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行授予中将军衔

    1955年5月，韩振纪接到军委总干部部的通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武官。此时，原西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张贤约接任总后方勤务部汽车拖拉机管理部长。这一年，韩振纪恰好50周岁。

    韩振纪到总参报到，开始作各方面的准备。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请韩振纪、董玉书夫妇俩在机关食堂小灶吃饭，作陪的有总参二部部长刘少文。李克农谈到：“边章五同志也是参加过宁都起义的，他的文笔好，当年，还是叶参座一句话给保下来了。”李克农说：“中苏友好是大事情，两军要加强沟通。我们的军队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但要建设成为现代化军队，还是要向苏联同志学习，军委委派你当这个武官，期望是很高的。”李克农特地嘱咐：“使馆实行一元化领导，你到任后一定要配合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的工作。”

    李克农向韩振纪详细询问孩子和住房的安顿情况。韩振纪说：“从总后搬出来，由总参安排在大佛寺，孩子安排给岳母照料，后顾无忧。”刘少文说：“有什么困难就发电报回来，大家想办法！”

    李克农交待：“你把个人的经历仔细归纳一下，适当时用得到；对现代兵工资料争取多掌握；必要的外交礼节，接见、宴会时的技术问题不注意会出差错；出国前多看些有关文件。”李克农又说：“私人生活物品不要多而不适用，关于置装这类的事情，你们去请教吉合(前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刘少文笑着补充说：“老韩，到苏联要注意衣冠齐整，别忘记带上一个电熨斗。”最后，李克农说：“苏联方面的事情不好搞，你要有思想准备。”李克农还谈了一些过去的其他人和事情，例如长征时×××掉队的问题，韩振纪对此事不甚了解，因此未作回答。以上内容据董玉书的回忆及《韩振纪武官工作笔记》。

    后来，刘晓大使告诉韩振纪，周恩来总理说过：“当时(1949年)，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是搞‘南北朝、两个中国’。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国的看法与苏联是有分歧的。”

    李克农的话意味深长，让韩振纪感到肩上的担子不轻。中国驻苏联的历任大使、武官都是水平很高的干部。中国第一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第二任驻苏大使张闻天，两位曾经在美国或苏联留学，都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在历史上重要的领导人。中国第三任驻苏大使刘晓，早年是上海的大学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白区地下工作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是中共“七大”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八大”中央委员）。

    1949年10月，第一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边章五到任，他是保定军官学校的高才生，曾长期在我军最高统帅部工作，他担任驻苏武官不久因病归国做手术以后，遂参加改编董其武部队，任23兵团副司令员，抗美援朝开始后担任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因病英年早逝。原副武官吉合继边章五之后为第二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于1954年7、8月份回国（据吉合口述《我的革命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他的夫人鄢仪贞在莫斯科多工作了一段时间。吉合早年也在西北军当过下级军官，由冯玉祥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多年，他精通俄语，是个“苏联通”。

    军委挑选干部担任驻外武官，在政治条件、文化程度、身体和年龄方面有相对较高的要求，同时还要具有一定军事经历及情报工作知识。韩振纪军事资历较深，属于有些文化的红军干部，他在延安和华中与外国人打过几次交道，而且搞得不错，他在东北时还多次接触过苏联人，算是有些外事渊源，这也许就是上面选择他担此重任的原因。他早年在保定直隶工业学校、陆军讲武堂略学了一点英语、日语，俄语则一窍不通，对于真正的外交工作来说仍然是外行。韩振纪是善于打开新局面的干部，他把出国当武官视为一次正常的岗位调动。

    那一天，韩振纪在李克农的面前并没有表态，吃完饭，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就取出烟斗抽烟。临别时，李克农和刘少文一起送他们夫妇到办公楼大门处，李克农紧握着韩振纪的双手，目光里透着信任。

    很快，韩振纪夫妇在总参机关与吉合夫妇见了面，他们以前不熟悉。韩振纪提出一些问题向吉合请教，吉合十分热情，讲了很多有关苏联的国情、军情及民风习惯之类的情况，这些东西让韩振纪夫妇感到新鲜。董玉书回忆，吉合说话有河南口音，感觉还带一些外国味儿。

    节自《韩振纪武官工作笔记》

    韩振纪夫妇听了吉合的介绍，才知道到国外工作不仅是干净利索、有个军人的样子就行了，着装的事情很复杂，西服、内衣、领带、围巾、皮鞋、皮包、皮帽子以及女同志用的化妆品等等，都要周密考虑添置，连衬衣什么颜色，领子尺寸，洗后缩水多少，都有严格的规定。袜子也要分好几种，这一切都要他们亲自进行准备。

    在这段时间内，韩振纪与李克农副总长几次联系，还去过李副总长在地安门附近米粮仓四号的住处谈事情。刘少文曾打电话给他说：“你的表不行，要换。”韩振纪的手表虽然老掉牙了，但走得挺准，从抗战时期他就戴着，既然刘少文说不行，尽管心里舍不得，只好换掉。在《武官工作笔记》中记着：“5月13日买表及对表。”5月17日，韩振纪又与刘少文谈了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出发日期、还有谁去，以及董玉书由谁调、在哪里工作等事宜。”

