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文字》是一部古书，唐儒者张参撰。张参，辨五经文字，正讹误。熹平四年，诏诸儒刻石立於太学门外，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依偏旁为百六十部，后以木版，又以石刻。朱彝尊《跋》：《五经文字》独无雕本，为一阙事。韩振纪考证：

    后周时雕板印书，中国印板之最早者。

    韩振纪录：东汉王符 《潜夫论》 卷一 《贤难》 、东汉苟悦《申鉴·时事》等考评。（局部）

    古人在木板上雕刻图文，作为印刷底版，集册成书，现称雕版。板通版，韩振纪久读古书，因此在书写中常用老字，有较年轻者觉得他不合时宜，其实这仅为一个使用通假字的习惯而已。

    中国古人在发明印刷术之前，先有拓石，这是记述、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古拓本属于历代文人高层次的研究领域。韩振纪经过多年学习积累，在这方面知识十分丰富。他的收藏中多为古老初拓、印制精良、保存完整，且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精品，其中还有传世鲜见的孤本。一块碑石，经过千百年，可以复制出许多作品，所以，研究考证拓本的起始年代，真伪，残补，就需要很深的学问。韩振纪利用业余时间下了功夫，特别是在离休之后，做了更多研究方面的事情。

    韩振纪：隋《郭世昌墓志》考：

    郭世昌志，笔法多似九成宫。大业五年（公元六一一年），贞观六年（？）（公元六三三年），两者相距二十二年，岂欧阳少年书，抑此志伪造？或欧之所师。

    韩振纪：魏《故比丘尼慈庆墓志铭》考：

    有乃命史臣铭志之语，后有“中散大夫领中书舍人常景文、李宁民书”，从此推测，当时士大夫贵族铭志应是史官一类学者所作，书写亦﹝当得﹞，当时知书少精所作？

    书与刻两者不可分，唐碑均着刻石此姓名，刻的重要性可以概见，否则书者弱而刻者能变其一切。魏志注意书损，此为注刻。

    韩振纪古文考证及书法作品颇多，但由于历史原因毁掉不少，鲜有散佚，以上仅举几例。

    “文革”初期，总后有人写大字报，批判韩振纪搞“封建四旧”。韩振纪对照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文章，被迫两次作检查说：

    游山玩水、跳舞与看戏，我少参加或不参加。写字、养花、古书、碑拓、字画是一种娱乐。马克思以自然科学为娱乐。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思想支配，横竖是娱乐。我爱此娱乐，不否认。确实上街，到外地出差常到旧书摊上买些旧书、碑拓、字画等，见到文革大字报贴出来，我才大吃一惊错了。为什么？说错误根源，是地主家庭出身，剥削阶级旧习惯。
    （《韩振纪“文革”检查提纲》）

    在“文革”初期极“左”思潮占据统治地位的形势下，他让秘书把他所珍藏的文物装在一辆军用中吉普车里（后加拖斗），送交琉璃厂荣宝斋。他和萃文阁创始人、在碑帖或石章方面很有成就的魏长青等人之间的关系不错，所以荣宝斋里有老人知道他的身份。几位老师傅看了又看，然后对韩振纪的秘书说：“你这些东西够了一定文物等级，按规定，我们这里收不了，只有故宫博物院才能保存。”秘书回去汇报，韩振纪叫秘书原车载原物，送交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专人逐一清点后，全部登记入库，还付给了100元，也说不清是什么费。秘书把100元钱交给韩振纪，还挨了韩振纪批评：“上缴国家的东西，收钱作什么？”韩振纪毫不迟疑，立刻把这个钱作为党费上交组织。

    韩振纪捐赠的文物，未见详册，但据家中留下的部分统一发货票，其中仅1954年他就购有董其昌（明）、陈继孺（明）、盛茂烨（明）、吴历（明末清初）、吴宏（明末清初）、王铎（明末清初）、梁同书（清中）、钱杜（清中晚）、张桂岩（清中晚）、张熊（清中晚）、何绍基（晚清）、陆恢（清末民初）、汪亚尘等大名家的条幅、山水画、册页、画册，以及古籍善本、拓本许多种。由此可见一斑，韩振纪的收藏品级相当之高。

