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任东北军工部长兼政委

    日本投降以后，从关内陆续进入东北的同志，除大批步行军以外，有的经张家口由铁路运输指挥部安排乘火车前往，也有的从山海关东行，转乘火车。山东军区部队多是分批乘船到东北的。陕甘宁、晋绥、晋西北、晋察冀和华中等地区都派军工干部随军挺进，相继进入沈阳、鞍山、长春等城市，接管工厂和机器设备。

    据1949年5月《东北军区军工部三年半来军工发展总结》（解放军档案馆223宗1949年32卷1号）介绍：韩振纪到之前，东北军工部已于1945年10月12日成立，当时仅有8个干部，即有了一个机构，王逢原副部长主持工作，李长为政治部主任，后来高长久、马树良、马文、李大璋、刘咸一、陈亚藩、徐纪纲、孙景芳、江涛、方深、伍子玉、卢保成、陈全、周海、周明、陈鸿勋等到军工部，陆续有数十人。

    王逢原，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大学生，1931年参加革命，到东北之前是晋绥军区军工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等职；高长久，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马树良，1929年参加红军，曾在延安任军委供给部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煤炭部政治部主任等职；马文，1931年后曾任中央苏区兵工厂职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区全总中央执行局国家企业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计委副主任等职；刘咸一，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化学系毕业，1931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工业学院党委第二书记；李大璋，新中国成立后曾为鞍钢首任经理；李长伟，1927年参加农民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后曾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总兵站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方深，毕业于北平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电力学院院长等职。王逢原、马树良等与韩振纪多年保持联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振纪见了王逢原的面就开玩笑称他“省主席”。

    《肖劲光回忆录》：“东北人民自治军是1945年10月下旬成立的。”林彪为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委。另据有关材料，在此之前，东北就有一个临时的指挥机构东北军区司令部，程子华任司令员，彭真任政治委员。以后，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沿革到新的东北军区，所以在1945年至1949年的若干行文中，时有统称各个时期的军工部为东北军区军工部的习惯。

    《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及《韩振纪自传》中均填写：

    1945年冬 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兼政委 主要证明人 谭政

    1945年由华中带干部去东北，曾任东北军区军工部长兼政委，后改担任副部长。

    韩振纪前往东北途中的时候，东北人民自治军尚未正式成立，当时就有部分人员先到沈阳等地搞接收，用当时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抢厂子”。王逢原等在沈阳接收了大东区兵工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南满陆军造兵厂（番号918部队）和孤家子火药厂等，并生产复装子弹，步、机枪也开始装配工作。

    韩振纪率架子团离开华中赴东北，出发的时间为1945年10月初。有材料说韩振纪是与黄克诚第3师一起到东北的，但韩振纪的子女确切地记得父亲说过：“当时我们到东北走了海路。”

    当时，苏军占领了旅顺，日伪部队尚未完全解决，东北情况十分复杂，中央电示到东北干部须换便装，秘密进入。韩振纪命令部队一律轻装简行，把文件及照片烧毁，队伍中仅他携带1支手枪，其他人不配备武器。全体人员分批乘大机器木船沿海岸进发。

    船刚驶离海岸，就遇上很大的风浪，大多数人严重晕船。韩振纪所乘坐这条船的船老大是从当地临时雇来的，他发现这家伙几次偷偷地把船往礁石林立的岸边靠，风浪中随时会人船俱毁。他强忍住呕吐，拿着手枪逼着船老大不许靠岸。途中险况丛生，在他机智果断指挥下，部队安全到达东北。

    那时，韩振纪随身携带了一本地图，至今仍保存完好，他在上面记着：

    11月2日到庄河县，11月9日到沈阳城。

    庄河县沿海，位于辽东半岛东侧南部，隶属大连。这里已于1945年9月上旬被我山东军区部队解放，是中央规定的登陆地点。这段文字记录直接证明东北军工部长韩振纪到达东北，确实是走了海路，具体时间也很清楚。