    有关方面派专人来给韩振纪交待一般外交事务常识，如“出国前后要进行哪些外交拜会，吃饭拜会语词，见面、辞别、礼帽使用及座位等”“机要科长刘克斌前来说明有哪些军事文件能带、哪些不能带”。(以上内容据《韩振纪武官工作笔记》)

    据《韩振纪武官工作笔记》，有关方面又一次向韩振纪交待外交应注意事项如下：

    1.与苏联驻华武官进行接洽，时间［为］14日，下周二，20至30分钟。谈话内容：家常，到苏注意问题，学习苏联经验。随便谈话方式；
    2.到苏后两三日后，外事拜会一次。他（注：苏军方）会提出拜会什么人，我们不提出；

 
    节自《韩振纪武官工作笔记》

    3.到苏后，另拜会其他国家武官。宴会除南朝［鲜］、南越、美国以外均可以请；
    4.拜会方法，可以送名片而人不去；
    5.拜会次序，先兄弟国家，同阶级（注：军衔）属此。可以请教苏联外事处何先、何亲去、何送名片去；
    6.拜会可穿军衣或便衣，军装尊重，便衣随便些；
    7.苏外交活动以前不多作，现组织武官参观重新开始；
    8.座席、走路先后，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争。武官按阶级(注：军衔)；
    9.大节穿礼服，平常军便服，大部分时间穿便衣，如小宴会、拜访等；
    10.礼节应保持中国礼节，送出大门，但也应有不同；
    11.拜会时间，以半小时为宜，如对方很热情可以长些。对兄弟国家［武官］可以看情况，不受限制；
    12.车站拿行李，每件5卢布；
    13.兄弟国家［武官］拜会事情：礼节性、事务性。要［携带］我军杂志。宴会请名单：资本主义国家少来往，只限于外交性。苏武官出席，副武官也来，多是宴会请客。按席位准备等。来时多着便装。建军节日，他们穿军衣来贺以后，只是信件祝贺；
    14.对兄弟国家热情情愿的；
    15.［贯彻执行］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周总理的精神；
    16.谈问题心照不宣的方式；
    17.照顾驻在国外交习惯。

    为适应新的工作，韩振纪自己也有一些具体准备，他考虑到许多方面问题，在笔记中扼要记着：

    系统整理国内文件作谈话资料；熟悉［苏军］主要领导人历史；军队建设及建设方针等；交际时事先准备工作要做好，要请示商议，会有什么问题事前讨论；南（注：南斯拉夫）属兄弟国家范畴；学习方法参观；学生汇报；文件能翻﹝译﹞则翻之，否则送回国；总政画报、八一杂志、宣传品；粟（裕）总长处多联系；镇反［运动］之言，请示问题；搞好关系是具体的；李开城（注：指李克农同志在朝鲜战争开城谈判）经验，有准备与群众智慧，请示报告；高度原则性与高度灵活性；中苏关系牢不可破；家属问题；在工作中多学习。

    解放军总政治部也领导驻外武官的有关工作，总政宣传部部长刘志坚、总政宣传部对外新闻处处长黄涛及肖华秘书田耕等都与韩振纪有过多次工作联系。肖华副主任当面对韩振纪做了具体指示。《韩振纪武官工作笔记》：
肖主任：

    1.写文章问题，主要负责携出，另外只能是选，不能主要负责；
    2.交换文件不要主动去办；
    3.电影，宣传解放军影片可以交换，但需看情况，﹝仅凭自己﹞定口味不可；
    4.图片展览有些收效，不能无人去搞，应有所选择，必须有新的内容，可以组织；
    5.重要节日及团出国，有战斗英雄去也是军﹝队﹞定，单独军﹝队﹞代表团不会多，特别是在和平运动时；
    6.留学生管理，对他们政治生活、党的生活有意见时，可以写信回来；

    ［武官要］严肃谨慎地工作，国家军队代表，从小处着手，外交错误是无组织无纪律。形式一视同仁有所区别，对小国主动热情。学习些国外知识，历史、文化、生活习惯。党史资料不带。

    黄滔〔涛〕：
    1.电影不送，展览会照片新的少，不送；
    2.给红星报写有文章，以祝贺名义约7月才可发出；
    3.画报可以同画报社联系有无副本；

    进行以下问题：
    1.苏要求红星报、海军杂志交换，并要求不断供给稿件，注意了解对方有何意见，有何反映，有何修改？希望提供哪些材料为安？
    2.苏海军两个杂志，《苏联水兵》《苏联海军》，向我们要稿应谁覆，要了解其性质，以便有对象地供给材料；
    3.要多反映提供材料的意见，以便改正；
    4.以后应先说明杂志是什么性质；
    5.文章未主动写，也未主动向苏方要，是否不够热情，有无主动要送的必要？
    6、关于留学生书报供应的问题，以后总政统一供应，有时反映多或少，由于不了解学习环境及水平，难作其主，究竟应如何供应才好？

    总参主管同志向韩振纪重点介绍了在苏联莫斯科留学的空军学生的情况，例如：

    （1）空，王毓淮，14师师长，莫宁空军学院（注：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红旗空军指挥学院）学习；（2）佟力，航学［校］训练处处长，在茹柯［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丁坚［？］支书、翻译。

    当时，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的我国空军干部有二三十位，当年，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就是从这里毕业的，一学就是7年。

