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工部第5办事处（齐齐哈尔）

    由新四军3师军工部沿革至西满军区军工部，1947年10月归东北军工部建制。1948年4月改称东北军区军工部第5办事处，生产任务以六零迫击炮弹为主。田汝孚任主任。

    第5办事处下设机器厂、装配厂（炮弹）、制材厂及修械所，列为一分厂、二分厂、三分厂、四分厂，后来又接收了原属辽西军区的洮南修械厂和原北安第四安办事处(改为北安总厂)。职工约2 000人，机器340多台，月产六零迫击炮弹4万发，八一迫击炮弹2万发，修枪500余支，到年底共生产六零迫击炮弹15.1610万发，以及大量手榴弹、爆破筒。

    东北军工部第6办事处（牡丹江）

    1947年10月，牡丹江军区炮兵工程处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领导，改称军工部第6办事处，主要任务是修复火炮。主任沈毅，政治委员许兴。沈毅，留学法国的弹道专家，曾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少将专员，解放战争初期参加起义。许兴，曾在瑞金红军学校任指导员，抗战初期任军委后勤部延安荣誉军人学校校长。

    1946年至1948年年底，牡丹江第6办事处先后修理过八二迫击炮、九二步兵炮、重迫击炮、战防炮、山炮、野炮、榴弹炮、高射炮、加农炮等，共1.7911万门，装备了7个炮兵师和野战纵队的炮兵团。

    1948年12月，第6办事处撤销，所属修炮厂改为北满分部直属四厂、五厂。

    东北军工部第7办事处（吉林）

    1948年8月16日，东北军工部在吉林市成立第7办事处，韩振纪兼主任，张广才任政委。张广才是位老资格，曾在红四方面3个军都当过政委，1955年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同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第7办事处主要复装九二步兵炮和山炮炮弹。

    吉林机器局是清末建立的大型军火工厂，1900年，该厂被沙俄侵略军毁掉，1905年改建为吉林造币局，民国后张作霖改建军械厂，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改为吉林保安司令部修械所。1948年，吉林解放，东北军工部接管该处，主要生产八二及六零迫击炮及炮弹，职工1 150人，机器台330余台。

    东北军工部第8办事处(哈尔滨)

    该办事处其前身为1946年6月成立的东北军工部驻哈尔滨办事处，主任王盛荣（原崔振东），政委叶林，副主任丁武选。王盛荣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苏区时曾任中革军委委员，到东北之初曾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建国初曾任中南工业部副部长，“三反”时曾出过些问题，后来平反了。丁武选是红四方面军老同志，在苏区时曾任独立2师师长兼川陕省省保卫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武汉军区军事法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7年10月，军工部为加强对哈尔滨市军工生产的统一领导，决定撤销哈尔滨办事处，成立实验总厂。

    实验总厂设有8个附属工厂：直属厂，承担六零、八零迫击炮弹的弹体、尾翅的加工；正记翻砂厂，翻砂铸造六零、八二迫击炮的弹体；星记工厂，由哈尔滨办事处技术室扩建而成，承担各种炮弹的总装；胶木厂，生产胶木引信、扩爆管等；联合一厂，生产迫击炮弹尾管、尾翅、弹夹、扩爆管等；联合二厂，生产炮弹引信底火座及各种铜件加工；联合三厂，生产弹体。

    1948年10月，军工部决定在哈尔滨实验总厂的基础上再次成立军工部第8办事处，辖有实验总厂、星记工厂、联合一厂、联合二厂、平房厂，还包括动员联合进行军工生产的私营各厂。

    1949年1月，军工部迁到沈阳，同时，在哈尔滨成立军工部北满分部，乐少华任主任。3月28日，第8办事处撤销。

    东北军工部第9办事处(大连)

    主任朱毅，政委李一氓（中共旅大区党委副书记兼）。这个办事处在东北军工部序列中较为特殊，其成立过程前文已述。朱毅，曾任华东局财委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等职。李一氓，曾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中联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等职。