    由于地方土匪、国民党的零散部队以及已经投降的日伪军经常暴乱，韩振纪带着这支没有武装的队伍进入辽宁境内，多次受到威胁。他随时派出侦察人员了解情况，白天休息，夜间赶路，迂回绕行。有一次，一股土匪数百人推着日本山炮在山梁子设伏，企图洗劫他们，由于韩振纪掌握了准确的情报，及时率队伍避开，没有遭受任何损失。

    到东北之前，韩振纪就要求大家准备冬装，可有些南方籍同志却满不在乎，以为东北地方上的同志会来接应，所以并没有按照上级的要求进行准备。天气已经开始凉了，可当地的同志却没来，到了晚上，那些还穿着薄衣薄裤的同志冻得够呛，其中有些人病倒了。韩振纪带头，拿出衣服给年纪小和身体不好的同志穿。行军中，韩振纪带着队伍跑跑停停，这样不至于感到太冷。经过长途行军，韩振纪又集中了一些各地干部，他的队伍陆续增加了不少。

    途中，他们碰到苏联军队休息，把整条道路都堵满了。为了抓紧时间行军，韩振纪亲自去跟苏军联系。这支苏联军队领头的是个上校，见了韩振纪，一开口就问他的军衔是什么？翻译一讲，韩振纪回答：“我什么军衔也不是！”这位上校听了以后态度傲慢。翻译见状，就把韩振纪的情况向苏军上校作了介绍。苏军上校听说韩振纪参加过北伐革命战争，在1937年即是“抗大”第1大队大队长，这个职务在苏联相当于最高军事学府的部门首长或系主任，是培养军长、集团军司令和方面军参谋长等将官的。翻译还介绍韩振纪在新四军是辖有3个主力旅及若干地方部队的军区参谋长，这位上校态度马上改变了，立刻下令给韩振纪的队伍让行。队伍通过的时候，苏军的坦克及大小车辆都靠在道路一侧，士兵们都好奇地看着。韩振纪是最后一个过去的，上校叽里咕噜说了好些话，还给他行礼。

    韩振纪率领华中干部队伍，辗转经鞍山、辽阳、本溪，于11月9日安全抵达沈阳，在此领到了统一的棉军装及武器。

    在沈阳市内一栋洋房内，韩振纪见到了林彪。在韩振纪的印象里，林彪十分精干，思维周密，说话有条理，概括性强，能让人一下子听得明明白白，但这次却发现他有些变化，总之感觉话不多的样子。

    林彪说马上要到前线去，谈话立刻进入正题：“你早就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挂上号了，中央、毛主席决定让你在东北搞军事工业，当军工部长。”韩振纪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但他听说是毛主席的决定，于是立即表示服从命令。林彪还说：“部队迫切需要大批武器弹药，军工生产这件事必须抓紧，你带来的部队，大部分交出，其余可留一部分开展工作。”林彪思绪万千，大概是在考虑打仗的事，所以没谈太久，就让韩振纪返回驻地。

    有资料介绍 ：1945年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总数为约10.8万人，拥有步枪3.9万余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挺、掷弹筒59具、迫击炮64门，没有榴弹炮、坦克、飞机，子弹、炮弹的数量极为有限。

    罗荣桓到达沈阳，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政委兼东北局副书记，并分管军工这方面的事情，很快就让韩振纪去见他。罗政委说：“解决武器弹药的问题是当务之急，现在情况很复杂，苏军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但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站住脚。对于全国的革命斗争来说，东北具有前线和后方的双重性质。我们一边要斗争，同时也要很好地利用东北的工业基础，尽快把军工搞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壮大自己，这一次你是彻底改行了！”这次见面结束后，罗荣桓送了几辆日本卡车给韩振纪领导的军工部。

    晚上，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参谋长肖劲光约韩振纪到其住处谈了很久。自从1938年6月一别，两人已有六七年没见面了。肖劲光说：“自治军总部交给你的任务是接收军工厂，同时办新的军工厂，迅速组织军工生产，给作战部队供应武器弹药。东北现在乱一些，接收、生产都有困难。我们部队中技术人员太少，用人之处可动动脑筋。军工部是新机构，人员会不断增多，来自四面八方，以后会出现一些思想问题，所以政治工作也要及时抓起来。中央和林、罗决定任命你为军工部长兼政委，这样工作一元化，政行令通！”

