多次担任开创新局面的重任，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对个人要求特别严格，不胡乱拉扯关系，在政治上表现是好的。在2师的整风运动中，韩振纪受到教育，同时也得到上级党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

    在新四军2师后期整风审干中，下边也出现过某些“左”的做法，层层检查不过关，抓了一些干部，株连不少人，发生过冤假错案，例如4旅有个作战参谋自杀。在整风善后阶段，淮南区党委、2师对少数单位中一度出现过的逼供信等错误进行纠正，对搞错了的同志甄别平反。

    1940年，有一批从广西来的青年学生参加新四军，其中几十人被打成“托派”，后来，新四军对这些同志先后分配工作，但没有平反。经过重新审查，谭震林、罗炳辉、肖望东、韩振纪反复研究，取得认识上的一致，认为此案完全是错案，于是给所有受到打击的同志都摘掉“托派”帽子，党员也都恢复了党籍。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7月9日，上午2师韩(振纪)、刘(顺元)、余(立金)来此开会，在此休息一个时间，吃中饭。下午到张(云逸)处开会，检讨统战策略问题，彭康也参加了会议。

    1944年整风学习告一段落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韩振纪协助罗炳辉、谭震林带领2师所属部队，积极学习延安留守兵团的练兵经验，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苦练杀敌本领的民主大练兵。韩振纪参加5旅兼路西军分区在藕塘召开的练兵竞赛大会，在大会上表扬了一些练兵先进个人和单位。

    罗炳辉身高体魁，裹绑腿，扎皮带，腰间挂支左轮手枪，标准大将风范。谭震林作风朴素，作事不拖泥带水。韩振纪平时总是身材板直、举止严谨，仪容整洁。他对军部机关人员的军容风纪要求很严，对那些生活比较散漫的干部、战士进行身体力行的教育。

    在训练中，韩振纪和詹化雨注意培养司令部骨干，要求参谋人员都保持认真、及时、周密的军事工作素质和作风，2师司令部的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新四军2师的练兵运动和战术训练受到军部和中央的重视和表彰。

    1944年9月，罗炳辉、谭震林、韩振纪、肖望东在天高县铜城主持召开民兵检阅大会，附近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万余人观看。

    在1944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发展东南的部署致中共中央电》中有“罗近半年均病，现仍在离职休养中”。这说明，此时罗炳辉是带病坚持工作的。

    十二、一次尴尬的任命

    1944年12月26日，从延安来了一封电报，就向南发展的准备工作致华中饶、张、赖，其中讲到江北各大军区的人选时指示：

    下面的各军区、专区、县、区均应以就地取材为原则，尽先任命与当地人民有联系的苏、皖干部去担任领导工作，许多外地干部应大量调赴江南工作，这方面在华北、华中过去均未十分注意。中央来陕北，自开始重用陕北当地干部充任重要领导责任之日起，收到改进工作、团结全党、团结人民的效果极大。在华中，例如粟（裕）、叶（飞）南进，应考虑培养管文蔚、季芳［方］、黄逸峰等作为苏中的领导中心，重新要他们担任指挥部队和党的工作。例如在军队方面，3师应注意提拔原15军团的干部到师级工作（徐海东同志病况如何？代中央慰问）；例如2师方面中央决派郭述申、周骏鸣等回来负责，过去在2师方面对引用大别山的干部方面是不够的……

    (《新四军文献》第4卷第560页)

    这个电报从政治大局出发，高瞻远瞩，但对华中的某些军政干部的具体安排是会有影响的。“2师方面中央决派郭述申、周骏鸣等回来负责”，这就是说谭震林、韩振纪和肖望东要调离2师。

    苏浙两省经济文化发达，新四军发展敌后大江南，又是党中央的一项重大的战略举措。

    对于苏浙的局面，中央和华中局原有个总的考虑：除粟裕带1个旅南下外，决定再派第2梯队南下。第2梯队分两路：一路由叶飞率1师1个旅继续南下苏浙；一路由谭震林率2师主力(5旅)南下皖南，由此向皖浙赣老苏区发展；打开局面后，新四军军部南移皖南，由陈毅从陕北回来主持，组成江南大营，向东南发展。苏中、淮南部队南下后，黄克诚的第3师接替苏中和淮南。

    12月上旬，粟裕再一次到达路东新四军军部，与张云逸、赖传珠等商议落实南下行动的具体部署及抽调干部事宜，其中有拟由韩振纪南下任粟裕部参谋长一事，对此，军部需同华中局商议，一时没有答复。谭震林和肖望东也未动。

    12月26日、27日以后，粟裕率南下部队及几百名干部，分两路渡江。1945年1月6日在浙江长兴西北地区同新四军1师第16旅（旅长王必成）会师。粟裕南下后，暂由叶飞任苏中区军政负责人。

    1945年1月6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致电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陈毅，报告新四军2师干部配备如下：

    一、主力

    （一）师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韩振纪，副参谋长詹化雨，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副主任余立金，供给部长胡弼亮，卫生部长林震，军工部长王新民、副部长王文值。作战科长田贤成，2科长娄学政，教育科长杨采衡、副科长宋鹅，管理科长罗兆年，机要科长李德安，电台大队长罗应钦、副大队长郭续田。“抗大”8分校政委刘毓标，参谋长黄元庆。特务团政委童浩生，参谋长李文斌。
    （二）4旅旅长兼政委梁从学、副政委高志荣，副旅长朱绍清，参谋长秦贤安。14团政委蔡炳臣，副团长周奇云，参谋长叶泰清。11团长张宜爱、副文盛森，政委王敬群，参谋长许建民。
    （三）5旅（西分区）旅长兼西分区司令成钧，副旅长张翼翔，政委赵启民，副黄岩，参谋长张元寿。13团长宋文、副李昆，政委肖学林，参谋长陈德山。14团长朱茂绪、副谢锐，参谋长韦云。15团长李士怀、副唐少田，政委殷少礼，参谋长赵峰。

