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计较职务高低

    1948年7月，东北行政委员会组建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统一管理东北地区的轻、重工业，最早设在哈尔滨，11月初搬到沈阳。王首道、陈郁、王鹤寿（第二部长）先后担任部长，邵式平、吕东、安志文为副部长。

    1948年冬，辽沈战役后，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入关。东北地区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为解放全中国和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打下良好基础。韩振纪又面临着一次重要的历史变革。

    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建设好东北工业基地，东北要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所以东北工业部还担负着支援全国各地的重任。当时在东北乃至全国，东北工业部都是个相当重要的部门。

    这时，高岗为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局一位领导与韩振纪谈话，把宏伟蓝图说了一番，并表示希望他到东北工业部，参加接收、整顿原国民党所属工厂和恢复发展生产的领导工作。这位领导的谈话诚恳、深切，毕竟韩振纪从少年时就有着很深的工业救国情结，他被感动了。谈话时，这位领导说韩振纪到工业部的职务是副部长。韩振纪表示：“职务高低没啥，能力有限，尽力做好工作。”那时，不少军工厂已经开始交给地方了，地方搞军事工业成为趋势，于是他离开军工部，去东北局组织部报到。就这样，韩振纪从1924年从戎以来唯一的一次脱去军装，到地方工作。少时饱读诗书，戎马一生的韩振纪并没有想到在非战争环境里，地方和军队会有着什么不同。

    搞地方工业，这对韩振纪来说，是个几乎陌生的环境。已南下的东北野战军的几位老同志知道后来信表示惋惜，说他本是军事干部，到地方搞工业，人生地不熟。

    从1945年冬天开始，进入革命武装力量大发展时期，与韩振纪同资历的军队老战友，除去早逝的以外，在解放战争末期都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韩振纪身为东北首任军工部部长，具有参加东北局高干会议的资格，而且他懂专业知识，有丰富的军事工业工作经验，所以，他刚到地方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他就是担任工业部副部长，但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布任命下来，却为工业部机器管理局局长。对此安排，他没有任何不愉快。已经当了4年纵队司令级的干部到东北工业部当了局长，有的老部下当面开玩笑说：“老首长的官越作越小！”韩振纪听了这些话，不以为然，他说：“我是脱了皮鞋换草鞋的，要是图官大官小，当初为什么参加红军呢？”

    关于韩振纪到工业部的具体时间，《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中填写的为1949年春，根据孙玉鼎老人的回忆，应是在1949年4、5月份。这一时期，东北工业部领导下的各专业局都是独立开展工作，办公地点也是单独的，所以在一些同志的履历上就直接写成东北某管理局，其中把工业部省略了，其实这样说也并非不可以，但韩振纪在其自传中明确填写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机器管理局局长。他这个人办什么事都很仔细、认真，对那些好听不好听的虚东西并不在意。

    孙玉鼎说：

    （韩）到东北工业部当局长，职务是不是低了？这么说吧，当时东北工业部、重工业部，大多是地方干部，地方干部讲地方那一套，军队干部到地方工作很难。可以看得出来，受排挤很明显。

    吕东是东北人，北京大学毕业，安志文是陕西省立师范学校毕业，曾任高岗的秘书，这两位同志都是于1937年左右参加革命工作的。韩振纪是甲种工业学校4年毕业，学历大致相当于以后的中专。至于对韩振纪的职务安排为什么朝令夕改，年代已久，故人多去，到现在许多事情已经搞不清楚了。

    东北工业部设：机器局、有色局、化工局、建材局、电工局、轻工局、纺织局、电业总局、煤矿局和兵工局，后来还成立一个石油局。东北工业部内设有计划处、经理处、基建处、设计处、人事处、行政处、卫生处、专家办公室和部长办公室等。处长里也有人后来成了大人物。工业部下面还辖有鞍山钢铁公司、本溪煤铁公司和抚顺矿务局等10个直属企业单位。据《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   

