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总后副部长汤平、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时年已74岁）被迫害致死；总后原政委李聚奎、副部长饶正锡、副政委彭嘉庆、副政委李耀、副政委李雪三、政治部主任卢南樵等同志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司令部副参谋长苏焕清被搞到青海放马去了。

    动乱的年代里，韩振纪对除总后以外的其他老干部挨批斗、挨整同样十分反感。一些造反派找他外调，搞老干部的材料，他一般不见，实在避不过去就一言不发，逼急了就轰人，对这些人他一点不客气。

    那时，凡是组织部门派人来调查老同志的历史，韩振纪都很慎重。专案组大都有特定的任务，但他不管对方来头有多大，一概实事求是地作扼要介绍，他认为这些都是为人民革命事业做过贡献的好同志，他反复斟酌，生怕写错一个字，否则会能影响人家一辈子。

    调查人员曾多次找到韩振纪，让他写黄克诚的历史情况证明材料。第一次，他如实地写了，这些人见材料里全是履历之类的内容，觉得不满意，于是二次登门，要求他再写个材料。他照抄一份，权当练字。这一次写完后，调查人员不悦地说：“你写得怎么和上次一样？”他回答：“事实如此！”以后，调查人员又来找他，他说不见，家里人劝他干脆从后门溜走算了，他脸一沉说：“我人行得正，溜什么？”

    有一位韩振纪直接领导过的一位老部下、抗战中期的营级干部，多少年也不照面，在挨整的时候，主动找上门来。韩振纪真情实意地安慰、鼓励他，生活上问寒问暖，包括其家属、子女的情况都很关心，并尽量满足其要求写下证明材料上千字，那时，一张纸就可能挽救一位干部。后来，这位同志地位很高了，似乎忘记了这回事，在其回忆文章中，几乎全是与中央高层大人物的往来，在有关重要章节中连韩振纪的名字都不提。

    “文革”中，学校停课了，有段时间处于“无政府”状态。韩振纪告诉子女们说不明白的事情不要“瞎掺和”，更不准他们到外边胡闹。韩振纪很关心子女的成长进步，为了不让孩子学业荒废，他抽出一定时间，亲自给两个女儿讲自然科学知识，还把子女集中在一起，手持一本《大众化学》给他们讲授无机化学。子女们回忆，后来他们上大学，有些知识基础还是在家里的时候由父亲教的。

    韩振纪重视写字训练，多次给孩子们讲“字”中的文化典故，从王羲之、颜真卿讲到董其昌，直至毛主席的书法。他每天安排书法功课，让子女练习写一篇毛主席诗词，然后逐字点评纠正，再联系自己多年书法的心得，给他们谈“字如其人”的道理。那一段时间的家庭文化课，使这几个子女受益终生。

    在香山，韩振纪在他家的院子里，由警卫员小单帮着平整土地，种上些贺兰山的西瓜，还有兰州的白兰瓜，日记中写着：“不知生否？”他过去搞军工就是这样，总喜欢搞些实验性的发明创造。后来，他把自家的那块地交给干休所种植，让战士们多吃些蔬菜。他与干休所的工作人员、司机、战士、工人、医生的关系都很融洽。警卫员病了，他马上让其去看病，叮嘱好好休息，他说，部队战士病了有病号饭，在我家里更要发扬优良传统，于是让警卫员和自己一在起吃饭，还添了菜，以加强营养。老炊事员说：“韩部长对我们很宽厚，从不发脾气，做的饭好坏从不挑剔。我们工作人员回去探亲，他每次都自己出钱，叫我们买些东西带回去。”

    二、被“疏散”到外地

    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九大前夕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1969年3月2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8月1日，韩振纪被邀参加国防部举行的“庆祝我军建军42周年招待会”。27日，中央作出开展群众性“深挖洞”的决定。9月上旬，中央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国庆节前，北京下了一场冰雹，把香山北上坡的一些小松树砸坏了。10月1日，为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游行。这次游行的主题是“全民皆兵”“要准备打仗”。韩振纪也被邀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观礼。