    二、地方：

    （一）西分区定合总队（18团）长谢禄轩、副傅以明，政委廖成美，参谋长何运礼。定凤怀总队长赵履清、副余佩洲，政委艾天白，参谋长孙传家。定远总队长魏立成。定凤嘉总队长梅竹樵、副彭传枫，政委李华封。滁县总队长蔡家璋、副陈克明，政委傅科。全椒总队长彭济五，政委黄生。巢北支队副司令宣济民，政委程明远、副汪登科。淮南［西］独立团长李国厚，政委杨效椿，参谋长侯昆。
    （二）东分区司令员罗占云，代政委李世农，参谋长胡定千。来六支队长程启文，政委谢曙光，参谋长唐元田。独立团长胡定千（兼），政委赵荣。冶山支队副李世安，政委吴泽芳。甘泉支队副黄仁庭，政委黄祖焉。盱眙支队副李村生，政委朱云谦，参谋长祝平安。高邮支队副雷文学。嘉山总队长杨家恩，政委汪少川。六合总队长陈雨田、副郑维发。仪扬总队长白峰、副李长富。天长总队长徐速之、副黄河清，政委王玉珏。

    （《新四军文献》第4卷第765～766页）

    上文所讲的“抗大”8分校，已于1943年4月改名为第2师教导团，但军部在习惯上仍称“抗大”8分校。

    不久，新四军军部命5旅执行机动任务，准备渡江南下开辟新区，遂免兼路西分区，仍辖13团、14团、15团。全旅共5900人。

    军部决定以原路西分区机关、18团和几个县区武装恢复重建新四军2师第6旅，并兼路西军分区。陈庆先任旅长兼分区司令员，黄岩任政委兼分区政委，饶守坤任副旅长、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副政治委员刘毓标(兼)，政治部主任先后为汪少川(兼)、吕清，下辖18团，巢北支队，淮西独立团及5个县总队。

    新四军2师还进行了扩编。4旅从10团、11团和旅部侦察队抽调部分部队，加上来六支队和滁县、全椒两县地方部队，恢复组成12团。这一次部队整编，各旅及分区领导机关都有变化，韩振纪与肖望东协助罗炳辉、谭震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44年至1945年春，敌人组织反动邪教“先天道”，企图搞垮我们的基层组织。韩振纪按谭震林的要求，参加组织反颠覆工作，派人打进去揭露敌人，广泛动员群众。这一次约10万人起义，新四军乘势拔掉敌伪的大小据点200多个，重新建立党的武装和政权。为此，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江南人民的伟大起义》的社论。

    1945年1月13日，中央军委电令，江南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未到职)，统一指挥苏南、浙西、浙东部队。苏浙军区下辖：第1纵队（原6师第16旅），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第2纵队（原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谭启龙；第3纵队（原1师第3旅），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阮英平；第4纵队（系叶飞率1师教导旅随后到达），司令员廖政国，政治委员韦一平；另辖3个军分区。

    这时，粟裕司令员正在筹划于2月中旬进行天目山战役第一次作战，急缺得力干部，于是向军部请求调人，以配备各部门。粟裕仍明确表示希望韩振纪去苏浙军区担任参谋长，协助军事指挥工作。对韩振纪这样一位较重要的老同志如何安排，华中局在这件事情上曾经有过一番讨论。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1月21日，晴天。黄(克诚)师长已动身来军部。韩(振纪)、肖(望东)、方(毅)等到此吃晚饭，拟明日开会，不等黄到。
    2月3日，答复粟（裕），韩振纪任华中军工部长，暂派往苏浙，领导军工生产工作。对中央的报告已签阅发出。

    这后一段日记的内容，即是军部对粟裕请求的明确回复，即决定韩振纪去苏浙地区，但未令韩振纪担任参谋长。1945年2日5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关于抽调部队执行南下的部署致毛泽东等电，其中摘要如下：

    拟调韩振纪任军的军工部长，暂派往江南筹组兵工生产。肖望东拟调江浙军区任政治部主任。暂代2师政治部主任缺［由］副主任余立金充任。调陈庆先任西分区司令，黄岩兼政委，饶守坤为参谋长。4旅高志荣调学习，5旅副旅长张翼翔调苏南，代政委李世农任分区政委，其他无变动。

    (《新四军文献》第4卷第575页)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2月11日，韩(振纪)参谋长来此谈其工作安排问题。
    2月12日，今日是旧年除夕。韩(振纪)参谋长不来吃饺子，不辞而别了。

    平日，韩在赖传珠家“蹭”顿饭的情况不少，而且还曾经“催着要饺子吃”，但在除夕却不辞而别，大战在即，韩振纪被“任军的军工部长，暂派往江南筹组兵工生产”，这个命令来得十分意外，但让他何时成行，军部未决。自此，韩振纪奉命在军部等候具体命令。

    这时，2师主力仍然全部在淮南路西作战。2月14日，日本华中派遣军13军山本旅团主力千余人，由扬州经天长向高邮西岸我军进犯。15、16两日，我2师部队在杨村、龙岗西，与敌激战。威胁淮南的日伪军不断增加，据说还有不少关东军，同时还有威胁军部的迹象，形势吃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