    他讲：“来自人民，还之于民。”这些文物放在人民的故宫博物院，同时也得到很好的保护，他心里踏实。

    五、最后的悼词

    1972年1月31日，韩振纪在西安挥笔写下毛泽东主席诗《七律?长征》：此书法挥洒自如，从容不迫，雄浑博深，字字蕴涵着一位老红军战士内心强烈的感情色彩。

    韩振纪在西安过了快3年，陆续有些“疏散”在外地的老同志经中央批示回京了，这时，有同志问他有没有可能回去。他觉得除了子女各在一方，心里多有牵挂之外，其他没有什么奢望，就在这里住着也好，西安是古都，有让他流连忘返的碑林……

    1973年10月，军委通知：韩振纪回京。韩振纪回到北京仍然住在香山原处，又是枫叶快红了的时候。不久，韩振纪发现有黑便的现象，到301医院检查被诊断为患小肠淋巴瘤，住院做了手术。

    韩振纪录： 毛泽东.诗 《七律 · 长征》 （注： 金沙拍， 此处缺一水字）。

    1974年7月31日晚上，国防部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7周年。参加这次招待会的名单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特意安排的，其中有不少是很久未在媒体上露面、没有职务的老干部。这时，邓小平同志已经复出，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在新华社报道中，列了一大批有实职人物的名字之后提到：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陈奇涵、叶飞、江华、廖志高、江渭清、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唐天际、韩振纪、饶正锡、李耀、李雪三、周纯全、彭明治、周士第、余立金、吴克华、李寿轩、李聚奎、莫文骅、朱良才、黄新廷。（注：以上系原文）

    上述这些老同志的座位都被安排坐在一区显著的位置，周恩来总理这样做，是与“文革”极左势力相对立的，在那时具有相当重要、令人难忘的意义。

    1974年9月30日，韩振纪应邀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庆25周年招待会，这次招待会的来宾名单也是周总理亲自拟定的。第二天报纸上登载了这一消息，在一大长串与会者名字的后面，韩振纪仍在“还有”一列。新华社1974年9月30日讯：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熊复、胡绳、成仿吾、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曾生、吕正操、陈漫远、刘型、曾涌泉、曾传六、吴亮平、胡立教、马文瑞、张劲夫、张稼夫、张珍、旷伏兆、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奇清、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齐燕铭、韩光、沈其震、李力群、范瑾、杨成武、肖向荣、王尚荣、刘少文、傅秋涛、肖华、刘志坚、梁必业、傅钟、彭明治、韩振纪、饶正锡、李雪三、李耀、余立金、王辉球、吴克华、向守志、苏进、欧阳毅、程世才、张文舟、谭友林、李寿轩、郭维城、陈鹤桥、李聚奎、钟期光、林浩、张迺更、莫文骅、傅崇碧、黄新廷、林月琴、薛明。（注：以上系原文）

    上述老同志中，不少尚未落实政策，有几位刚从被关押的地方放出来。如当年新四军的卫生部部长沈其震，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关了7年。周总理身患癌症，刚做过第二次大手术，好久没有公开露面。当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步入宴会厅时，大厅里掌声雷动，经久不息，震撼人心。这时，韩振纪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和中外来宾一起争先走向周总理，向他问好。周总理的祝酒词，被热烈掌声打断十余次。韩振纪和所有的老同志都激动得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总理向身旁的来宾握手告别，提前退场。韩振纪和许多老同志们见此情景，又拥过去与他握手。从此一别，大家就再也没能见到周总理了。

    韩振纪时刻关心着国家、军队和经济建设，时而换上便衣，乘坐地铁到处转转。北京饭店的新楼装修好了，他也去看看。饶正锡将军对韩振纪的子女说过一件事：1974年底，他与韩振纪、孙仪之、张步峰等几位老同志到首钢参观学习，人家大都只是看新鲜，可韩振纪却对生产流程产生了浓厚兴趣。韩振纪反复和工厂技术人员、工人交谈，在了解“吹氧炼钢法”情况的时候，谈到氧的浓度，甚至还谈到高质量特种钢的要素等等。首钢的同志十分惊讶，私下里询问饶正锡：“那位老首长很专业，他是作什么的？”饶正锡笑着说：“他好学习，懂得多，对一些新知识也研究！”

    1975年3月底，韩振纪在家中连续几天感觉阵发性腹痛，初时还以为以前的小肠淋巴癌病复发，后来住进解放军总医院，才发现是急性心肌梗死，医院向家属发了病危通知书。 

    住在医院里，韩振纪泰然处之，当他的身体十分痛苦的时候还关注着同住在一个病区的其他老同志。当时，韩振纪子女4人中有两人在外地，女儿韩琪去看他的时候，他还说：“回去上班，不要因为我影响工作！”