    1948年12月28日，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刘向三为煤矿局局长，孙然为副局长；李华为有色金属局局长，孙鸿儒为副局长；赵濯华为企业管理局局长，梁成恭、林华为副局长；聂春荣为机械（器）工业管理局局长，赵一鹏为副局长；赵书扬为纺织管理局局长，罗日运、张永清为副局长；叶和玉为金矿管理局局长，孙炳华为副局长；荆杰为电业管理局副局长；杨纪良、张子高为林务局副局长。

    刘向三、罗日运、张永清、叶和玉、赵濯华等是红军干部。孙然是跟吕正操从东北军改编过来的，曾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参谋长，他是先转到地方工作不久又调到东北工业部的；李华，1928年入党，曾任南京特别市委书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处长等职。

    东北工业部机器局是新建机构，干部中有延安及其他老解放区来的同志，有留用的原企业技术人员和一部分日本技术人员，还有从社会上招聘的各类工程技术人员和学生。

    孙玉鼎老人回忆：

    韩去时，聂春荣是局长，韩来任局长，聂就改任副局长了。还有个赵一鹏。当时东北机器局在汉口街，一个小楼。初创有4个处：一个计划处，一个人事处，一个行政处，一个经理处。计划处长由聂春荣兼，我去之后就当计划处的秘书，替他管计划处。经理处长是老红军，不太懂业务的一个人。人事处长姓包。行政处长是汪宏文。后来，计划处来了3个处长，一个是欧阳山尊，一个是谢如同，还有个民主人士，忘记姓名了。

    以后，杨铿也从沈阳汽车总厂代厂长岗位上调任东北工业部机器管理局计划处处长。

    二、办了“创造新纪录运动”等3件大事

    1.接收、组建大批工厂

    到了地方，为创建新中国的机械工业，韩振纪抱着极大的热情，兢兢业业地工作。当时百废待举，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力量十分有限，东北工业部恢复生产的任务繁重。  1948年，东北局编制了工业恢复和发展计划，1949年、1950年，东北工业部又先后编制了工业计划。

    孙玉鼎老人回忆：

    东北机器局开始只在沈阳有两个总厂（沈阳第一、第二总厂），赵一鹏还兼一个厂长。后来，把大连等地工厂逐步接收、改编，到韩振纪走时有十五六个工厂。韩振纪到东北机器局不到一年，东北军工部就改组为工业部军工局了，乐少华为局长。

    韩振纪到东北机器局，我印象主要搞了3件事：一是组建工厂。聂春荣搞技术的，很自负，但是搞领导不行。赵一鹏不懂业务。这一段开展工作主要是韩振纪。总厂撤销，变成8个厂，后来抗美援朝，东北有几个厂要搬到哈尔滨去。实际上搬了3个厂。工业部总共搞了十几个工厂。

    当时，东北部分地区仍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形势尚不稳定。东北工业设备破坏严重，苏联把重要的设备搬走了不少，例如鞍钢的薄板机和轨梁轧机、沈阳的6000吨水压机、抚顺铝厂的水银整流器等。材料和资金都严重不足。机器局要做的工作很多，任务很艰巨，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尤其缺乏干部和管理经验，在生产状况调研，以及编制计划等方面均有一些困难。

    韩振纪任机器局局长后，从薄弱处开始，首先抓了机关的组织机构建设，积极挖掘人才潜力，把军工战线一些懂管理知识、有管理经验的干部调来机器局工作。他严格执行上级指示，区别对待所属工厂原有的旧人员，除对极个别反动的国民党特务进行坚决镇压之外，对绝大多数人则采取团结、改造、留用的方针，调动其为新社会工作的积极性。

    当时，知识分子是各项工作的骨干。韩振纪在工作上把知识分子当宝贝，尊重、爱护，充分重用。艺术家欧阳山尊在《我的艺术生涯》（《传记文学》2005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

    胡宗南进攻陕北时，我到了东北，当时改行了，在汽车厂当厂长，后在机械［器］局当计划处长。第一次文代会，还发了通知书给我，我给了机械［器］局局长韩振纪，他当过新四军［2师］参谋长，看过信说：“你还搞文化呀，算了吧！”