    建新公司接管了一批日本人遗留的企业，下属：大连机械厂、大连炼钢厂、裕华厂、宏昌厂等单位，职工8 000余人，机器970多台，月产炮弹钢350多吨、发射药30多吨、引信2万个、装配七五山炮弹3万发，主要装备供应到华东前线。

    1947年11月7日，李富春同志在哈尔滨市听取华东局的同志汇报时决定：从1948年起，大连建新公司所需经费全部由东北局负责，生产的弹药全部运往华东，旅大地委要全力支持建新公司的生产。1948年1月，建新公司归属东北军区军工部，被列为第9办事处，对外仍称建新公司。1948年秋，中央军委电令：建新公司改属中央军委领导，委托东北军区军工部代管。

    军工部直属一厂和二厂

    直属一厂设在西东安（今密山西9公里处），是发射药厂；

    直属二厂设在东安（今密山），生产通讯器材、手摇马达，收发报机等。

    以上两个厂子的情况前面讲过，干部变动不大，此处不再重复。军工部还曾先后在其他一些地方设过办事处，例如通化，负责人孙德山等。

    七、功载青史

    1.批评“摘桃子”等说法

    哈尔滨东北军工会议以后，东北军工生产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1947年10月以后的第1办事处（珲春），仍然是北满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基地。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即东北野战军），分为东北野战军与东北军区两部分，野战军兼军区机关。军工部归东北军区序列，正式改称为东北军区军工部。

    此后，韩振纪基本上只负责珲春的工作，过问军工部本部工作不多了，关于这一点，东北军工部老同志孙玉鼎、董玉书都有相同的回忆。哈尔滨军工会议以后，最早到东北军工部的王逢原副部长也一度只管兴山办事处。

    何长工来当军工部长，韩振纪十分高兴。珲春基地是他当军工部长时候搞起来的，现在何长工部长提出“铲山头”，他坚决拥护这个方针，但是仍然让他管珲春的事，这就让他不得不注意这个问题，他发电报请何长工前来视察、指示，在珲春干部会上也再三强调何部长的领导。

    孙玉鼎老人回忆：

    何长工去过珲春，他是留学法国的。他去珲春的时候，那天晚上开会，他旁边坐着两个日本人。当时军工部有一帮日本人，不知道怎么划拉来的，有化学博士、建筑专家。那个化学博士和何长工两个就是用德语（注：据老同志说何长工懂法、德、英、俄4国语言）说话的。当时，我坐在旁边听见的。何长工红军时期伤了腿，是瘸子，走道儿一拐一拐的。我讲个故事，1948年，我们从哈尔滨到吉林看厂址。当时，有李富春、何长工、韩振纪等十几个人，我也去了，伍修权没去。看完厂址，要到龙潭火车站，坐个苏联吉斯卡车。上车时李富春就讲：“何长工你是个瘸子，你坐前边吧！”何长工坐在司机旁边，李富春和我们一起爬到车顶上。卡车把我们拉到龙潭的。何长工瘸子是有名气的。

    何长工是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在井冈山朱毛会师时立有大功，曾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在苏区时领导过韩振纪。何长工到珲春去的时候，提出要定额、要指标，这可能是他早年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时候学的，在当初是挺新鲜的事情。何长工讲话很风趣，富有鼓动性，会场上总是笑声一大片。韩振纪陪他看工厂，看设备，他问东问西很仔细。他到韩振纪的住处，见有一把胡琴，还哧啦哧啦地拉了两下。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地质系统造反派找韩振纪调查何长工在东北军工部的情况，结果让韩振纪给轰跑了。至今，韩振纪家中还保存着他与何长工在珲春的合影。“文化大革命”中，何长工被“打倒”了，韩振纪把何长工的照片藏起来，生怕造反派给抄走了。