    1969年10月14日，中央通知紧急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10月17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向全军传达，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一大批部长级以上老同志被疏散到外地。

    刘少奇同志在重病之中被“疏散”到河南开封。那时，有位新四军老战友到家里来看韩振纪，他吸了很多烟，发自内心地说：“我们南下是胡统一领导的！”他只说了一个“胡”字，一般人都不知所指为谁，可新四军老同志都明白，当年刘少奇同志在华中领导抗日斗争时候就化名胡服。当时，韩振纪还不知道，刘少奇同志到开封的一个月后惨死于那里。

    韩振纪的另一位老首长、老战友徐海东被“疏散”到郑州城郊的一个干休所，一到那里就患了重感冒，引发肺炎，由于当地疏于治疗，不久病逝。

    关于“疏散”这件事，应从历史实际出发，客观看待，人与人的政治境况不同，待遇可是不同。当时，被“疏散”的大多数下了台的老同志到外地生活，医疗条件差自不用说，尤其是行动没有自由，精神和生活压力都很大，凡是经过“疏散”的家庭成员大都是有此同感的。

    韩振纪也被通知，限令3天之内启程离开北京。总后老副部长周玉成原想去广东肇庆，但上面不准，于是就与韩振纪两人商量着一起结伴离京，彼此好有个照应。上面通知：周玉成、韩振纪限于山东安排。按规定，他们可以安排到济南市，但韩振纪考虑那里熟人太多，他不愿给人家添麻烦，觉得还是找个清静些的地方好。泰山为五岳之首，千年古风无处可比，于是他主动提出去山东泰安。周玉成老将军到韩振纪家里说：“老韩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于是，两家人都去了泰安。

    在离京之前，韩振纪考虑到种种可能发生的后果，就让儿子帮忙，又把一些文件、信件等文字的东西烧了一堆。

    以前，韩振纪在自家院子里种了无花果和月季，还有一棵石榴树，这是他在1951年女儿诞生时种下的。秋天石榴树结满了硕大红红的果实，到了冬天就移栽在大花盆里，放在室内能晒着太阳的地方，一有空儿他就颇有兴致地欣赏。到了春天，他又把石榴移到外边的地里。他喜欢九子兰花，为此专门备有一口石湾窑的大缸，冬天的时候接雪水存放起来，准备浇灌他的宝贝兰花。春天，淡泊、高雅的兰花开了，有老同志前来探访的时候顺便观赏，他还兴致勃勃地给人家介绍养植经验。“文革”开始，养花被当作资产阶级情调，他不得不扔掉大部分，离开北京的时候，其中有两盆好品种的兰花实在舍不得丢掉，他就让儿子抱着带到泰安。

    据韩振纪亲笔记述，他家于1969年10月21日晚由京乘车，于翌日晨到泰安。这里是济南军区的一个干休所，地点在虎山新村。这时，韩振纪的两个女儿在外地当兵，两个正在上中学的儿子在身边。周玉成、王克强夫妇也带着两个小儿子一起住在泰安。

    总后政治部派了一个干部同去泰安办理交接手续，他向干休所领导交代：严加管理，不经军委批准不准回京，不能随意与外边联系，不能到处走动，不许外出，任何活动都要向总后党委报告。另外，还要定期报告情况。周玉成、韩振纪在这里住了一年时间，基本与世隔绝。

    这个干休所是团级单位，住的人大都是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的师团干部。韩振纪和周玉成两家住一栋小楼，是左右邻居。灰色小楼建筑质量较差，上下楼连扶手都没有，韩振纪只好叫警卫员拿一根粗麻绳上下一拴，抓着麻绳上下楼。警卫员小迟是从北京带过去的，后来一直带到西安。

    刚刚落脚，杨司令员打来电话说：“老韩，军区办公用车很紧张，你也用不着车子，就给军区使用吧！”杨司令员不是外人，韩振纪高兴地说：“老战友来电话了，如果有车子，你拿去！”与此同时，原配置给周玉成的一辆小车，也被干休所领导占用。