    关于这件事情，在《舒绣文》（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欧阳山尊也有相关回忆：

    那时我正担任东北机械［器］管理局的计划处长，拿了开会通知向局长韩振纪同志请假，他说：“你现在还是文化人吗?工作紧，离不开，就算了吧。”我觉得也是，就没有参加，又一次错过了与绣文以及许多文艺界老朋友们相聚的好机会。

    韩振纪爱惜人才，舍不得他走，担心欧阳山尊这一去就回不来了，便劝他别去参加文代会。孙玉鼎老人回忆：

    欧阳山尊是延安鲁艺的，英文非常好，来东北给军调小组长伍修权当翻译、秘书。我同欧阳山尊讲笑话，说：“你跟伍修权带什么肩章？”他说：“抽屉里肩章一大堆，看对方来少校就挂少校，来中校就挂中校。高了他捧你，处处给你出难题，低了他让你，好斗争，想用哪个就戴哪个！”军调小组撤了，伍修权当第二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欧阳山尊要求到工业上来，于是当了军工部工程部的计划科长，工程处长是江泽民（注：四川江津人）兼的。沈阳一解放，欧阳山尊在铁西把3个厂组建了一个汽车总厂，他当厂长。汽车总厂做不了汽车，也不会做汽车。后来汽车总厂撤销了，他被调到局里当处长来了。

    后来，韩振纪没挡住，欧阳山尊还是被调走了。孙玉鼎老人回忆：

    欧阳山尊说：“估计有两个人调我，一个是曹禺，另一个是燃料工业部长陈郁。”

    欧阳山尊自己则回忆： 

    后来，我在燃料工业部当局长时，中央组织部三令五申又把我调到北京人艺当副院长。

    东北机器局各厂都严重缺少专门技术人才，对迅速恢复生产极为不利。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韩振纪领导机器局根据新民主主义公营工厂的新型生产关系，广泛发动师傅自觉地带徒弟，除了订立师徒合同之外，还树立教和学两个方面的责任心，这样一来，大批技术工人培养出来了，很快在生产中发挥了作用。韩振纪还要求管干部的同志到生产现场去，从工人中间及时发现、及时选拔技术干部，就像当年在战斗火线中提拔指挥员。一年之间，机器局提拔技术员32名、生产班长32名。

    韩振纪领导的机器局从现实与长远相结合，有计划地办了一些职业学校、技工学校、艺徒培训班、工人夜校等教育单位。实践证明，在工业恢复期办工人教育，培养基层技术骨干十分必要。韩振纪在机器局工作的那一年时间，机器局共培养了艺徒237人、技术员68名、描图制图员62人、统计员59人，从而解决了技术干部极端缺乏的问题，保证完成了1949年的生产任务，并打下了1950年大生产基础。

    有了干部管理队伍，韩振纪即开始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规划和计划，全面开展接管和生产工作。

    从1949年1月成立机器局，即组织接收了敌伪资源委员会机器厂、住友金属工厂、满洲三菱株式会社等厂，遂将这些工厂合组成为沈阳第一机器厂。这几个工厂的设备大部分被苏军搬走了，起初还没什么生产能力，以后才逐渐恢复。在此期间，机器局还接收了机车厂及鞍钢沈阳分厂。2月，机器局又接收了伪生产局机器厂和铁工厂等20多个厂，将伪生产局机器厂和鞍钢分厂合组为沈阳第二机器厂。当时，立即开工的厂13个，共有职工3176名。不久，第一机器厂的铸钢组划出，单独成立沈阳制钉工厂。这时，机器局所属除了上述各厂之外，还有瓦房店的滚珠厂、安东机器厂等，共5个厂、18个生产单位。职工至1949年3月底为6261人。3月底开动机器1382台，电动机733台。

