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中艰难处境

    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在总后，红军老干部所占比例较高，总后正副部长、政委都是中将以上，二级部正副部长中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定为行政7级的干部就有一批人，其中不少是大革命时期（1927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资格。

    邱会作说：“老干部的弱点是‘老粗弱’，总后的老干部是老中之老，粗中之粗，弱中之弱，对事业发展极为不利。”总后精简老干部，从“文革”以前就开始了，一些被视为“老粗弱”的老干部“给找适当的出路”，带职或离职休养。

    从1960年前后开始，一批老同志离职休养。1962年12月，总后副部长唐天际离职休养，那年58岁。他毕业于湖南法政专门学校、黄埔军校第4期，1926年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建国初任21兵团政委、军委防空部队政委等职；1963年，原总后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离职休养，那年62岁。他1925年入党，北大医学院毕业，在苏联上过两所大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担任军委总卫生部部长；1965年7月，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的周玉成和毕业于直隶甲种工业学校、保定陆军讲武堂的韩振纪，两位总后副部长离职休养。那年，周玉成61岁，韩振纪60岁。

    当时，中央尚无干部离休的正式规定，总之，军级、兵团（大区）级老红军干部成批退下来，当时，除总后之外，这种情况在部队其他大单位并不多见。

    1965年5月17日，戎马一生的韩振纪写信给总后党委请报军委，提出离职休养。报告中讲“椎间盘突出，腰腿痛，后又加上高血压病，近来又增加冠状动脉粥样化性心脏病，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和紧张的战备工作中，   

    受到组织上给予极大的关怀和照顾，深感惭愧，占着位置不能工作，对党的事业更为不利。”（以上是韩振纪的报告摘要。）

    1965年7月，中央军委批准韩振纪离休（政干字618号）。这种离休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离休有些不同，他离休后虽不参与日常领导工作，但在总后党委尚未改选之前仍然参加党委会议，改选后按通知参加党委扩大会议及党的代表会议，有时还按党中央、军委和国防部的安排，参加一些相关活动。

    韩振纪在日记中写道：

    1966年3月8日晨近5时半，起床。抱读乾隆十六年顾奎光、陶玉禾编《金诗》一部，此书收宇文虚中，元好问百二十人诗，以诗文有别录。康熙时有《金诗纪事》，未见其书，据闻顾、陶本尚不及前者所收诗作多。金诗佳品雄健、苍莽，与宋诗靡曼风气相左，既欣赏又反映历史，却久被忽略，犹憾之。
须臾地震，玻璃窗剧烈晃响。

    当时，他立即打电话向总后值班室询问情况，得知河北省邢台地区连续发生的强烈地震，数万人伤亡，数百万间房屋倒塌，人民财产损失巨大。他虽已不在位，不便过问具体工作，但仍密切关注震情，向总后党委提出建议：

    冀南平原久旱，土地多半沙性质，略碱，农民家庭以土坯加粗大木料筑房，或外表附砖，遇此地震必毁坏多数。目前天气尚寒，夜间更甚，农民露宿不堪其苦。部队出动救人为要，另望建房子时不用     旧法，加固深处，以解人忧。

    震情过后，报纸上出现某种政治迹象，北京市委、中宣部同时受到批判。1966年4月9日，韩振纪在当天的《解放军报》上一连行书抄写下毛泽东主席的几首诗词。书写毛主席诗词，是他离休后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每逢心情复杂的时候更是如此，这已经成为习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3个版的篇幅，发表了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

    在他还在军械部工作时，第二次婚姻结束。以后，有老战友考虑到他的孩子们都还小，需要照顾，于是给他介绍一位女同志，组织了一个新家庭。双方共同生活三四年，初衷未达，分歧很大，在1965年即分居。韩振纪向总后党委写了4次报告，请求批准离婚。这件事发生在“文革”风雨到来前夕，韩振纪的个人生活变化与政治环境没有任何的关联。文革开始后不久，总后保卫部只是根据周总理办公室的通知，来人拿走了那位女同志暂时存放在韩家的东西。以后，唯有韩振纪与董玉书所生的4个子女与他共同生活，他在这个和谐的家庭里度过晚年。