    当时，珲春的干部有的师级变团级，团级变营级，于是个别同志有了“摘桃子”的说法，韩振纪严肃批评了这种狭隘的意识。他说：“当初，日本投降不久，大城市拉锯战，军工生产的任务又紧，环境不好自有环境不好的做法，大家完成了任务是好的。现在环境不同了，进了大城市，中央要求把全东北的军工统一管起来，今后，东北军工不仅要生产解放东北的武器弹药，而且要支援解放全中国。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要把规模搞大。”他诚恳希望军工部老同志要起好作用，一条心把工作做好，不准无原则地讲牢骚话。韩振纪尊重和支持何长工，毫无怨言地在珲春工作，多年的革命生涯，让他形成了服从组织和革命事业需要的优秀品质。

    1948年4月，东北军区军工部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开了十几天，东北野战军主要领导人林彪、罗荣桓到会讲话。会议畅所欲言，对军工部自1945年10月以来的工作做了充分的讨论和总结，思想达到空前统一。会议期间，全体与会同志合影留念。

    林彪在会上说：同志们过去对于军工生产是努力了的，在一定的时期内，都做了他应做的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当然也遇到不少的困难，特别是在开始初创时期，我们由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发展到机器生产，干部缺乏经验，困难更多。今天是比较有些基础有些规模了，今后的要求就是精益求精，不论到任何时候也不满足，不骄傲，不停止在一点上。在业务上，在组织机构上都要使他向前发展，向前进步，以适合东北与全国作战的需要。这种需要是逐渐扩大的。

    这一次党委扩大会议，还对各地生产情况交换了意见，讨论了行政、整党、政治、工运、保卫等工作。与会人员对各单位的领导方式、培养干部技术水平、政工人员的设置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检查，并提出具体改进措施。

    2.造出东北解放区第一门后膛炮

    珲春的兵工生产任务是根据战争需要而变化的。1948年5月，林彪、罗荣桓指示军工部召开“炮弹会议”，并提出“适合新的战争形势，提高质量数量，不应满足于现状，而应精益求精”。这次会议重点研究如何落实东总首长的指示，还研究统一了六零、八一、八二迫击炮炮弹的规格标准，通过交流，解决了炮弹生产的若干技术环节问题。

    会议决定，珲春办事处的任务是以生产八一、八二迫击炮弹为主。韩振纪组织由熟练技术员和工人参加的技术攻关队，狠抓提高八二迫击炮弹引信的质量。此后，珲春办事处生产的炮弹，废品率大大下降，同时，在机器数目不变的条件下，改进生产方法，月产量大大提高，由1万余发上升到4万余发。到了下半年，八一、八二迫击炮弹的产量已经可以满足东北战争需要，而且还大批支援关内。

    在这一时期，韩振纪领导珲春军工部第1办事处，在原有技术能力的基础上，又努力了一把，成功研制八一迫击炮。

    根据前线作战需要，韩振纪组织珲春办事处研制九二式70mm步兵炮。试制中，由于没有加工炮管膛线的拉丝床，大家就设法用龙门刨床配上齿轮拉杠代替。1948年11月，九二式70mm步兵炮研制成功了，消息传开后，所有兵工战士都很振奋，因为以前军工部只能生产小钢炮，而这则是“我党到东北以后制造后膛炮的第一门炮”（《东北军区军工部三年半来军工发展总结》）。

    九二步兵炮，炮体轻，用马拉或用汽车拖均可，隐蔽性好，装卸运输方便，曲射、平射兼可，高爆弹重3.8公斤，射程两三公里，对付敌人混凝土结构坚固工事具有强大的攻击力。

    这种炮，过去是日军常使用的重武器，抗战以后，全国兵工厂几乎都生产不了大炮，军队各部使用都是从国外进口或缴获日军的。当时，在国共两军中，大炮的装备率都不高，所以，韩振纪领导珲春办事处和冀鲁豫军区兵工厂研制、生产出来的这种炮，在人民兵工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后来有文献说此举是开了人民兵工之先河。

