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恢复军职

    1952年10月，黄克诚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总后方勤务部部长兼政委。1952年12月，军委下达命令，韩振纪重回部队工作，恢复1947年6月定下的大战略区正纵队级别，任军委总后方勤务部汽车拖拉机管理部部长（简称总后车管部）。他又穿上了军装，戴上饰有八一红五角星的军帽。1953年2月，韩振纪当选为军委总后方勤务部党委会委员。

    有资料说，总后运输部是1950年1月成立的，1953年8月改称车辆管理部。据1953年3月韩振纪写的《自传》原件，其中有两处分别写着：“1952年12月，任军委总后方勤务部车管部部长”“现任车管部长职务”。原件放在一个印着红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汽车拖拉机管理部 缄”字样的信封里面，上有韩振纪亲笔题写：“自传底稿 妥存”6个字，在“妥存”两字旁边还画了两个圈儿。可见韩振纪到总后的时候就是车管部，并不是运输部。

    韩振纪任总后车管部部长这一段时间，第一副部长刘显宜与韩振纪共事时间最久。刘是湖南人，年纪比韩振纪大，解放战争初期就担任晋察冀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第二副部长周子祯在车管部工作不久调到军需生产部任副部长；黄曹龙副部长在车管部工作不久调到兰州军区任后勤部部长。周、刘都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黄于1930年参加革命，1955年，3位均被授予少将军衔。

    据总后车管部老同志刘丽生将军（原总后勤部车船部副部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介绍，车管部下设若干处室，有车管处、工厂处、器材处、训练处、计划处及办公室等，处级领导干部有彭传清（红军干部）、江平、郝一适、刘有恒（红军干部）等。

    车管部干部有100多人。当时韩振纪的夫人董玉书也在车管部做机要工作，后来，按军委有关军队女干部的统一规定，转业到地方。

    二、政治思想工作不是空泛的

    1953年，我军全军车辆总数为7.1万台。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我国开始自行设计制造汽车、拖拉机，并开始装备部队，运输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军用车辆管理工作成为我军后勤工作的重要方面。

    1951年10月，军委曾统一过全军汽车部队番号，总部、大军区、军兵种、野战部队也都有汽车编制，到1953年底，军队后勤系统共有汽车团35个、汽车修理工厂28个及若个干专业学校，并逐步建立了各种装备维修分队。

    在这一时期，总后车管部领导直属汽车团、修理厂、学校，负责全军车辆的管理、规划、有关各项制度的制定、技术管理人员的培训及一切相关工作的检查、指导等。总后车管部在各军区曾设有办事处，管理汽车团、学校和修理工厂。

    军用车辆管理各方面的工作任务相当繁重，1953年9月，韩振纪到东北部队考察了一个月，去时带了苏联编写的《军队车辆装备》和1952年10月总后方勤务部转发的《苏联武装部队汽车运用条令》，一边学习一边研究。

    韩振纪生活简朴，外出途中，在火车站就餐，仅食用一些面包、拌柿子，或者少许点心。在丹东，为了不增加基层单位负担，他带着秘书到辽东军区司令部食堂就餐，那里熟悉的同志多，一边吃饭一边叙旧，仍然是他个人掏腰包。当时的旧币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元，一顿饭两个人也就4角钱。在沈阳，他在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部食堂吃饭，同样自己付费，坚决不准下面请客。那时，东北受苏联人影响，面包、红肠很常见，但他由于繁忙，经常每顿只吃一块面包而已，连红肠也没有。有老战友来看他，赶上了就一起吃饭。当时，东北物价较高，加上一条普通的烧鱼付费1元2角5分，同时，他还要准备一些水果、香烟之类的东西，招待来客，这些也完全由自己负担，不让公家报销。

    从东北回来以后，他对部里同志说：“苏联搞的条令教材可以借鉴，但是要完全对路，还得下功夫搞自己的东西！”韩振纪在车管部干部会议上强调说（摘要）：

    这两年，车子多了，车种多了，人也多了，给我们提出了不少新课题，一切从基础抓起。我军汽车装备还很落后，缴获的那些东西已不适应现代战争，正在逐步进行更新，车辆维修也要同步跟上。部队车辆编制要统一，训练机构要统一，集中力量做好技术培训工作。学习志愿军车管工作的经验，加强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是我们军队车管工作的中心任务。

    1953年，毛泽东主席批评总后卫生部“是无政治、无领导的官僚衙门”。1953年4月至5月，黄克诚主持召开总后方勤务部党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讲话，他从工作出发，对总后某些部门的官僚主义问题，给予严肃的批评：

    后勤系统的干部、党员在主席的领导下，大家都是努力的，辛苦的，进步和成绩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要说清楚，后勤部门存在的问题是很多的。没有一个单位，没有一项工作不存在问题。其他各部，如军需部、车管部、油料部、营管部，兽医局、马政局等所存在的问题，同样是严重的，只是在程度上有些差别而已。