韩振纪录：毛泽东词《浪淘沙·北戴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院校造反派进来捣乱，总后不少领导干部的家里被抄，韩振纪也受到冲击，造反派们在他家门外的墙上、地上刷上大标语和大字报，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为严守党的组织机密，他只好让儿子把一些资料烧掉。韩振纪后来在总后党委扩大会上的发言稿上写着：

    “在我的批判斗争会上，对自己的问题未作检讨，采取能不讲即不讲的态度，对邱和李（聚奎）均不揭批，话也不多。”“要说问题自己也有，过去那么多年，谁没错处？”“背着包袱上阵，总感到讲了自己才有发言权。”“搞不清楚哪些是问题，更不明白到底是属于什么性质！”

    在一次造反派们搞的总后大院批斗大会上，几位主要领导干部被“揪”上台，已经离休的韩振纪也被“揪”上台陪斗。韩振纪站在台上笔直站着，始终不低头，造反派骂他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不好，他说：“我从来就是军人的姿态，改变不了！”造反派也顾不上这个无职无权的老人，只好任他挺胸而立。

    韩振纪在日记中写道：

    1967年1月28日，××四人，三男一女，来家中，批判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说30日下午还要来。第二天，×××又派人来，“令”我到二楼办公室交待问题。

    造反派那里，他根本没去，在他眼里只有军令，几个毛孩子岂能指挥得了他！那时，造反派闹事，一拨接一拨，院校学生及机关造反干部都穿着军装，分不清是什么派别组织的人，他在家中月份牌上记着：

    1月30日，今下午﹝说﹞来未来，若来时我将依军委八项的二三项进行批判。《军委八条命令》，1967年1月28日由中央军委颁布，2月21日，中共中央又正式通知全国各地执行。其内容规定：

    全军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不允许自由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连的军人和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机关；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和串连；军、师、团、营、连等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教育子女。

 
    韩振纪记事原件

    造反派要来捣乱，他记下这件事，又在“批判”两字上  又用黑色铅笔重重地描了一遍，这说明他的心里有中央军委的规定支撑，同造反派斗争的决心是很大的。那些造反派不依不饶，31日下午4时找上门来，此后又多次骚扰。《韩振纪日记》中写道：

    几次到家里捣乱，×××造反者（不知姓名）第一次来时进门即在桌上猛击一掌问：“你在家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凶整我也？

    不几天，一个参加造反派组织的总后领导机关高级干部，带着11个人又到韩振纪家里“造反”。此人曾经是韩振纪的老部下，见了老首长毫不客气，不停地辱骂。在这些造反派面前，韩振纪严肃地说：“我的问题，有总后党委、中央军委审查决定，你们谁说了没用！”那位老部下立刻凶巴巴地说：“韩振纪废什么话！”韩振纪回击说：“军委有规定，我们军队不能乱搞，一切应在党组织领导下进行！连就地取材，砖石砌拱窖也批判？这个也错啦？”

    以上内容均摘自韩振纪本人当时的亲笔文字材料。坚持党委领导，这是他考虑问题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军队是党领导下的军队，应按照军委的规定参加运动，不能胡来。

    《韩振纪日记》中写道：

    2月2日，通知到院内看大字报，发现有人贴徐总（注：徐向前）的大标语，愤怒之极。遇上张(池明)的秘书，着他通知胡（注：韩振纪的秘书胡亚）给我找徐总的谈话纪要，下午收到。

    动荡到此程度，晚餐仅食1个菜团子。

    韩振纪在日记中写道：

    2月4日，杨至成同志逝世。上午告别，并慰唐同志（注：杨至成夫人唐慧文）及遗两女、四子。到家属室时，已有唐（天际）、彭（明治）、刘（震）……等同志在座。

    杨至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重要领导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在解放战争时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政委，与韩振纪有工作往来。动乱时期，老同志的去世，给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带来难言的伤感。

    《韩振纪日记》中写道：
    2月9日，大年初一，真想写些什么，但不知何如？﹝抄写﹞一幅主席诗作未果。

    2月11日，早上，张(池明)谈，整天来情况！

    当时，总后成为重灾区，除了造反派来捣乱一阵，各位首长家门前冷落车马稀，韩振纪心情愈加不好。

    《韩振纪日记》中写道：

    2月20日，一场白雪下过，觉得好些，中午也能略睡一回了。
    2月23日，在重工业部时曾当过他副手的郭栋才到家里来看他，郭是老干部中的知识分子，老兵工，搞炮弹生产有两下子，两人从八路军、新四军的轻兵器谈到现代重武器，聊得很投机。
    不久，邱会作被“保”下来了。3月25日，韩振纪在日记中写下：
    不知何人将门前标﹝语﹞中的“邱”改为“汤”（注：总后副部长汤平）字。