    这时，韩振纪改行搞军工的消息传开了，他带来的4个架子团的干部就成了香饽饽，从各地来东北的将领们都抢着要。张池明将军在自述中讲，1945年8月19日，他从延安出发，经过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时，看望了陈漫远参谋长，陈漫远送了他一匹马。9月下旬，他在衡水遇见了也是从延安出来的原华中干部温玉成、谭友林，于是三家人一起赴东北，10月到冀热辽的玉田，绕道山海关外，乘苏军火车到沈阳，住在铁西区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

    我们正考虑要去北满，这时遇见韩振纪（新四军2师参谋长），他带3个架子团干部到东北。韩说不想带部队，想搞军工。我们向东北局提出，我们3人去北满，但要2师3个架子团（注：据《张池明将军?步兵第164师师史序》，韩振纪带到东北的应是4个架子团。）干部给我们去北满，东北局同意了。我们很快搭苏军运煤火车到了哈尔滨。

    （《张池明将军》第77页《自述》）

    此时，关于韩振纪的工作安排，林、罗首长已经有了明确指示，他见到东北原有很好的工业基础，现在虽然遭受破坏，但恢复建设工作大有干头，他早年就是学工业技术的，所以，这时思想上也愿意搞军工。

    韩振纪带到东北的4个架子团，其中3个架子团由沈阳进抵哈尔滨，成为松江军区的基础，其中一部分干部留在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松江军区司令员先后为卢冬生（遇几个苏联士兵抢劫，被杀害）、聂鹤亭、陈光，政治委员张秀山，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寿轩，政治部主任张池明。

    据张池明《第164师师史?序》等文献：温玉成带两个架子团到阿城组建哈东军分区；谭友林带1个架子团到巴彦组成哈北军分区；山东来的1个支队与地方抗联等武装在双城组建哈南军分区，司令员王奎先；哈尔滨工人总队在肇州组建哈西军分区，司令员刘子奇。

    1946年12月，东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简称）以哈东军分区直属队，第1、第3团和哈北军分区第4团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2师，师长温玉成，政治委员张池明，这是东北我军成立最早的一个独立师，是东总直属的主力部队之一，其主要干部基础是新四军2师的架子团，战斗力强。韩振纪带来的原新四军2师部队，后来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2纵队第34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9军第145师和第41军第164师，屡建战功。

    本书前面介绍过，据张池明《第164师师史?序》中讲到，韩振纪带来东北的是4个架子团而不是3个架子团。除了组建松江军区这3个架子团的干部之外，韩振纪还留有第4团在沈阳，主要担任军工部的保卫任务。这个架子团的团长为原新四军2师司令部参谋处长钟明彪，是韩振纪直接领导的干部。在钟明彪的资料中也有“1945年9月，新四军第2师组成4个干部团北上，他奉命带领第4团到东北保卫工厂”等介绍。以后，该干部团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3师第7旅（旅长彭明治）。1946年9月，韩振纪又遇到钟明彪，那时他已经是东总前线交通枢纽郑家屯的卫戍司令了。

    关于韩振纪的到任时间，1949年《东北军区军工部三年半来军工发展总结》一文中说是在1945年12月，实际上，据韩振纪当时亲笔记录及一些老同志的回忆，这个说法不够准确。该文撰写者系较后时期调来军工部的，虽掌握了不少基本情况，但对于以往的某些细节并不一定完全了解。

    中国兵器装备研究院主办的《轻兵器》杂志2012年第2期刊登署名文章《东北军区的军事工业》中讲：“1945年10月，东北人民自治军在沈阳组建军工部，韩振纪任部长兼政委。”该院的前身为当年的总后军械研究所，他们有可靠的文字资料来源。当韩振纪还在前往东北途中的时候，中央和东总已经确定由他任军工部长。综合上述文献资料，韩振纪为东北军工部的首任部长，这是事实。