    3月30日，韩振纪逝世，享年70岁。

    韩振纪逝世后，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派办公室工作人员通过治丧委员会表示哀悼、慰问。不少韩振纪生前的老战友和几位总后领导看望家属。

    韩振纪在军械系统老同志里面有很高的威信。“文革”中，军械部副部长梁冰在关押时被用了重刑，腿打残了，他拄着拐棍，几次来到韩振纪家中看望，每次都痛哭失声，周围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

    追悼会那一天，恰逢中央开重要会议，在职的高层人物未能到会，但来参加的老同志很多。据很不完全了解的有：肖劲光、韦国清、姬鹏飞、苏振华、张宗逊、李达、余立金、梁必业、郭林祥、张池明、吴信泉、孙毅、张令彬、唐天际、饶正锡、张天云、张贤约、李雪三、李耀、孔从洲、苏进、封永顺、解方、谷广善、张永励、王逢原、刘少卿、喻缦云、孙仪之、刘显宜、杨尚高、魏传统、陈其通等。

    在外地工作的很多老战友、老部下发来唁电。胡炜是原淮南新四军的团级干部，1974年年底，刚由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21军军长提升为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他除了参加追悼会之外，21军也送花圈，并致电慰问家属。21军的前身是新四军第2师和第4师的主力部队，韩振纪曾经是这支部队老首长之一。

    在追悼会上，张池明（时任总后第二政委，8月任炮兵政委）忙前忙后，郭林祥政委致悼词，对韩振纪的革命一生作了扼要介绍，然后说：

    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党员、总后勤部原副部长韩振纪同志。（注：以下简历略）

    韩振纪同志是我军的一位革命老战士，几十年来，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立场坚定、英勇作战，服从组织，积极工作，团结同志，谦虚谨慎，联系群众，艰苦朴素、作风正派，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对党对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离职休息以后，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

    韩振纪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以下略）

    悼词在当时来说，也算是“盖棺定论”。

    《解放军报》登载了一个简短的讣告：全文如下：

    韩振纪同志逝世
    本报讯  总后勤部原副部长韩振纪同志，因病于1975年3月3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韩振纪同志1931年12月入伍，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14军侦察科长，红军学校大队长，八路军344旅参谋长，2纵队参谋长，华中抗大总分校校长，新四军2师参谋长，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兼政委，中央重工部机械局局长，总后车管部部长，军械部部长等职。
    韩振纪逝世于“十年动乱”结束前，讣告计177个字。

    燕赵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在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中，燕赵儿女前赴后继，作出巨大牺牲。韩振纪是其中的一位幸存者，他是河北籍开国将领中仅有的两名中将之一（另一人为孙毅，河北大城县人）。

    他出身地主家庭，却顺应历史大潮，毅然舍弃旧营垒，一生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戎马倥偬，历经无数次浴血拼杀。他思维缜密，善谋划、精筹策，协助赵博生、董振堂、陈赓、徐海东、左权、黄克诚、罗炳辉和谭震林等我军著名将领率部转战南北，指挥了一系列战役、战斗，是我军一位优秀“谋将”。他是“红校”、“抗大”的早期高级领导干部，桃李遍天下。他服从组织安排，发挥懂技术的专长，艰苦奋斗，领导开创新四军及东北军工事业。

    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于中苏友好关系高峰期受命赴苏联，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军衔最高的武官。他周密组织，完成了一项项重大军事外交任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主抓全军军械装备工作，是我军依靠自力更生，进行第二次军械装备换装的重要领导干部之一，并圆满完成战勤保障任务。

    韩振纪勤于学习，喜读书，善钻研，掌握自然、机械、化工、地理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他具有较深的国学修养，颇有儒将之风。他从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贪功、不诿过，不趋炎附势、更不落井下石。他对党忠心耿耿，为人处事刚强正直、胸怀坦荡、敢言敢当。他严以律己，谦虚谨慎，艰苦朴素，最服膺毛泽东送给叶剑英的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开国中将韩振纪，如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他耀眼的开国将星一样，为党和人民作出了不朽的贡献。韩振纪的革命生涯传奇、丰富而多彩，因此，在我军军史上，应该有他独特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