    以后，总后机关大院陆续关起好些人。拥护毛主席，跟着党走，在韩振纪这位老红军战士的思想里是根深蒂固的，毛主席语录读了一遍又一遍，但在那种纷乱的形势下，让他想不通的地方太多。韩振纪曾找邱会作面谈两个老同志的问题。那一次，由于谈得不愉快，韩振纪的心里十分沉闷，回来写下“老朽无用，人之可刺”，这几个字虽有些无可奈何的意思，但含意颇深，总之表示了他对极“左”行为的不满和讽刺。

    韩振纪在日记中写道：

    3月27日，在京西宾馆开党委扩大会，我一言未发。下午大地震（注：指河北河间、大城县发生地震，京津地区有震感）。
    3月28日，气味不好，半途撤了。
    据韩振纪日记中的内容，1967年3月，韩振纪被通知搬家，4月21日，管理局来人带他去看房子，
    那里正在修马路，进出不易。

    韩振纪记事原件

    4月27日，韩振纪正在听报告，“中场造反者又来骚扰。”

    4月30日，韩振纪家搬到远离总后大院、位于香山脚下的干休所。那时，这个干休所住的大都是总后机关55年时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老干部。已经退下来的唐天际、周玉成等总后首长，以及傅连暲（原总后卫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家，都另有相对独立的院子，唯有韩振纪一家被安排住在这个干休所大院里，但他觉得很满足：“这里有住着那么多熟悉的老同志，挺不错！”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韩振纪就没有参加过“露面”的活动。两年多之后，1968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和检阅游行，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韩振纪又被邀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观礼。新华社报道中列有他的名字。这次，一大批熟悉的老同志面孔都不见了，这时，他的处境并不好，心情也十分复杂。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报道：

    新华社19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陈文彭上校，为庆祝越南人民军建军24周年，今晚在这里举行电影招待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新亭、总后勤部副部长韩振纪以及各军种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应邀出席了电影招待会。

    新华社20日讯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文广，今晚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8周年。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吴明鸾和在北京的其他越南同志，出席了招待会。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和其他方面领导同志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黄永胜、温玉成，以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总后勤部副部长韩振纪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兵种、北京部队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各国驻中国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据当时的请柬（韩振纪家存），这个招待会是20日下午5时半至7时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另据《人民日报》报道：

    参加招待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兵种、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同志李天佑、韩振纪、王秉璋、赵启民、谭家述、吴先恩、陈仁麒、杨俊生、黄志勇、陈士榘、张翼翔、黄作珍等。

    参加招待会的，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吴德、方毅、韩念龙、马文波、李强、李东野、刘大煜、任允中、申健、丁西林等。

    新华社23日讯　我国国防部今天上午举行报告会，热烈庆祝越南人民军建军24周年。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吴明鸾和大使馆武官陈文彭上校，应邀出席了报告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新亭、总后勤部副部长韩振纪以及各军种和北京部队负责人，陆海空三军指战员一千人出席了报告会。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潘振武首先在报告会上讲话。

    新华社23日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陈文彭上校，为庆祝越南人民军建军24周年，今晚在这里举行招待会。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文广，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吴明鸾出席了招待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出席了招待会。

    在充满中越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的友谊和战斗团结气氛的招待会上，陈文彭武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吴法宪先后讲了话。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兵种以及北京部队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温玉成、王新亭、韩振纪、罗舜初、赵启民、潘焱、谭家述、吴先恩、陈仁麒、杨俊生、黄志勇、陈士榘、张翼翔、黄作珍、黄文明、李真、韩念龙、李强、谢怀德、周荣国、丁西林。各国驻中国的使节和武官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上述人物中只有韩振纪一人无职无权。从1967年下半年，总后机关开始大批判，这次韩振纪“露面”，出乎他本人的意外。其实，他能有机会以总后副部长的身份出席活动，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圈定下来的，完全是由于他以前长期参与领导轻兵器的援外，这类工作需要有连续性的缘故。这一时期，他在总后机关范围内接受审查批判，但对外还参加了活动，处境十分尴尬：