    据上文，韩振纪于11月9日到职，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军工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王逢原仍为副部长。韩振纪担负起全面领导工作，在沈阳正式设立军工部领导机关，把先到东北的干部、其带来的干部及到东北后集中的干部共200余人，统一安排、充实到各部门，按照东总首长的指示，迅速开展工作。由于工作环境及任务需要，韩振纪一度离开沈阳，与王逢原等人分别行动，接收兵工厂。

    肖劲光从自治军总部调了五六名懂些技术的干部，以后又调来30多名东北军政大学的学生，交给韩振纪领导。肖劲光还给他增加了几辆老式的日本军用卡车，这样一来，军工部的人东跑西跑地接收兵工厂，开展工作方便多了。

    2011年10月26日，本书作者采访了孙玉鼎同志，地点为机械离退休干部局三里河老干部活动站。孙老是东北人，1945年韩振纪抵东北时将他带着参加了革命，后来，他曾经较长时间在韩振纪直接领导下工作。孙老在离休前任国家机械工业部综合计划司司长，退下来后还担任中国铸造协会副理事长、顾问等职。他是现仍健在、为数不多的东北军工事业发展全过程的见证人之一。这一年，孙老88岁了，身体健康，眼睛不花，思路十分清晰，完整。老人侃侃而谈，整整一个上午，连口茶水也没顾得上喝，给笔者介绍了许多有关韩振纪真实的、鲜为人知的事情，这些都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孙玉鼎老前辈回忆：

    东北军工部在我参加以前就成立了，一成立，部长即为韩振纪，副部长王逢原。当时，混乱状态，各为一方，有些人不了解情况是可能的。

    我是丹东人。当时，辽阳城东峨嵋庄有个日本人走以后留下的民用火药厂，生产地方矿山使用的炸药，是为鞍钢矿山服务的。

    1945年东北“八?一五”光复以后，我感觉回家后不好办，于是就留在工厂里没有离开，想等等看下一步情况的发展。工厂组织了一个护厂委员会，留在这个厂的中国职员只有我和一位同学两个人，还有一些当地村里人。

    当时，东北军工部已经成立，韩振纪到我那个工厂的时候，我知道他已经是东北军工部部长。一天，我在门口值班室值班，韩振纪同志带着两个警卫员来了。他是从辽阳到本溪去，路过这里的。他看见这个火药工厂，有兴趣了，一进门口正好碰见我。

    他和我谈这个工厂的情况一两个小时，随后，他顺峨嵋庄向东，到本溪去了。我估计韩不是从沈阳去的，因为那时国民党已经往沈阳走了。太子河北岸有个日本的兵工厂，此时已经被他领导接收了，因此，我估计他是从那里绕道辽阳，到本溪去。

    韩振纪走了以后，很快，太子河北岸的兵工厂成为东北军工第七厂，接着派人接收我所在的火药厂，改为七厂的一分厂。厂长苏文，政委忘记了，还有孙德山，此人建国以后当过国家计委农业局局长。

    孙老所说的太子河是流经辽宁省本溪境内的一条河，当时水量很大，可以行船，日本人曾在那一带搞过不少名堂。峨嵋庄是在太子河南岸、辽阳附近的一个村子，一面靠山，一面平原，是通往辽东的交通要道。

    东北，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经过日本侵略者14年破坏和掠夺，已经满目疮痍，孙玉鼎说起当年的情况：

    苏军占领东北后，好的机器全拆走了。今天的沈阳重型机械厂，我很熟悉的工厂，原来叫“日本住友”。沈阳解放我去看的时候，车间里空空如也！当马棚喂马了，什么机器都没有！

    那时，东北各大工业城市秩序混乱，盗抢成风，工人和技术人员都跑了，剩下一堆烂摊子。见到这种破败的情形，韩振纪十分心痛，他只好派人摸情况，仔细寻找，把剩下的一些东西利用起来。