    在作出国准备期间，韩振纪还先后与赖传珠、孙湘、姬鹏飞、许寒冰、罗贵波、章汉夫、王冶秋、刘英、吴彪、许文益、张黎光、刘钧、林峰山、崔定远、杨新旺、梁维兴、王子荣、李安臣等同志见面联系一些事项。这些在《韩振纪武官工作笔记》中都有记录。

    当时，赖传珠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他和孙湘夫妇与韩振纪一直没断了联系；姬鹏飞（夫人许寒冰）从驻东德大使回来不久，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是驻越南大使。姬、罗与韩振纪都是老战友；章汉夫是外交部副部长；刘英是张闻天的夫人，曾任驻苏联大使馆参赞；王冶秋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与韩振纪多有来往；吴彪是红5军团的老同志，时任总参二部办公室主任（后任副部长）；许文益时任外交部人事司副司长；张黎光是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干部，也管出国置装事宜，后任副局长；刘钧是公安部的外事干部，后任一局副局长、对外联络办公室主任；崔定远是外交部的干部，后来曾任中国驻波兰一座城市的总领事。

    关于韩振纪驻苏武官的正式任命，于1955年6月下达〔干一57号〕。为便于我国武官开展外交工作，也便于与其他各国武官之间进行交往，军委授予韩振纪中将军衔。那时，我国尚未举行授予军衔制的仪式，这次提前为韩振纪授衔是工作需要，属特例。

    这时候，我军授衔工作已在进行中了，在1954年中央军委上报中共中央的“全军评定军衔请示报告”里，依据其职级、功绩和资历，韩振纪即被评定为中将军衔，也就是说韩振纪即使不去苏联任武官也是中将。

    据《韩振纪武官工作笔记》，出国前刘少文告诉他：“准备增加翻译，牌子和军符号多带几个”，有关方面也曾嘱他“同阶级属此”等语，这说明他出国时是有军衔的。牌子和军符号指什么？据董玉书说，此时，韩振纪先授予中将军衔，但只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牌，未佩戴肩章等衔级标识，在外交拜会等有关文书、名片上都署上中将军衔。

    据《人民日报》转发的新华社《庆祝我国国庆节  我驻苏大使张闻天举行招待会》（1953年10月3日）、《解放军驻京部队举行大会追悼边章五将军》（1954年2月18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 我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举行招待会》（1954年10月3日）这几篇通讯报道的内容：我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边章五是中将；第二任驻苏联大使馆副武官、武官吉合是少将；副武官牛克伦、石侠是上校，林峰山是中校。当时，虽然我国尚未实行军衔制，但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和副武官都是有军衔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之初，曾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1954年9月，设立国防委员会，同时又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武装力量。对外军事外交则用国务院、国防委员会或国防部的名义下达。韩振纪还具有中国国防委员会驻苏联代表的头衔。

    大使馆是国家外交部领导之下的文职派出机关。大使馆的武官处是军队的派出机构、使馆的特殊组成部分。驻外武官是国家武装力量的外交代表、大使的军事助手，军衔一般由校官至少将军官出任。当时，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驻外武官一般是师级，但由于苏联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之间有着特殊的友好关系，所以驻苏联武官级别较高。韩振纪这位武官的军衔高至中将，这种情况在国际外交史上不多见，是那一时期中苏两国、两军友好特殊关系的体现。

    当时，中苏两国间互派武官并不一定完全对等。1950年～1953年，苏联驻中国总军事顾问兼驻中国大使馆武官是柯托夫中将，这一时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先后为边章五中将、吉合少将；1955年～1956年，苏联驻华大使馆代理武官富敏科上校，1956年～1959年，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是朱道夫少将。这一时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为韩振纪中将；1959年～1964年，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是华锡烈中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是潘振武少将。

    二、从不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事迹

    韩振纪夫妇启程，乘火车经西伯利亚转车，前后经过9天时间，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副武官林峰山。一路上，他们逢大站下车散步，有时可以看见乞讨的盲人，这些盲人拿到钱后转眼间就摘下黑眼镜跑了，原来都是些假盲人。董玉书回忆说：当时，我觉得很奇怪，苏联这么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会有这种事情？

    据《韩振纪武官工作笔记》，1955年6月29日晚10时（莫斯科时间），韩振纪夫妇抵莫斯科。当天，苏联国防部外事局局长设宴欢迎韩振纪武官。第二天，由苏联国防部外事局安排，韩振纪武官拜会苏军国防部及总参谋部的首脑人物。之后，韩振纪便按照我国国防部交待的顺序，开始对其他各国驻苏武官进行到任拜会。

    韩振纪到任、离任的具体时间，以及一些细节情况，本书依据韩振纪本人当时的工作笔记、韩振纪及董玉书两人分别填写的履历表，并有董玉书本人的回忆佐证，此应为准。

    当时，驻苏大使馆有两三百人，另外还有一些苏联国籍的雇员，是我国驻国外最大的使馆。韩振纪到任后，张闻天大使时期的几位参赞相继调回国内。在韩振纪任武官期间，大使馆政务参赞陈楚；参赞温宁；参赞张伟烈是大使馆党组织的负责人；文化参赞张映吾；教育参赞李滔又是留学生管理处（地方）的主任。