    1949年5月，韩振纪领导机器局重新调整各厂设置，将第一机器厂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分厂独立出来，其中第五分厂改为工具厂，第六分厂改为砂轮厂；将原第一机器厂的住友厂分出改为独立实验二厂；原第二机器厂的第一分厂归并到第五机器厂，第二、第三分厂组成第六机器厂。后来，第六机器厂与10月接收的大连轻金属等厂组并，以扩大水泵制造。

    6月，机器局接管东北军工部504厂，又接收汽车总厂等工厂，到10月份，机器局共领导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机器厂、工具厂、砂轮厂、滚珠厂、安东机器厂、汽车总厂、实验工厂等11个工厂，共修复机器636台，炉19座、电动机73台及其他交通工具947件，此时，直接开机生产的机器2661台，职工人数9676人。

    韩振纪负责接管大中型企业的工作进展都很顺利，很快就整修好设备、恢复生产。

    为满足全国解放战争的紧急需要，按东北局的要求，从1949年上半年开始，韩振纪领导机器局将分散在东北的长春机械厂、哈尔滨实验厂、哈尔滨铸造厂、珲春军工八厂、辑安军工七厂、石岘军工六厂、牡丹江炮厂、兴山兵工厂、南岔木工厂等10余个军工厂和冀东军区的军工厂，陆续向哈尔滨集中，在侵华日军8372部队的废墟上，建设东安厂。   

    大家克服住宿紧张、伙食单调等生活困难，团结一致，艰苦拼搏，经过一年多艰苦奋斗，共修建工房24座，大小仓库10个，办公地9处，以及变电所、锅炉房、水井等配套设施，拥有机器设备700余台，并从苏联、东德、捷克等东欧国家进口一批先进机床。这个工厂就是后来有名的东安动力集团。

    韩振纪在机器局干部会上报告时讲道：

    机器局是作什么的？工业部规定了就是为工矿服务。目前东北已基本无战争，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是主要的。我们面临的问题：现有的机器工厂生产能力低，技术条件差、管理经验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作合理组织，有计划调整，分轻重、先后次序，生产工矿所需要的机器，这些就是我们当前要完成的首要任务。

    韩振纪领导的机器局对各厂都下达了具体的生产指标和任务，实行了初步的经济核算制，建立了严格的预决算制度，规定各类主要产品成本，实行定额管理，建立生产记录、超额给奖、统计数字及班组讨论生产等制度。韩振纪还指示机器局设计科做切削技术标准的试点工作，上述这些在当时都是先进的做法。

    1949年10月下旬，韩振纪在机器局的计划处下边组建了一个工厂设计科，不久发展为局属工厂设计处，集合了一批专业人才，为新中国初期工业建设做出不少贡献。这一机构后来发展更名为机械工业部第六设计研究院。

    韩振纪领导机器局学习苏联经验，在各企业建立技术检查制度，同时建立技术检查机构。各企业的技术检查科（股）长由机器局直接任免。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进厂、协作配套件、毛坏、每道生产工序，以及装配和成品等环节，有关质量方面的保证规定由企业技术检查科（股）对厂长（经理）负完全责任。为避免、减少废品的发生率，机器局还规定废品分析制度和设备检查制度，企业技术检查科（股）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制定措施，监督实施，还特别规定对设备维修后的质量和自制工具量具的质量进行检查，预防产生废品。

    机器局建立定期访问用户的制度，根据生产状况收集用户意见，委派专门技术人员进行分析研究，随时制定改进措施，提高产品质量。

    韩振纪在全机器局系统开展行政性的质量监督工作。机器局报经东北工业部批准，根据当时的生产规模，规定各企业成品首先要经过本企业技术检查科（股）检查合格，然后还要由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机器局技术监督处进行二次核查，给产品打上合格钢印，成品才能入库、出厂。

    韩振纪领导的机器局在工业管理方面总结出若干工作经验，对促进东北地区工业生产，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后渐渐推广到全国各地区，同时也为“一?五”时期发展纲要及有关部委条例的制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以上资料参考《机器局1949年工作总结》（1950年3月20日），原件见《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2）》，第280-28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率东北代表团参加全国机器工业会议