    二、史无前例的军工大转移

    此时，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陆、海、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军，步步逼近锦州、沈阳。由于苏联与国民党当局签订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11月19日，苏联军队要求东北人民自治军把长春铁路沿线及沈阳等大城市让给蒋军。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简称东总）于11月23日由沈阳向本溪转移。韩振纪率军工部本部机关随东总移驻本溪，他本人先前到过这里，情况较熟悉，遂以本溪为中心展开接收，建立兵工厂，并积极组织武器弹药生产，支援部队作战。王逢原带一部分人从沈阳撤出之后，第一站先抵抚顺暂留，不久转至通化。孙玉鼎回忆说：

    当时，东北民主自治军军工部总部在本溪，在本溪召开过几次会，王逢原等人都来参加。

    中共中央和东北局重新考虑，确定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思想，避开大城市，重点发展农村根据地，将东北划为东满、西满、南满、北满4块战略区。当时，韩振纪领导的东北军工部，主要是先在南满接收、收集机器设备。 

    孙玉鼎说：

    应当说，韩振纪是最早正式到东北开辟军工的。原来跟苏联铁路分界，是从长春以南的分界，所以日本人在东北建的工厂都在南满。当时，东北的工业包括军工在内，主要在南满。北满黑龙江省，包括吉林，工厂很少。当初接收南满日军的工厂，基本上都是韩振纪领导那个时期办的事。北满去的人也就是占个地方，原来什么都没有的。延安来的一部分人到了鸡宁（注：现鸡西），鸡西有煤，但没有什么工业，对工业来讲是不毛之地。又如一些人到北安，那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东西。韩振纪作军工部长的时候，伍修权是军调小组的。在何长工之前，东北军工部应当是以韩振纪为主的。当时，其他各地没有统一，搞了一些也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哪一个是像样的。

    鞍山，抚顺，本溪，大连，是东北大工业城市，有煤炭、钢铁，而沈阳的兵工厂在东北则是最大的。这一带还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军事战略意义重大，对于南满地区的工业基础，中央和东北局很早即认识到其重要性了，在此派出军队打击土匪实施土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了发展建设百万大军，迫切需要建设大量的军工厂，为百万大军提供弹药，所以，东北局和东总特别重视建设军工部门。

    在敌人逼近、环境紧张之际，有人主张将这一带全部煤矿与工业进行大规模破坏。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韩振纪等提出意见，坚决反对破坏，认为应当把眼光放长远，此议获得当时东北局主要负责人彭真的支持。这时，中央电复东北局：关于南满工业，不论和、战，我均不应有任何破坏，因为这将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并将在全世界留下长期极坏影响。经过讨论，东北局诸位负责同志统一了认识，南满的工业保留下来，并得到利用。

    1945年11月至12月，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又致电东北局书记彭真：

    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在东北今天的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就企图建立东北的优势。

    （《刘少奇选集》上卷 第374页，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刘少奇的指示是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东北军工的发展与东北解放战争形势同步，韩振纪领导东北军工部，在东北局和东总的领导下，面临战争不利的形势，先后进行了几次战略布局的调整、转移和建设生产，出色地完成了东北军工创建者的历史使命。

    孙玉鼎老人回忆：

    苏联与国民党搞了什么协议。辽阳护不住了，太子河北岸兵工厂的设备拼命地朝外运，我所在的工厂旁边有条从辽阳到本溪的铁路线，通过这条铁路线朝外运。我所在的工厂就成为中间转运站了。这个时间，大体上是在11月底、12月初。韩振纪专门交待孙德山做我的工作，动员我参加革命工作。大约是在1945年12月，我和他（注：孙德山）一起离开辽阳峨嵋庄。

    孙玉鼎老人说的是历史再现。因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形势不断恶化，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决定将通化地区作为后方基地。韩振纪向东总首长汇报时说到：

    前一段搞兵工厂接收任务，接收范围在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辑安、鞍山、辽阳、通化、延边等地，有钢铁厂、兵工厂和化学工厂（注：炸药厂）等。现在要服从战局撤退，这么大的接收面积也就变成了撤迁面积，同时还要加紧生产。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们是第一次，历史上也没有人搞过。