    干休所的一些人把周玉成和韩振纪当成“谪臣”，不爱搭理，偶尔在院子里碰上了，也是一扭脖子走开。每月，干休所会安排时间，把老干部集中起来送到一个野战医院去看病，或者到济南听传达文件、学习。交通工具就是一辆军用大卡车，冬天的时候装上个帆布篷子。后来两位老将军的警卫员几次抗议，所里才给加了一条长板凳。每次，韩振纪和大家一起爬上大卡车，风吹日晒，没有半句不满。那时，他和周玉成都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说起来谁都不会相信，这两位为国家立下了丰功的老中将，竟然是这种待遇。

    那一段时间，韩振纪常常想念远在千里之外的孩子们，惦记着他们的身体健康及进步。

    《韩振纪日记》（1970年）中写道：

    7月19日上午，给韩琪（二女儿）寄“长效青霉素5瓶”，给西安韩辉寄去信和食品，李同志协助办理，服务社张同志代我找布条，写封面，更属可谢。

    8月8日上午10时，给琪寄信，出门遇见哨兵，打听信筒在哪里？哨兵不客气，批评哨兵说：“应为人民服务！”随后径直走出门外，向路过市民询问。

    泰安的粮食配给比北京差许多，粗粮一大半，肉类很少，干休所里的医疗条件也不好，对于生活待遇之类的事，韩振纪历来没有什要求，到了泰安，他的心态更加平和。在泰安，韩振纪经常独自到田间走一走，看看墒情，他在给女儿韩瑛的信里说道：

    泰安农作物收成都好，今年雨水也适当，这几天又连连下了小雨，水果丰收。门前出桥正在修水渠，引东面黄泉水库的水，灌溉泰安西南部土地，是个大工程，动员民工很多，今冬要完成，明年使用，土地单位产量定会大大提高。

    当时，周玉成身体每况愈下，他的家属多次写信给当时总后领导，要求得到正常的医疗，但久久不见回复。周玉成夫人亲自上京，就坐在总后政治部办公室要求解决问题。如此周玉成才被批获准进京治疗。

    《韩振纪日记》中写道：

    9月26日晨胃痛甚。

    这种病况，对于韩振纪来说已不是一二次了，但此次更重，其实这就是心绞痛的一种类型。家人向总后打报告要求回京诊治，终获准。10月3日，韩振纪暂时回京，住进301医院，11月28日出院，两个儿子去接。12月2日，韩振纪在儿子护理下离京，3日晨抵泰安城，未休息即转赴干休所。

    后来经军委批准，周玉成、韩振纪转到西安市重新安置，为此，总后还派了一位秘书去泰安去办这个事情。

    等到上火车那天，平时很少见到的干休所领导们都来了，但他们不是送老部长，而是送那位首长秘书。所长十分殷勤地请秘书坐上小汽车，仍然让韩振纪和家人上大卡车。秘书觉得不好意思，脸都红了，可韩振纪一摆手，径直登上大卡车，坐在副驾驶员的位子上，他的两个儿子站在大车厢上。

    离开泰安的时候，周玉成、韩振纪两家是在同一天装的行李，周玉成家先行一天。韩振纪亲笔记述：

    1970年12月19日下午到徐州住一宿，20日下午坐赴西安车，21日早一时半到西安。

    韩振纪到西安的时候，房子正在修理，所以先在总后西安办事处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后来没有等油漆刷完，他就说：“不刷了，搬！”

    小雁塔附近草场坡，这里有一处总后西安办事处的房子，院内大约有6套平房，还有两个水坑，战士们在里边养了不少鱼。韩振纪家相邻住着周玉成将军和已经退下来的原总后西安办事处政委罗桂华将军。1971年6月，饶正锡和李雪三两位老将军也曾过渡性地在这个院子里住过。这时，上面通知恢复韩振纪以前的待遇，他说有保姆做饭就可以，把炊事员退了。

    韩振纪和李雪三，两人抗战时期都曾在八路军344旅、第2纵队、第5纵队，新中国成立后又都在总后工作。除了工作之外，以往两人并无很多交流，此时有机会聊一聊，韩振纪这才知道李雪三也是宁都起义参加红军的，对此，韩振纪感到很奇怪。次年4月，李雪三因患高血压、心脏病，经上面批准回京治病。后来，饶正锡也从西安回到北京。