    大使馆商务参赞有几位：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兼任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李强，1952年8月到任，1956年9月回国，张化东接任。李强回国后仍主管从苏联进口武器装备、特别是尖端、新型武器项目及技术，经常往返莫斯科，与韩振纪之间的工作交往较多；商务参赞王厉是从部队来的，负责军事订购方面的业务；商务参赞郝希英(1956年初～1958年末)是从工业部门来，他曾在东北军工部工作，据1957年6月国务院任免名单（见人民日报），张化东、郝希英、王厉这3个人是一同任命的；刘放也是从工业部门来的，于1954年～1956年任大使馆商务参赞，《韩振纪武官工作笔记》中也未见到他的名字，这可能是由于他和郝希英负责一般工业方面，与韩振纪的工作联系不多的原因。

    大使馆一等秘书魏宝善、李则望；钱其琛曾任大使馆二等秘书、留学生管理处任副主任，后来是研究室负责人。他的夫人周寒琼也在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工作；后来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刘述卿时任驻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

    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办公处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旧楼房，位于莫斯科市科罗鲍特金街13号。武官处除了韩振纪武官之外，还有副武官等工作人员一二十人。牛克伦副武官，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在“一二?九运动”中当过纠察总队长，1937年到延安“抗大”，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朝鲜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后来任军事学院外训系政委；石侠副武官是“三八式”的老同志，韩振纪到任后一段时间，他就到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学习了，他的爱人王萍凌仍在武官处任翻译。石侠于1957年毕业回国，曾任总参军训部部长等职；林峰山副武官也是老八路，之前当过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赖传珠的秘书。他身材不高，工作踏实、干练，后来，一直在苏联工作，20世纪70年代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归国后任总参武官局局长。当时，林峰山的夫人姜桂芝也在大使馆秘书处工作；吴梦兰、程明群两位男同志以及刘亚琴、王鸿基夫妇在武官处任翻译兼业务工作；韩振纪的夫人董玉书在武官处做留苏学习军队人员管理的一般工作。

    武官处的工作人员居住在距离中国驻苏大使馆不远处，每天要步行到使馆去上班。那年的冬季寒冷，有一天下了大雪，街道上结了厚厚的冰。韩振纪夫人董玉书正怀着小儿子，一不小心重重地滑倒在地，把大家吓了一跳，幸亏没出事。周围在场的一些苏联市民都埋怨工人没有把冰铲干净。

    韩振纪夫妇与瞿秋白同志的女儿瞿独伊、李何夫妇两家是仅隔一道门的邻居。瞿独伊在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站工作，李何还兼任《人民日报》驻莫斯科记者。瞿独伊的俄语相当好，但中文会说不大会写，她母亲杨之华寄信来，有时还找董玉书帮忙念给她听，大家相处不错。

    当时，大使馆有严格规定，两人以上才能外出，一般不准单独行动，韩振纪对董玉书的要求很严格，他希望自己的夫人起带头作用，遵守使馆的各项现定。董玉书回忆：

    韩振纪到各种场合参加外事活动，从不带女翻译，每次都是带吴梦兰和程明群两位男同志去。人家送些礼品，他全部缴公处理。

    韩振纪刚来使馆的时候，大家觉得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解放军将领，性格严谨，不苟言笑，作风朴素、正派，办事非常认真，原则性很强。时候久了，大家渐渐地发现韩振纪这位老红军学识渊博、为人坦诚，不摆架子，而且关怀下属。他在各方面都能以身作则，在使馆里威信很高。在《韩振纪武官工作笔纪》中有这样一小段文字：

    王立儿子学习，给孙湘信收到，大小事到赖处都好。请放心。

    有一位王立，在东北军工部搞过技术工作，后来担任五机部副部长，还有一位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王厉，后来曾任总后物资部副部长，这两人与韩振纪都熟悉。《韩振纪工作笔纪》中写的“王立”应为王厉。这一小段文字的意思大概是他托赖传珠夫妇帮人家办了一点儿家里事，以解工作后顾之忧。韩振纪关心同志，细致周到。例如《韩振纪工作笔纪》中专门记着为李光军解决便衣问题。李光军将军，1956年入苏联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学习，1959年回国后曾任38军军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林峰山回忆：

    由于韩振纪同志参与过多次战斗的指挥，在工作之余，年轻的同志们喜欢听他讲战斗故事，但他都是讲些有关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事迹，还特别介绍说，我们的刘大使在苏区时就是军区政委，也是参加过长征的，值得大家学习。老武官很谦虚，从不讲他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事迹。

    韩振纪武官按照“一元化领导”原则办事，配合刘晓的工作，特别是在外交业务方面，经常主动向刘大使请教。

    三、苏军大将破例参加家宴

    韩振纪担任驻苏武官期间，国内外风云变幻，发生不少重大的政治事件，在外交方面，中苏关系是友好高峰时期，以后两党开始有了一些分歧，但中国驻苏使馆武官处的主要任务还是加强中苏两军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往来。