    我这块以副部长名义，主宴会出现露面，未想到，比同志们渺小得很，更感惭愧。

    (《韩振纪在“文革”中的检查稿》)

    在各种形式的批判会上，之前批过的一些事重又提起。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韩振纪调到总后又在黄克诚领导下工作这一时期的事情，他的检查相当谨慎，全部内容只有很少的几小段，但修改底稿却有一大沓。他这些底稿现在仍存于家中，其内容有3个特点：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自己承担责任；三是绝不落井下石。

    武汉军械学校的合并，我讲过了，曾有文件征求军械部意见，我亦自作主张。

    这件事是1960年9月总后党委形成意见报中央军委决定的，1962年2月实施。他没有把此事推给任何人，自己全部承担起来。韩振纪又说：

    1961年2月至10月调查研究想不起什么问题，什么立场。1962年7000人大会、军工会无问题。1962年三届代表会召开前夕，讨论报告，发表不少意见肯定有错，记不清。

    军队办工业，可能错误不大，我对下马是同意的。总后车管部工厂交出，军委定下来，我是执行者，当时虽有可惜之感，但仍执行。

    石庄电炉炼钢基本按期完成，出钢质差些，是我们准备工作不够。×××撒谎。

    在车管部、军械部的工作，总的说来未只抓业务，未搞一长制，在修改车管条例（苏联的）时，去掉了一部分不符合我军编制的东西。还有个安全行车运动的开始。

    “总后车管部工厂交出”，本书前面讲过，此事是军委所定，并无不妥。至于炼钢质量差些，当时相当普遍，这类事情与“军事俱乐部”距离甚远。不搞“一长制”，搞车管条例，两项不盲目学苏联，还有抓安全行车，这些都是黄克诚管总后时强调的，韩振纪讲这些，实际上冒着很大风险。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习惯讲真话，从不讲假话，不考虑其他因素。他不认为车管部那一段有什大问题，即便有不足，也是自己承担责任，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他坚守了做人的原则。

    据韩振纪的一份记录材料内容，1969年1月26日晚，邱会作在总后党委扩大会上讲话：

    两种势力很顽强，以李（聚奎）为代表顽固走资派，另叛徒、特务，处长级上及爪牙占26﹪，和文革结合起来，此问题不可小看。

    经过历次组织审查，韩振纪的历史非常清楚，未有过被捕、脱队问题，未犯过错误，未受过处分，而且他早已从总后的权力核心中退了出来。1969年3月17日晚，邱会作在总后党委扩大会上讲总后机关“斗批改”问题：

    1.是特务、叛徒一定要打倒；2.对走资派、三反分子也要具体分析；3.区别外逃集团与叛特；4.叛特，有新加入特务，一直现在怀疑，照一般情况不可能，到现在未取得证据。老特务可以肯定的，如×××等。到现在尚未发现新发展特务；5.1.23参加武斗，可以考虑不必追此问题，只要不是特、叛、反，参加了无关系，只是参加了武斗又对他怎样？6.学术权威、臭知识分子，党委会上说了3条，自首、历史留美、参加国民党，多数是清楚的，基本政策一批二用，有的当权不当就是了；7.假党员问题，确实存在3种情况，可以找到标兵：有计划打进，如×××；一种当时不够条件而骗取党员身份，如×××；再一种手续不全备，在战争条件之下，如×××。假党员不是首要问题，而是被捕派回问题。不是叛、特、只是假党员的例子还可以找到；8.一部分人的问题，当时确实很坏的，起了很坏的作用，可能有些三反言行，照我的讲法，不是叛特，现行反革命只要自己觉悟即行了，属于解放。韩（振纪）与当权派、叛徒、特务不一样，不要考虑搞得干干净净。9.对一些现未圈起的历史问题，召开摊牌，要他自己交代，也搞些调查，一切靠调查不一定解决问题，×、×说没什么﹝这方面的﹞问题；10.定案定性，能困都困起来。

    （《韩振纪记录》）

    上述第八个问题是专门针对韩振纪等人讲的，此后，他基本上被放到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