    韩振纪录：毛泽东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韩振纪在西安，每天读书、看报纸、抄写毛主席诗词和他在长征后写的《洗衣歌》。他经常在院子里散步，有时到城里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大雁塔、碑林等地方去参观，也会到文物商店去转转，欣赏他喜爱的古碑拓本。

    在这一时期，总后西办、总后装备技术研究院、基地兵站，还有总后机关出差到西安来的同志看望他。兰州军区、野战军以及驻地省军区、西安警备区的多数领导干部也都来过，其中有不少他的学生、部下。每次，他都十分高兴、热情地招待客人，与大家叙旧。有一次，军械部的老同志姚大伦和马树栋去看他。姚大伦是他在新四军军工部和东北军工部的老部下，马树栋以前在工作中与他接触比较多。那天，韩振纪特别愉快，聊了好久也不愿让人家走，似乎有说不尽的心里话。几十年后，马树栋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想起那情景仍然难忘：

    韩部长字写得好，西安我去看他，他说总上碑林看去，还跟我讲古碑的故事。

    韩振纪自从参加红军以后，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为人民、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被“疏散”之后，他仍然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在思想和生活上丝毫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保持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本色。他经常把名言“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讲给子女们，这是刚强、耿直的韩振纪一生的感慨。

    从1968年、1969年开始，子女各在一方，韩振纪的心里挂记着孩子们，以前不爱照相的他也到照相馆去了，在泰安、西安，以后回到北京，他都有照片给在外地的孩子们寄去。当有孩子们回家探亲的时候，他尽量争取在一起合影，谁不在身边就寄给谁。

    他从政治上关心、教育子女，希望他们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道理。长子韩辉1971年入伍时，韩振纪专门向其所在部队的领导打招呼，要让他去炊事班锻炼。韩辉在炊事班工作十分出色，全凭着自己的努力，被组织推荐上了解放军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其间，韩振纪没有讲一句情。1972年，韩瑛即将从第七军医大学毕业时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流露出对毕业分配问题上一些不正之风的不满，韩振纪回信说：

    对毕业后的工作问题，不要过多地考虑。应当注意，你们是人民培养出来的医务人员，要下决心为人民服务，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为人民服务要表现在服从组织分配，这是一次政治考验，千万不要犯自由主义，随声附和地乱议论。

    提出以下问题，望注意：

    1.你们是学医的，要防止忽略政治学习，政治是根本问题，务望注意，并在“用”字上下功夫。
    2.韩瑛信中提到诊断不确影响治疗，这很重要。主席经常教导大家要调查研究。不简单是疾病的诊断，不论什么事情不作调查研究、弄清情况，事情总办不好的。你能认识诊断的重要，这很好。
    3.关于学习专业知识的问题。人的认识是逐渐积累起来的，我几十年的经验，经常作笔记很重要，不论政治、科学技术，看了书或听了讲课，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都应该记在笔记本上，这对某一类问题的总结与回忆可以有所帮助。人的记忆力有限，因此这样做很有益，望你们认真作到才好。
    4.韩瑛来信说时间很宝贵，确实是这样，你们应抓紧时间学习，多看些书。本着主席的教导“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指示，要善于选择，有用的东西就需记在笔记本上，积累的多了，汇总起来，对事物的认识片面性就少。
    5.上海是大城市，你们注意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韩琪在野战军两年，应保持野战军的作风、你们都能好好学习，我很高兴，也是很放心的。时刻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韩辉、韩澍进城去了，趁暇给你们写这封信。
    父  4月1日下午。

    1971年12月，周玉成患心肌梗死症在西安逝世。在那一时期，因“疏散”病逝外地，除了刘少奇、徐海东以外，与韩振纪熟悉的老首长、老战友还有张闻天、陶铸、郭天民、李涛、宋裕和等。陈毅在疏散过程中患结肠癌，陈少敏也是疏散在外地时病重偏瘫。