    林峰山回忆：

    韩振纪老武官很重视与苏军中上层人物的友好交往、联系、沟通。苏军规定，各级军官一律不准同他国外交人员及军人私下接触，一般都应当通过军队主管外国武官的外事部门进行安排。在这种情况下，韩振纪想方设法做了大量工作。他曾多次向苏军外事局局长提出，希望能邀请苏军总参谋部领导人到中国使馆武官处作客。经过多方努力，苏方终于破例同意安排第一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夫妇参加韩振纪为其举行的家宴。

    那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虽不太多，但外国驻苏使团之间的交际活动还是比较频繁的。一般来讲，中国驻苏使馆组织的重大活动每年有两次：一次是以大使名义举办的国庆节大型招待会，一次是以武官名义举办的“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这些招待会均邀请苏联军方首脑人物参加，是接触苏军高级将领、增进双方友谊、了解对方的好时机。韩振纪总是抓紧这些时机，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取得良好效果。外国驻苏大使、武官举行的国庆节、建军节招待会，各国驻苏使馆武官到、离任的拜会和回拜，我国驻苏大使馆武官处对其他各国驻苏武官到任、离任的欢迎和欢送等等，韩振纪都必须参加，有时一天要参加两三次活动。

    为保证军事交流工作顺利进行，韩振纪尽可能地与其他友好国家的驻苏武官们交朋友，在办理有关事宜时，互相协作。除重要外事活动之外，韩振纪还要参加苏联军方安排的活动，例如组织各国武官到各地参观等。各国武官之间也经常有一些日常交际活动，例如招待会、酒会、宴请和组织旅游、钓鱼之类的活动。由于韩振纪的军衔最高，身材魁梧，所以和外国人站在一起，常常显得较为突出。在某些场合，韩振纪也会礼节性地让一让，以示对他国武官的尊重。

    各国驻苏使馆武官举行宴会，一般都邀请武官夫妇参加，气氛是友好的。有一次，一位爱开玩笑的外国武官多喝了几杯，行为失态，令作风严谨的韩振纪反感。当场，韩振纪没表示什么，只是在活动结束后对夫人董玉书说：“今后活动该参加的还要参加，但对这个人少理他！”过了个把月，那位外国武官在另外一次活动中，对韩振纪委婉地表示了歉意。

    韩振纪有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犯病时疼痛难忍，严重时必须用钢架支着，但他从不借故推托，该参加的活动一定要参加，决不耽误。他利用一切机会，通过大量的外交活动和广泛接触，不断扩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影响，增进我军与外军相互之间的了解，加深友好国家军队之间的友谊。

    四、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军队干部管理

    从新中国成立起，人民解放军陆续派出一批陆、海、空军干部到苏联军事院校深造。据王亚志《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一书中介绍：1951年派往苏联留学的军事干部共89名，1952年派出109名，1953年原计划派200名后改为235名，1956年派出136名。另有资料介绍，1955年为167名。另外，中国军方每年还派出许多干部去苏联学习、考察。

    在这些军队留学生中间，兵团、军、师、团等各级干部都有，老红军、老八路不少，还有战斗英雄。从1953年起，我国先后派多名海军领导干部到苏联海军的最高学府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后来这些同志都成为我国人民海军高级指挥岗位上的中坚力量。如：1953年6月，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带10人入学。1954年8月，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刘华清等9人入学。海军副司令员方强是经苏联驻中国海军总顾问的推荐，国防部长彭德怀批准，于1955年夏季入该校学习的。

    使馆专门设有留学生管理处，但军事留学生与地方留学生不同，他们是由军委派出国外学习的，身份特殊，这一部分人员的管理主要由武官处负责。做好我国留苏学习军事人员的管理工作，是武官处的重要任务之一。

    这些留学生中的大部分人员经过战火考验，其中一些人的文化程度不高，大多数人的俄文基础为零，有些人已经40多岁了，要学习先进科学和现代军事理论，难度很大。林峰山回忆：

    韩振纪到任后，对军事留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十分关心，管理工作也抓得很紧。为了照顾留学生学习，他决定把武官处的休息日改在星期二，星期日则改为接待留学生日。他说，国内选拔这么多人才到国外学习，并非易事，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使他们学有所成，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作贡献。

    到各地看望留学生，也是考察苏联军事院校、了解苏军一些情况的好机会，经大使馆武官处向苏军外事部门提出申请并获准，苏联军方为此均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方便。1955年9月，韩振纪由副武官林峰山陪同，先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巡视，看望在苏联各军事院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听取留学生队长、支部书记的情况汇报，拜访各军事院校负责人，并应邀参观这些院校。他对苏方各院校为中国培养军事人才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希望校方进一步加强对留学生的严格管理。经苏军方批准，韩振纪还参观了工厂和其他一些军事单位。

    韩振纪认为：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学习人家的长处，一定要学为己用，因此必须随时了解国内的情况。武官处安排董玉书按期给各地我国留苏军事人员发放《八一杂志》等材料，供他们学习，了解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韩振纪对留苏这批同志十分珍重，说他们是一批宝贝。总后系统的钱信忠、涂通今、潘世征、谢华是在1951年去苏联地方医学院留学的，他们那一批，包括卫生部派出的地方同志共有30人。当他们即将完成读研究生任务，获得医学副博士学位并准备回国时，韩振纪向总后黄克诚部长汇报，黄克诚提出了一个意见报粟裕总参谋长。粟总长决定，让总后这4位同志先回国休假一个月，然后再到列宁格勒军事医学院学习半年。韩振纪找他们谈话，传达了粟裕的电令。涂通今在其回忆文章《五十年代初赴苏学医》（《中共党史资料》第63辑）中也讲到此事。这几位同志到1956年春季学成回国，为我国军事医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钱信忠还担任国家卫生部部长。