    韩振纪认为炮生产出来了，在操作方面仍有不足，并不等于完成了任务。他亲自拿着标尺到试射场上，对炮的射角、射界进行反复测量校正，还与技术干部、工人一起进行研究，解决了炮体分解和人力运输的问题。

    3.力保珲春过渡被拒

    1948年8月，伍修权不再兼任东北军区军工部政委。9月至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11月2日，大工业城市沈阳解放，军工部机关迁至沈阳。王逢原副部长作为军事全权代表，和军事代表刘咸一对沈阳的兵工厂实行全面接收和军事管制。第一副部长韩振纪仍驻在边境珲春基地。

    1948年10月，东北军区军工部又召开第二次军工会议，解决各种工务制度和迫击炮弹制造的几个技术问题，例如六零、八一、八二迫击炮弹材料单位用量及火炮、枪支修理的标准、统一的产品代号等。会议还对成本核算项目、减少间接生产人员，工厂向企业化发展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在这次军工会议上，韩振纪发言阐述珲春的区域战略优势、动力、资源，以及3年来形成的军工设备和技术基础等优越条件。他认为，随着战争形势进展，东北军事工业重心逐步转至大连、沈阳、哈尔滨等大型工业城市，这是个必然趋势。他说他本人可以调离，但珲春暂不宜急于放弃，这个距离苏联、朝鲜都较近，且具有天然屏障的地方，在一个时期内未必没有更新的战略意义和利用价值，可以再过渡一个时期。他说珲春以炮弹生产为主是正确的，同时还应进一步考虑在此建立较长期的武器弹药生产、储备基地。

    韩振纪的建议遭到一些同志的反对，他们的主要意思是：军工生产的布局应随着战争形势转变，边境地区已不适应东北及关内战争的需要，珲春军工基地应不再保留。当时，有人觉得韩振纪老脑筋，不顺应形势；但到了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就有领导同志讲：“韩振纪眼光长远，当初若不放弃珲春，在战争初期，就可能避免出现作战物资供给不足的问题。”

    孙玉鼎老人回忆：

    韩振纪只管珲春，开会时才去哈尔滨。到1948年12月沈阳解放，我跟韩振纪到哈尔滨开会，去过3次。成立大会我没去。有一次，我和韩振纪坐火车到哈尔滨去。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软硬卧，所谓软卧就是在车厢里搭上两块木板，我们自己背着行李，上去以后行李铺开，这就是一人一个铺。从牡丹江上来一个人，带着警卫员，和韩振纪非常熟，他俩唠嗑唠了半天，临走的时候，韩振纪说：“你光来不行，有什么好烟，你给我留下点！”这个人从兜里掏出半包香烟给韩振纪说：“给你吧，要不要？”。韩振纪说：“真抠门！”这人走了以后，韩告诉我：“你知道这人是谁吗？新四军3师师长黄克诚！他和黄克诚的关系非常熟。

    辽沈战役结束不久，黄克诚已经是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政委。韩振纪虽然没有能够去前方打仗，但是珲春制造的大炮在辽沈战役中发挥了作用，所以当他见到老战友、老首长的时候才能那样开心。

    1948年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并告朱（德）、刘（少奇）、东北局：望东北局用全力加强军事工业之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为目标。

    韩振纪兼任军工部珲春办事处主任期间，为解决炮弹弹体铸造质量问题，连续召开了“诸葛亮会”，从所有的技术环节入手，逐项分析，终于找到解决办法，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他还专门针对解决手榴弹防潮问题成立了技术小组，研究措施，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都制定了一系列的规范方案，并推广运用到部队中去。

    雷管生产质量曾经是珲春办事处的一个难题，韩振纪等办事处领导同志一度日以继夜和技术人员、工厂在一起分析、商讨，在实验场做比对试验，不断地找到毛病，进而反复调整、改进、完善工艺，终于使雷管成品率提高到80%。同时，韩振纪要求珲春办事处有关部门，加强技术教育，提高徒工熟练操作能力，这样也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