    三、一生刚正

    孙毅老将军曾经对韩振纪的子女们说：“老韩心里有话憋不住，他这一辈子，就是太直正！”

    韩振纪一贯反对在背后乱发议论，讲对了坚持，讲错了改正，不因怕得罪人而丧失原则。在东北时，有个别干部进城以后，号楼、号车，被面要缎子的。韩振纪看不惯这种现象，东总一开会他就提意见，为此，有人不高兴。他个人生活节俭，对下属也十分严格。作战部队的生活很艰苦，他要求各军工基地的领导干部：“部队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部队穿什么，我们就穿什么，进了城市也要与战争环境一样！”

    韩振纪低调克己，对此，与他熟悉的老同志大都有很深的印象。战争年代，他所在的南下八路军第2纵队及新四军第2师没有副司令、副师长，第5纵队副司令赖传珠未到职，他身为参谋长，许多重要的电文经他的手头转至上下。下边参谋处长在电文上写上他的名字，需要他负责的，他不避之。但有些关系不大，特别是报功、报战果成绩一类的，他认为署一大串无必要，有司令、政委即可，往往提笔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他这个军区参谋长不署名，于是下边各旅（分区）、团参谋长也效仿之，这种做法在韩振纪战斗过的部队约定俗成。

    在总后，凡有出头露面的机会，韩振纪总是能让则让。他主管军械工作时，中央军委首长经常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如果允许，他就会派做具体工作的负责同志去参加，例如管科研的军械部副部长李开等。他常说：“谁去对工作有利，就派谁去。”

    韩振纪自从参加革命后，一直尽最大努力去做更多的工作，从不计较职务高低。1955年授衔，上面经过反复综合考虑，非常慎重，绝大多数军队干部是心情舒畅的。不少人高风亮节主动要求让衔，为此闹情绪的仅是个别人。韩振纪的子女回忆：

    有一次，父亲参加会议回家，谈到某同志嫌军衔授低了，该同志还对他说：“黄老的部队出了好几位上将，当初，如果你不离开这支部队，还有在日本投降后，如果你不离开新四军去东北，那又会怎么样呢？”父亲听了这些话，严肃地说：“哪里有这么多‘如果’？每个时期有不同特点，过去我领导他，现在他领导我，很正常，有什么可抱怨的？”他感慨地说：“他们贡献大，军衔高过我，很应该！”有老同志对他说：“新四军2师是华中根据地的一个大师，战略地位重要，可是一位上将也没出，实际上是你老韩当参谋长的那几年压着，参谋长不动，谁上得去？”父亲干脆直接正面回答说：“授予我中将军衔够高了，说明党的信任和重用！”

    韩振纪曾经在多个不同地区工作，岗位性质频繁改变，因此熟人也多，但他在工作中从来不乱拉扯关系，决不搞小圈子。每逢过春节，他总是参加团拜，与居住在附近的老战友互相探望，或慰问工作人员，从未给上面的大人物拜过年，平日也基本不走动。他从未主动越级向上面汇报，做好工作就是。有人猜他是属于哪一座“山头”的人，可是分析来分析去，他哪座“山头”都不是。

    1962年，中央决定编写全军后勤史，周恩来、叶剑英指定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杨至成具体组织实施，总后邱会作、贺诚、唐天际、韩振纪参加。其中，韩振纪负责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业方面的历史材料编写组织工作。从1964年开始，全军后勤史编写办公室成立，抽调若干人员，先后收集了几百万字的资料，为我军军事后勤工作留下宝贵的财富。全军后勤史的编写工作，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未能全部完成。

    韩振纪与许多老前辈一样，终生谦虚谨慎，在任何场所包括在家里都不议论个人功劳，更不准别人宣扬自己。20世纪60年代，曾有些地方或部队作家采访他，想写他革命的历史，对此，他有个一贯原则：多谈别人，少谈自己，他总是主动介绍老部队、老首长和老战友。他说，事情都是在上级领导下，大家一起完成的，他自己就是其中的普通一员。  