    林峰山回忆：

    为满足我国国内军事院校的教学和中、高级干部学习需要，向国内介绍、提供苏军军事学术思想、先进军事管理经验及教育训练等方面的资料，也是武官处一项工作内容。苏方对外国武官接触军队人员，询问有关军事情况有严格的控制措施，为不使苏方产生顾虑，韩振纪和武官处人员严格按照合法渠道收集公开的资料和信息，为此花费了大量精力。

    苏军政治部在莫斯科设有军事出版社和军事书店，书籍、刊物的内容相当广泛。韩振纪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派人去联系，主动拜访出版社的社长，通过做工作，该社长同意中国武官处派人到其出版社选购书刊，有些“内部”军事书籍也在允许范围之中。从此，武官处工作人员经常去购买书刊，寄回国内供有关部门研究。

    为完成调研任务，韩振纪要求各院校军事留学生负责人定期到武官处汇报情况，还让留学生尽可能地把一些内部教材借来翻印后转给国内有关部门，以使之对我军的建设发挥借鉴作用。在这批留苏学习军事人员中间，有些是高级干部，韩振纪注意在思想上与他们沟通，要求他们该做的工作也得做。例如有一次，武官处向一位学员了解有关情况，这位学员有抵触情绪，不够配合。于是韩振纪就亲自出面与他谈话，军人们之间是讲资历的，没费多大劲就解决了问题。

    （以上材料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传?韩振纪》）

    我国留苏军事人员通过艰苦的努力，绝大多数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向党和祖国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当时，总参、总政对留苏学习的军事人员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在学习和生活方面都有明确规定。极个别学员在生活方面出了些事情，现在讲起来浪漫，但当时的纪律是绝对不允许的。对此，韩振纪按照上级的要求，采取能教育则教育的办法；如效果不好、情节严重，则汇报总参、总政后按指示送回国内。

    五、朱德元帅等高层领导访问苏联

    这一时期，许多党、国家和军队领导同志先后访问苏联，高层领导同志率代表到国外访问，中途经莫斯科短暂停留，作为驻苏武官，韩振纪和大使、参赞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

    1956年1月4日，李富春、张闻天、黄克诚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莫斯科，出席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八党会议。韩振纪和大使馆人员到机场迎接。

    在机场，韩振纪见到黄克诚，两人之间话语不多。韩振纪一直送他到了住处，在房间里，黄克诚瞧着韩振纪衣冠齐整、讲话有点谨慎的模样，便哈哈笑起来。他们愉快地聊了一会儿，李富春同志就请黄克诚过去谈事情，但两人话犹未尽，韩振纪见李富春那里催得急，于是主动提出告别。韩振纪离去时，黄克诚一直送他到车上，车子渐远了，黄克诚还站在门口望着。黄克诚尽管事情很多，后来还是应韩振纪之邀，抽时间去看望了武官处的同志们，受到大家热烈欢迎。有一天会议休会，外边下起鹅毛大雪，路上溜滑，交际活动不多，韩振纪冒着风雪跑到黄克诚的住处，他俩就利用这个时间乐呵呵地聊了起来，从华北到华中，然后到东北，老婆孩子都问到了，还谈到不少老同志的情况。

    关于“八党会议”主要议题，李富春的报告中写道：“这次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外交和军事领域全面合作的问题。在军事方面，会议决定在军工生产上进行配合，实现生产的专门化和分工，拟定总的计划，互相供给，不必每国均生产一切武器，应建立常设委员会研究生产和交流经验。”（见李富春1月7日报告）

    李富春、张闻天、黄克诚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进行了接触，并就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我国建立原子能工业规划等问题与苏联进行商谈。这次访问中，凡涉及军事方面内容的活动，韩振纪全面参与，代表团与苏联军方的商谈主要是由他和武官处负责进行联系、沟通的，谈判时他也大都在场。16日，李富春、张闻天、黄克诚动身回国。韩振纪和大使馆负责人一起到机场送行。

    1956年2月4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元帅率中国政府、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东欧，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之后，也到达莫斯科开始访问苏联，同时来的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澜涛。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原新四军7师卫生部部长）王雨田作为外交部派出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重要的外事活动。

    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米高扬、莫洛托夫、朱可夫等，许多国家驻苏外交使节和记者，以及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武官韩振纪等使馆人员到车站隆重欢迎。朱德副主席在车站发表了讲话。代表团到达莫斯科那天，朱德等领导同志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起会餐，度过了快乐的大年三十。

    据《新华社》报道，2月4日下午，朱德副主席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6日上午，朱德副主席拜会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列宁办公室和住房、列宁在世时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室、苏联部长会议的会议室及武器博物馆。随同前往参观的有聂荣臻元帅、刘澜涛和大使刘晓等。6日下午，朱德副主席拜会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

    7日上午，刘晓、韩振纪等陪同朱德副主席一行前往红场谒列宁和斯大林陵墓，并且在陵墓前献了两个花圈。朱德副主席先后分别拜会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双方进行了长时间谈话。