    1948年11月，何长工通知韩振纪，因其出外筹建新的兵工厂，所以请他到沈阳去，暂时主持一段军工部的工作。韩振纪接电后，没多考虑即回复答应了。这时，马树良对他说：“你这一去，可能回不来了，到沈阳当副手，能不能适应？”韩振纪说：“什么正的、副的，能做工作即可！”安排好工作以后，韩振纪即赴沈阳。孙玉鼎老人回忆：

    1948年11月份，韩振纪带着我，还有警卫员到哈尔滨，然后带了一列火车，到了四平，从四平坐汽车到铁岭，准备沈阳一解放，就去接收工厂。去晚了，我们到铁岭时就听说沈阳解放了。汽车连夜开进沈阳。开进沈阳以后我也转了向，找了半天才找到四野的前进指挥部。马路过去的一个楼里出来一个人，我上前问军工部在哪里？这人听说过韩振纪的名字，很痛快地告诉了我军工部在什么地方，其实就在旁边隔了两三栋楼。到军工部以后，已经有各地去的人先到了。我去以后基本没再接触什么人，韩振纪那一段活动也不清楚了。当时，各部进去抢工厂、占房子，当然军工厂是抢不走的。大概在沈阳呆了一个月左右，我到五一兵工厂等几个厂去过。不知为什么，韩振纪觉得还是回珲春去好，所以，我们在1948年底左右就回到珲春了。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从沈阳走的时候，当时是供给制，韩振纪说要买一批派克笔，带给珲春军工干部。我到街上到处转，大概买的人太多了，没有派克笔。我告诉韩说派克笔买不到，就买了另外一种，伊维尔谢夫的，也是美国的。带回去以后，我听说这些人不满意，只认识派克笔，不认识别的牌子，后来听说，又买了派克笔回去。这一次到沈阳，不知道何长工同志去了没有，反正韩振纪是第一副部长，组织接收发生什么事我不清楚。反正他在那里不怎么得劲，回珲春去了。

    孙玉鼎说的这件事，不少军工部老同志知道，本来是何长工让韩振纪到沈阳代他主持一段工作，但是，韩到部后却指挥不动，不得已返回珲春。韩振纪回到珲春时，上面已经任命马树良为珲春办事处主任，韩文、赵引任副主任，铁冲任书记。孙玉鼎老人回忆：

    1949年3、4月份，他又带着我、董玉书，再加上两个警卫员，第二次到沈阳。军工部给了一栋小楼，住在马路南边靠南湖那边。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左右，他就调到东北工业部，正式任命机器局长。我作为他的秘书调过去的。

    到1949年7月以后，随着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珲春各军工厂基本停止生产，第1办事处迁出珲春，军工干部、工人和设备分散转调他厂。手榴弹厂从珲春、石岘转迁至哈尔滨平房等地，在旧址办了废弹处理厂，1949年9月撤销。

    据1949年5月《东北军区军工部三年半来军工发展总结》：

    到1949年2月，珲春办事处的直接生产人员，包括工人和练习生共1350人；间接生产人员，包括技术干部、材料人员、行政管理、政工人员等为479名；不列入间接生产人员的，警卫人员、勤杂人员、家属等共2035名；共计3864人。经多次调动和调整，珲春办事处仍有各种机器设备372台，炮弹月生产能力达到5万发。

    据1949年5月《东北军区军工部三年半来军工发展总结》各阶段各种产品数量统计表（摘要）：

    以上生产数字大致可见整个东北军工部发展的历程，军工部创业的早期以及1947年10月哈尔滨军工会议以后的珲春第1办事处，成绩斐然。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兵工主要有华北、东北、华东、晋绥和中原5大部分，各有所长，但在技术人员、机器设备、炮弹厂规模及产量等方面，东北军工是最强的。伍修权、何长工、韩振纪、王逢原等同志领导军工战士，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和东北局交给的艰巨任务，为东北及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