    孙玉鼎老人回忆：

    韩振纪到东北工业部，第二件事是参加全国第一次全国机器工业会议。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一起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谈商定，由苏方援助中国建设一批重点工业项目。

    1950年春节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访苏尚未归来，重工业部召开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全国机器工业会议。会议研究并确定了恢复时期机器工业的方针、任务：首先将机器工业逐步组织起来，恢复并发展生产，同时着手筹建大型骨干企业，为大规模经济建设作好准备。会议还根据陈云副总理的指示，提出建设独立的机器工业，对机器企业的专业方向进行初步划分，筹建新厂和调整旧厂。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建设汽车制造厂的问题。

    关于韩振纪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细节，孙玉鼎是这样回忆的：

    1950年春节期间，我到北京还未过正月十五。主持会议的是何长工和刘鼎。韩振纪是东北代表团团长。那时我们去了5个人，我、贾自兴、王栋、××。那时，欧阳山尊在北京了，所以计划处我当家，因此我才能到北京开会。××是让韩振纪受骗上当的一个人。他假冒干部子弟，被假冒的这个人与韩振纪很熟，但韩振纪自己并不知道这位老战友的儿子是假的。××开始给韩振纪当秘书，后来调到一汽去了，正好人家有个真的女儿在那里，韩振纪打电话一问说没有这个儿子，这家伙暴露出来了。王栋是四厂厂长调来部办公室的。我们几个人住在灯市口西口，会议是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木楼对面工程协会小礼堂召开的。那时候东北代表团非常火的，东北解放早，厂子多。西北、西南没什么东西。华东让汪道涵来，他没来，他们华东来的人经常和我们东北的人接触。华东刚解放，好多厂子没事干，希望我们东北多订点货。当时的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钱伟长专门请韩振纪和东北代表团到清华大学，在清华水榭里吃饭，还到机械系看了一通。机械系主任姓汪。那次开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到苏联访问，上面通知要等周总理回来，于是休会一段时间。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大逛北京城。这个时间我记得，我到旁边理发店理发，人家要了我双份钱，说是没过正月十五。我跟韩振纪到清华池洗澡，韩振纪特别交待无论如何要给小费，人家工人靠小费，别的没收入。后来，周总理回来了，又隔了几天，周总理作出访莫斯科、朝鲜的报告，代表们都去听了，我也去了。中央对地方代表非常重视，让我们坐在中间一排前面，董必武都坐到旁边一排去了。周总理报告后，就散了会。那次会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把全国机器工业组织起来，但是还没有作结论。当时，中央直接管的只有华北，各大区都是独立的。这个体制问题没有解决，机器工业统一管理问题是很难解决的。所以，以后又连续开了二三次会，直至最后撤销了各大区，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3.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

    孙玉鼎老人回忆：

    韩振纪到东北工业部第三件事，当时东北搞了个“创造新纪录运动”，韩振纪主持搞的，各工种提高效率，出新纪录。

    1949年7月的生产立功运动，刚开始是三厂、一厂的工人们自发进行的，由个人、小组、机关，发展到全厂。韩振纪及时认识到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迅速采取措施，细化条文，组织推广，带动了其他几个厂，形成全机器局系统的“创造新纪录运动”。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韩振纪经常深入工厂，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交心，向全体职工讲话，动员和鼓励他们发挥主人翁精神，积极参加创造新记录和合理化建议活动，为革命多作贡献。

    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生产关系的革命，改变了旧工厂的生产组织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在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的过程中，机器局各厂涌现出来了不少搞创造、发明的先进人物事迹，例如赵富有、赵国有改造工具，赵庆和试验金刚砂，三四个月涌现发明、创造者28名。

    1949年9月，东北工业部发出了《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关于开展群众性创造生产新纪录的决定》：

    机器局工人创新纪录是东北工业建设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情，它具有深刻的革命性，对东北的工业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决定给机器局系统赵富有、赵国有、张尚举、党会安、陈济民等人颁发物质奖励及奖旗、奖章。