    1956年2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摘录）：

    朱德参观莫斯科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

    新华社莫斯科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2月7日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刘澜涛、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及其他随行人员参观了列宁山的苏联国立“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

    下午4时许，朱德副主席等乘车到达莫斯科大学。

    同日晚间，朱德副主席和随行人员到苏联大剧院观看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黑桃皇后”。陪同前往观剧的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别哥夫、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顾德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礼宾长弗明。

    新华社莫斯科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2月8日上午偕同聂荣臻、刘澜涛和其他随行人员参观了伏龙芝军事学院，受到这个学院教官和学员的热烈欢迎。

    在院长室里，军事学院院长库罗奇金上将给朱德副主席介绍了学院的历史和学员们的学习情况。

    然后，朱德副主席等作了两小时的参观。朱德副主席等参观了教室、学员作业室、教学作业和各种教学设备，并且详细观看了教室中的苏联卫国战争形势图，听了有关卫国战争各次战役的解释。

    今天陪同朱德副主席前往参观的有：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礼宾长弗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韩振纪和其他人员。

    朱德副主席在莫斯科，每天都有几个大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很紧，当他参观军事单位的时候，韩振纪都陪同。

    2月8日下午，朱德副主席偕同聂荣臻元帅、刘澜涛及其他随行人员，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秘书戈尔金、礼宾长弗明、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顾德夫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温宁等人陪同下，参观莫斯科机器制造厂。9日，朱德副主席偕同聂荣臻元帅、刘澜涛、中国驻苏联刘晓大使和其他随行人员参观了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电力站。10日上午，朱德副主席偕同随行人员参观斯大林汽车工厂。下午，韩振纪陪同聂荣臻元帅拜会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并且同他进行了35分钟的谈话。同日，朱德副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正式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参观和访问。

    六、陪同聂荣臻元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中国军官授衔授勋典礼

    1955年9月2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随后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隆重的授衔、授勋典礼。此时，韩振纪在苏联，没有能够参加这个典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军衔命令
    授予军衔命令第二号
    授予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官韩振纪以中将军衔
    此令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国务院授予韩振纪军衔的命令封面。

    1955年9月27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授予韩振纪中将军衔的命令正文。

    在此之前，韩振纪已提前被授予中将军衔了，这一次是和其他同志一起正式履行手续。1955年授衔，十大元帅军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授予，称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官军衔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命令授予，称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以下的军衔是由国防部长彭德怀授予。

    韩振纪获授军衔的命令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军衔命令第二号，这是由于他在赴苏联当武官时即已先行授衔。在少将军衔以上的人员中间，不包括建国前临时授予军衔者，对外发布的只有边章五、吉合与韩振纪属于这种先行授衔的情况。

    1956年2月，根据中央安排，聂荣臻元帅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周恩来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赴苏联，向驻苏工作和留苏学习的中国军官授予军衔和勋章。我军总干部部派出军衔奖励处副处长董铁城上校等随聂荣臻元帅赴莫斯科，经办一些有关具体事务。

    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军官比较多的有两个地方，在莫斯科的有：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伏龙芝军事学院、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苏联红旗空军指挥学院、古比雪夫红旗军事工程学院、斯大林装甲坦克兵学院、炮兵军事工程学院、苏联科学院神经外科研究所、中央医师进修学院及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等院校；在列宁格勒的有：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苏联海军高级军官学校，苏联海军红旗高级工程学院、捷尔任斯基高级海军工程学校、克雷洛夫海军造船和军械学院、苏联海军红旗海岸炮兵学校、炮兵指挥学院、列宁格勒军事机械学院、苏联红旗通信工程学院、基洛夫军事医学科学院等院校等；另外还有基辅基洛夫炮兵高级工程技术学院、苏联海军符拉迪沃斯托克军官学校、哈尔科夫炮兵无线电工程学院等。

    这次授衔授勋，先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举行了两个典礼仪式，韩振纪的任务是领导武官处进行具体组织工作，并协助聂帅主持授衔授勋典礼。武官处的同志们都紧张地忙碌起来。韩振纪为了这次仪式的地点环境、苏军领导人与会规格及其他来宾、礼仪程序等问题，多次与苏联有关方面洽谈，作好了许多准备。

    《聂荣臻年谱》（周均伦主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记述：

    2月10日，在莫斯科，代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授予在苏联工作或学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

    在莫斯科举行的授衔授勋典礼，是在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的一个大厅里进行的，基本按照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典礼格式，隆重而庄严。参加在莫斯科授衔授勋的中国军官人数在200人以上。

    韩振纪子女保留了一套共十余张珍贵的现场照片，是当年授衔授勋典礼的真实记录（见书前照片）。

    1956年2月10日，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驻留苏中国军官授衔仪式开始前，聂荣臻元帅与苏军苏军总参军事学院院长库拉索夫大将等交谈。左立者为大使馆二秘兼翻译阎明智。