    韩振纪有个老战友历史贡献很大，但讲话喜欢吹吹呼呼的，韩振纪对他说：“讲话也不能乱弹琴，年轻人不要学你这些。”他自己则是知道多少讲多少，记不得就是记不得，大仗就是大仗，小仗就是小仗，没打就是没打，成绩和缺点绝不否认，不文过饰非，实事求是。

    1950年，吴运铎开始闻名全国，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全国各地请他去作报告。韩振纪是吴运铎在新四军军工部、2师时的老首长，吴运铎在写《把一切献给党》一书的时候，曾把稿子送给韩振纪审阅，韩振纪看到上面多处提到韩部长的培养及其对军工事业的贡献，他提笔把提到自己名字的地方全部勾掉了。

    20世纪60年代，有位传记文学作家写了一篇有关韩振纪的文章，内容大概是说他亦文亦武，从新四军军工部说起，到东北军工部艰苦奋斗，生产武器弹药的事迹。韩振纪知道了，把作家请过来，取出稿子一看，见上面的题目为“人民兵工轻武器之父”，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说：“这篇文章不再看了，本人坚决不苟同！”韩振纪拒绝别人用文学报道方式给他任何赞誉。作家原认为从韩振纪的经历来看，称他为“人民兵工轻武器之父”名副其实，但听韩振纪这样讲，对这位革命老前辈感到由衷的赞佩。

    韩振纪在生活上一贯严格要求自己，不允许别人利用他的名义谋取私利。20世纪60年代初，他的舅舅因房基地的问题跟邻居闹纠纷，到北京找他帮忙说话。他十分反感地批评说：“是人家的就给人家，不许仗势闹事！”韩振纪的小堂弟在兰州某水电灌溉站工作，写信给他，想请他帮忙调回石家庄。韩振纪复信说：“你要按组织程序办事。调回的事我不能帮你忙，应服从组织的安排。

    四、鉴藏大家

    韩振纪自幼受到家庭的教育传承，饱读古书，日积月累，学识深厚，关于读书，他曾写过一首诗:

    “岁月流失有所得，年时无多读尽何。精其所在垂暮知，浩海越感求识渴。”

    当年，家乡有个传说，说他长征时还背着一把古剑，此说虽为无影之事，但却能证明他在少年时确实有这方面的爱好，名声在外。他很早就酷爱研究古籍善本、古拓本、古字画之类。战争年代，每逢胜利，人家参加联欢会，他却在阅读各种书籍，附近如有古碑之类的遗址，他会去看上一看。

    他从在沈阳、通化、吉东一带工作时，就开始收集散落民间的古字画。

    1965年5月，军衔制取消，全军干部减薪定级，韩振纪被套改定为国家机关干部行政6级。他日常生活十分简朴，却用去相当一部分薪金购买喜好的名人字画、古籍善本、古碑拓本及其他一些杂项。

    20世纪50年代初，市场上一幅钱杜的梅花立轴价2元多，一部清道光刻版的《唐诗三百首》也就几角钱，几十元一部（幅）的书画已经相当高级了。多年来，他节衣缩食，精心选购，年久日积，收藏颇丰。在这方面，他有着相当高的知识境界和鉴赏水平，独具慧眼。一些残书，凡有较高文学及考古价值者，他亦购进，亲手修复，制函匣保存，如同原版一般完好。

    解放后，吴仲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30年，对我国文物保护事业贡献很大。有位刘九庵先生，解放前在北京琉璃厂“悦古斋”学徒多年，被吴仲超特调去从事古书画鉴定工作，是这方面的名家。韩振纪经吴仲超介绍与之相识，常常相互切磋。他刚从苏联回来那两年，腰椎间盘旧病常犯，血压时高，吴仲超、刘九庵听说了，就于周日拉上他，一同去市场（文物商店）换换心情。韩振纪到这些地方一转，精神就来了，病似乎减轻不少。