    《决定》还号召：

    全部工业部各个厂矿，都应毫无例外地根据各个厂矿的具体环境，学习工业部最近的指示与机器局的经验，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

    几乎同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也作出决定：

    号召一切城市的党委，特别是工矿企业中的党组织与共产党员们认真学习工业部发出的两个有关文件，并以你们的积极作用和模范作用，动员与组织全体工人、技术人员、职员的积极性，为贯彻与实现这两个文件的要求而奋斗。

    以上内容见《1950年3月10日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关于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的基本总结和今后的要求》（《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2）第255～279页）。

    不到几个月时间，东北工业系统出现成千上万的先进生产者，创造了大量的新纪录，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后来，赵国有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代表全体英雄模范向大会致词。创造新纪录运动向全国纵深发展，涌现出更多的先进生产者、新纪录，形成一个壮阔的运动，对新中国初期工业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经过艰苦奋斗，韩振纪和机器局全体职工，克服种种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走向正规。机器局圆满完成了工业部下达的任务，1949年生产总值85 995 772元，为工矿交通服务总值54 362 071万元。

    韩振纪一向实事求是，既看成绩又看不足，对机器局管理和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毫不掩饰。《机器局1949年工作总结》（1950年3月20日）中坦承：

    这一阶段，机器局各厂缺乏计划性，出现了有工人就招进来，没活干或者装上机器，虽然有工人、有活干，但苦于没有原材料，只能干等着的浪费现象。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作为生产管理主要环节，目前虽有确定，但是尚不够准确，定额管理实行还存在困难，成本核算不够及时，不够准确。由于对劳动强度主观估计不足，计划不周，调配劳力不合理，有停顿积压浪费现象，加之原材料缺乏等原因，一部分工厂在车床、铣床、运输机械、矿车及水泵的生产方面未能完成生产任务。

    在认真分析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韩振纪提出：

    机器局应站在全局的高度，在从恢复走向正规的过程中，充分重视计划工作，在整个生产中有肯定明确的方向，具体精细地考虑问题，特别是在劳动力技术水平、物资调配、材料供应、财务计划、产品质量和生产固定单一化等方面必须有所正视和提高。

    孙玉鼎老人回忆：

    在我印象中，抗美援朝开始时韩振纪还没走，他是在抗美援朝过程中走的。1950年春节期间，他和我们在北京参加会议，回去以后，他不是马上就走的，还隔了一段时间，这点我的印象是比较深的。

    韩振纪好像是在东北工业部不太“感冒”，不那么顺心。比如我给你讲一件事：他在厂子里开全市的工人代表大会，正在作报告的时候，东北工业部的一个秘书，×××的老婆，这个人是有名的人物，到会场找韩，说部长开会找他。韩说：“作完报告，我马上就去。”她说：“不行，马上就走！报告不能作！”就凶到这个程度。结果，会场上开会的这些代表僵在那里，这样，韩没得办法，只好对大家说：“你看，领导找我，我只好向各位请假了！”这种做法给谁，谁也不那么舒服的，假若对我，我也会不舒服。即便是部长指示的话，人家开大会讲话呢，得尊重人，怎么会这样办呢？

    第二个，我估计韩已经知道中央要集中工业了，他到北京便于工作，何长工在重工业部时是副部长，部长陈云、李富春。我到北京去的时候，到机器局看过韩振纪，他就住在机器局院里小楼里。正好碰到他一个老朋友也去看他，随便说上两句话就走了。

    依韩振纪的资历与个性，莫说一个部长秘书，就是部长、副部长也休想随意侮辱他，但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顾全大局，还是忍耐了。韩振纪在军队工作多年，习惯了战火中的那种战友关系、处事方式和工作作风，到地方后有诸多的不适应，不开心之处肯定是有的。

    韩振纪调到北京，是李富春同志要他去的。他离开东北后，张有萱继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机器工业管理局局长。张有萱，毕业于旅顺工科大学机械系，精通日语，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