    典礼开始前，聂荣臻元帅与前来参加典礼的苏军副总参谋长兼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院长库拉索夫大将等高级将领会晤。（见书前照片）韩振纪武官迎候，这时他身穿五五式冬常服，尚未佩戴军衔。刘晓大使、李强商务参赞及大使馆二等秘书兼翻译阎明智参加会见。韩振纪武官把苏军高级将领一一介绍给聂荣臻元帅，大家互相握手交谈，气氛十分愉快。阎明智是阎宝航的次子，阎明复的二哥，14岁就去延安参加革命，他的俄文是在延安学的，其妻刘莎也在苏联工作。

    典礼大厅内十分豪华，周边矗立着若干大理石柱子。主席台中央悬挂着毛泽东主席像，两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前面摆放两盆铁树和一簇鲜花。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聂荣臻元帅、刘晓大使、库拉索夫大将和另外一位苏军大将。   

    聂荣臻元帅与苏军总参军事学院院长库拉索夫大将等高级将领在主席台上。

    会场上准备了一排排简易的椅子，前两排坐满了苏军将校，后边才是中国军官。这样安排，也是事先商量好的，韩振纪原来的意见是中苏人员左右各一边，经请示，上面说由于他们是来宾，理应受到礼遇，于是就请来宾坐在前边（见书前照片）。

    典礼仪式开始，全体与会者起立，奏起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从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到，韩振纪站在第一位，左边是一两排已佩戴上军衔肩章、扎好武装带的大校（见书前照片）。

    国歌奏毕，韩振纪身穿五五式冬常服，上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命令”。接着，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代表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授予将官军衔。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钱信忠、谭知耕、潘世征等几位军官上台，排队接受命令状。

    按说授衔应以高者为先，但在苏联这次特殊，韩振纪是组织者，既要主持典礼仪式，又有很多事务需要他亲自来作，实在忙不过来，因此只能于事先安排在几位少将之后单独进行。

    接下来，韩振纪接受聂荣臻元帅代表周恩来总理授予陆军中将军衔。（见书前照片））此时，少将们已佩戴好肩章，仍站在主席台一侧。由于人手不够，谭知耕少将还与武官处人员一起做些辅助工作。

    谭知耕，1929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军部任特务团团长、作战科科长，在苏浙军区当过参谋处长。他在苏联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毕业后归国，曾任南海舰队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韩振纪中将授衔之后，带领几位将官们向会场行军礼，顿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接着，韩振纪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彭德怀部长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校官军衔命令》。由于人员较多，仪式时间不宜太长，因此当场只授将军衔，校官和尉官事先已先行发给了军衔标志。

    1956年2月10日，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驻留苏中国军官授衔仪式上,.聂荣臻元帅授衔。

    1956年2月10日，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驻留苏中国军官授衔仪式上,.聂荣臻元帅授衔。

    授衔礼毕，韩振纪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命令》，并宣布聂荣臻元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

    将官们佩戴好军衔肩章标志，依次接受聂荣臻元帅代表毛泽东主席授予的共和国勋章。

    按照正式说法，聂荣臻元帅代表毛泽东主席颁授韩振纪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颁授钱信忠少将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颁授谭知耕少将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颁授潘世征少将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当时，北京来的同志给韩振纪带来一级八一勋章，按规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师（含师）职以上的军官可授予一级八一勋章。韩振纪1933年以前即任红15军参谋处长、副参谋长，红军学校是特殊的军事单位，校长是刘伯承、叶剑英，韩振纪任政治营长、军事团副团长，这些职位都是曾由师以上任职经历的干部来担任的。韩振纪认为本人的履历表上没有“师”这个字，因此应授二级八一勋章，他说人家把勋章带错了一枚，执意将一级八一勋章退回，只配带两枚勋章参加典礼（见书前面的照片）。以后一段时间，他也是配带两枚勋章，直至北京送来二级八一勋章，韩振纪曾经对家属讲过“就低不就高”，就是指的这件事。

    授勋完毕，会场上军乐奏响，全体人员起立。

    授衔仪式后，稍事休息，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军队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到来，已经换穿上“五五式”将官礼服的韩振纪中将陪同聂荣臻元帅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会见。韩振纪中将陪同聂荣臻元帅及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等苏军高级将领，接见了参加典礼的中国军官。（见书前照片）

    这时，正在百忙之中的朱老总穿着厚厚的皮大衣，戴着皮帽子笑容可掬地走来，聂荣臻元帅、韩振纪中将以及参加典礼的苏军将领在礼堂门前迎候。所有中国军官在大厅里列队，昂首挺胸，以饱满的军姿接受朱老总的检阅。接着，韩振纪中将陪同朱德元帅、聂荣臻元帅接见了全体参加授衔授勋典礼的中国军官。（见书前面的照片））

    《聂荣臻年谱》（周均伦主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记述：

    2月11日，赴列宁格勒，授予在那里工作或学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

    1956年2月13日，在列宁格勒举行隆重、庄严的中国军官行授衔授勋典礼，在这里学习的中国海军军官较多。韩振纪领导武官处组织安排，仍然比照1955年国内举行授衔授勋的典礼格式进行。方强将军著文《1955年在苏联参加授衔》介绍了这一盛况：

    1956年2月13日，我同时接到了两个请柬，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处的，上面写着：

    “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总理及国防部长命令，定于1956年2月13日17时在列宁格勒军官之家举行授勋授衔典礼，由聂荣臻元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总理及国防部长，分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以勋章，及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将官、校官、尉官军衔。请届时参加接受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