    （《韩振纪自传》）

    1.分别从6个地区向通化集中

    1945年12月初，经东总首长批准，军工部的大转移行动同时从6个地区开始进行，由韩振纪坐镇南满，指挥全局，并亲自直接抓鞍山及辽阳等地军工物资的搬运工作。

    沈阳方面由王逢原副部长负责。他在沈阳开展工作时间不长，就奉命撤出沈阳，经抚顺紧急向通化转移。他指挥大家用司令部拨给的4台汽车，还有一二百辆马拉大车，从沈阳撤出了部分机器物资，其中包括做子弹用的机器7台、以及做枪支来复线的机器、其他机器20台。化学厂(火药厂)拉出200余吨机器物资，大型设备只好遗弃。我军撤走后，苏军将孤家子无烟药厂炸毁。

    南满方面由韩振纪部长亲自指挥，并调周明、李延林、李景阳、叶修青、孙德山、李达光等10余人及东总政治部派来的莫文祥等五六位同志，到南满参加搬运工作。在南满参加搬运的干部计有50多人。莫文祥，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沈阳市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国家航空工业部部长等职。李延林，毕业于奉天工业大学机械学科，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核工业部建工局总工程师等职，在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的安装工作等方面有突出贡献。

    南满方面又分为5个地区：

    （1）鞍山，韩振纪亲自负责，重点搬运钢材、制造掷弹筒及迫击炮用的各种钢管、钢材万余吨，还有各种机器200余台。途中艰难，交通不便，运载工具主要靠骡马拉大车。经过千辛万苦，这一部分机器中有130余台运抵通化。

    那时，鞍山、辽阳的炼钢电炉和轧钢重要设备都被苏联人搬走了。在搬运物资材料时，韩振纪指示，尽量选择能制造步枪和迫击炮筒用的钢管、钢材。大家绞尽脑汁，从废弃的材料堆里一点一点地搜寻，在时间很紧的情况下，每人都日夜忙碌，十分辛苦。

    一些苏联人不要的设备，韩振纪指示：能利用的也搜集起来。其中有的设备较复杂，专业技术性较强，由于损坏了还需要修理，韩振纪设法与苏军方面接洽，争取获得被他们拿走的图纸，在谈判过程中颇费周折。苏军一个年轻军官负责这些事，拒不提供设备图纸，韩振纪亲自与他交涉，可这个军官总往上边推脱，追急了便端架子发火。韩振纪见外国人是不怵的，他实在按捺不住，对苏军军官大声喊：“没图纸，想叫我们当睁眼瞎子？你我都是共产党人，怎么办点事情这么难？”苏军军官见韩振纪发起火比他厉害，不由软下来，只好交出了部分图纸。有人拿着图纸翻来复去，半天什么也看不明白，韩振纪说这些都是宝贝，由他派人专门保管。

    （2）抚顺，由孙景芳负责，运出当地政府拨给的一部分物资、日本人留下的轻金属及其他工厂的机器共110余台、五金材料百余吨，这些物资、设备均安全运抵通化。

    （3）辑安，由陈全负责，就地接收矿务局机器50余台、敌伪飞机修理厂机器91台等，运抵通化机器共160余台，还带来一批技术工人。陈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汽任设计处处长，研制我国第一辆红旗轿车有重大贡献。

    （4）辽阳，由苏文、江涛负责。1945年11月中旬，军工部派人从苏军手里接收了辽阳市多家重要的兵工厂，立即开始生产，修复3辆坦克，复装10余万发步枪和手枪子弹，制造无烟火药近10吨，还装配了一批枪支。其中就有前面孙玉鼎说的那个厂子，该厂位于辽阳市太子河区，前身为日本军队于1937年所建的918部队、383部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军火工厂，解放后为国营辽宁庆阳化工厂。苏文，新中国成立后任物资总局国防军工局局长；江涛，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障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