    韩振纪到市场，从来一身便衣，不带秘书及警卫员，就是个普通的文物爱好者身份。那时，他常去的地方，除了琉璃厂之外，还有东四人民市场、东安市场、宣内大街等处的古董店、书画店，如：宣内大街235号范文斋书画店、头发胡同里的醉经堂书画店、人民市场平安画社。范文斋是家老店，门面不大，却颇有声望。195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从该店收购过重宝《大观园图》，后来，范文斋被并入北京市文物公司了。他去的次数久了，人家只知道有位姓韩的老同志很有水平，却不知他是一位高级将领。他偶尔请几位朋友共同鉴赏、交流，王冶秋也是其中一位。他在外地出差时，也到古玩市场转转，他的业余爱好唯重于此。

    韩振纪不只是喜爱收藏，而且更加重视研究古代文化，不追求其单纯的经济价值，绝不与商贾苟同，而是深探其究，博广精深，见解独到，且常常溯本求源，引经据典，于识者不同之处屡有考证、题注。例如他考证《福兴寺碑》即下了一番功夫。此本虽为清末时所拓，但他认为无论古老与否，凡稀少、完整、且能说明历史者为珍，有比较、明前后、识其道，才能鉴真伪。以下是他对张从申﹝唐﹞所书八碑之福兴寺碑的部分考证文字：

    张从申所书碑八见于金石录；淮南节度使崔圆颂德碑李华﹝注：字遐叔﹞撰大历﹝注：唐﹞八年正月；李玄静先生碑柳诚﹝注：公权，字诚悬﹞撰大历七年八月；法慎律师碑李华撰大历八年十二月；镜智禅师碑独孤及﹝注：字至之﹞撰大历八年十二月；怪石铭樊晃撰大历十年十月；王师乾碑杨绾撰大历十三年四月；重修季子庙碑肖定撰大历十四年三月；汉黄公碣李翰撰建中元年三月。以上八碑王昶金石萃编均未见，赵著成于政和七年（公历1117年），王著成于嘉庆十二年（公历1807年），相距六百八十年间，焉能书此，岂王未收到乎。福兴寺碑未见以上两著，在历史上未被人所知，只在清末才见之于著作。吴季札碑在丹阳，而福兴寺碑在上元何县，出于近处，吴伪业已证，未必相邻而县伪也。

    韩振纪：唐·张从申书八碑之福兴寺碑考。（局部）

    韩振纪的书法初学王右军，又临颜鲁公，楷行草皆擅长，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字写得苍劲挺拔、遒劲丰润，古朴厚重，每逢兴致时更是潇洒酣畅，不枯不朽，通篇老道，雅风昂然。当时，不少人以索得他的一幅字为荣，但他除与唐天际、孙毅、魏传统、陈其通等少数老同志互有酬答之外，送人不多，只是平时研修、自娱而已。有时，他会把写好的毛主席诗词送给一些普通的工作人员，而且写得工工整整。他与大多数人不同，以为字有其道，写字经常不落款，不注日期，无论在职或离休后，到下面去从不题字，人家怎么劝说也不行。

    韩振纪录：唐·封演 《封氏闻见记》 卷二 《文字》 。 （局部）

    韩振纪不赞同别人说他是儒将，他说自己读儒家的书确实不少，但思想不“儒”，不崇尚儒道，何谓儒将？他勤于读书，经史子集均有览读，其中若干名句，常联系实际，讲解给人们。他读古文，一向善以多种著作对比分析，勤于推敲，阙其疑。他留有亲笔抄录、鉴识手札集册，类别很广泛，仅举几例。

    读西汉刘向校定《战国策》曾巩重校序三十三篇之考证：

    曾巩序战国策……崇文殿总目称11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书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第三十二篇复完……而疑其不可考者，从此句推测访得书文不只三十二篇。淘汰其不可考者，凑成三十三篇，其所访补诸篇真伪如何？

    汉荀悦《申鉴·时事》：

    秦之灭学也，书藏於屋壁，义绝於朝野。逮至汉兴，收摭散滞，固已无全学矣。文有磨灭，言有楚、夏，出有先后；或学者先意，有所借定，……而讼者纷如也。执不俱是，比而论之，必有可参者焉。

    古人的思想，早有警戒主观判断一切者，并曰此必损无益，因此韩振纪写下：

    这观点比较客观，因而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