    黄克诚列举了供应工作、军需工作，特别是卫生工作方面的许多具体问题之后还讲道：

    汽车修配厂不修车，却要用手工造汽车。2000多人的厂造什么汽车？几千辆坏汽车没有零件，我们却要造汽车，造摩托，至于汽车零件，则只好向国外订货。

    黄克诚在讲话中深入分析了原因，提出今后努力的方向和措施。这一次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确立了“为国家负责、为部队负责”的后勤建设指导思想。

    为了贯彻落实会议的精神，韩振纪组织车管部进行了自检，从思想工作到各项具体业务都检查到了，并以克服官僚主义，改善机关作风为中心，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在干部会议上特别强调：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对我们讲过：“改造思想，做好抗日工作就是政治”，我理解政治思想工作不是空泛的，车修不好，管不好，完不成任务，光喊口号有多大用？我们要从做好本身工作出发，解决干部思想和生活的实际问题，主动寻找原因和办法。机关的同志到下边指导工作要具体，要有针对性，不要讲空话、废话。

    （《韩振纪工作笔记》）

    为了确实搞清情况，韩振纪分批组织人员深入到基层单位，要求“车管部机关干部到下边以后，多听群众的意见，莫指手画脚。”对下去以后的调查效果，韩振纪追问得很紧，技术力量有多少，能力到什么程度，缺少什么，哪些问题解决起来有困难，包括设备的详细家底，他都要亲自准确了解，不能有任何含糊。

    韩振纪在车管部机关干部会上发言指出（摘要）：

    官僚主义是形成浪费的主要根源，作为人民解放军主管机关的干部，尤其要对国家、对部队负责，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克服官僚主义，改善工作。

    患得患失，职责不清；发生一点事情就上下、互相推诿；办事情拖拉，发现问题不去立即解决；都是典型的官僚主义问题。人民军队厌恶这些毛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责任，如此就无法完成任务，必须严以纠正。

    韩振纪领导车管部努力工作、开创局面，其严谨而实干的工作作风，给总后车管部的老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少人说：“韩部长领导我们，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狠抓落实。”

    韩振纪对自身的修养要求很高，《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就是在那一时期写的：

    1945年，我由华中带干部去东北，曾任东北军区军工部长兼政委，后改担任副部长，直至现任车管部长职务，多是新建单位，这一时期情况，是独立负责，对全面领导、考虑问题方面有所提高，尚能掌握原则与保持俭朴作风，但政治领导不强，工作能力有限，各方面多感不够。

    韩振纪部长带头自我批评，给领导干部树立了良好榜样。

    在车管部机关里，韩振纪注意发挥年轻人的作用，鼓励年轻、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到第一线去，一方面了解情况、督促工作，另一方面也不断学习提高。韩振纪对表现突出的年轻人给予重用，该提拔的就提拔。当时，车管部的正副处长多是红军和抗战初期的老同志，韩振纪当部长以后，重才重德，破格提拔了一些抗日战争中后期入伍的干部。他说：“现在，车管部有红军资格的部长、副部长，以后也要有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部长、副部长，谁能搞好工作就让谁干！”

    韩振纪是高级军事指挥员出身，性格耿直，在下边干部的心目，他又是一位知识分子，有文化修养。对待部下，他的要求十分严格，坦率、不客气，但是讲道理、不骂人。

    一次，有位副处长呈送统计材料，韩振纪仔细看了一下，他少报了本月事故情况，于是又随便问了他几个数字，他竟然一个也回答不上来。韩振纪严肃地批评他说：“你到底是哪一路的处长？”韩振纪在会上点他的名：“某人对自己工作范围内的该知不知，还少报告事故，我们进城才几年，就有人报喜不报忧，无所事事，谁能容忍？”韩振纪部长的一番话，让全车管部同志的内心都感到震动。后来，这位副处长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严重，主动作了深刻检查，再也没犯此类错误，也没有受到处分。韩振纪就是这样，对待部属一贯采取爱护的态度，严厉是严厉，部属犯些错误只要及时改正，能不处分就不处分，如果改正得好，照样重用。他常说：“人无完人，不可有点毛病就砍脑壳！”

    韩振纪执行军委和总后党委的指示向来不打折扣，可他对个别上级干部不切合实际的指示或者工作作风，却能提出不同意见，有时还很尖锐。

    1953年，车管部的几位同志到青海高原搞了半年调查，提出要给所有的汽车部队配备金属防滑链条的意见。这种防滑链对保障在高寒多雪地区行驶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韩振纪完全赞同。因为需要解决与相关部门协调的问题，他写了批语后送总后某领导处。

    过了一段时间，他见没动静，就派人去了解，结果发现这份文件仍放在这位领导秘书的办公桌上，根本没送上去。韩振纪很生气，他大步走进这位领导办公室，进门就说：“防滑链这事大不大？我看很大，解决了这个问题，部队要少损失多少辆车，少死多少人？现在我的报告让你的秘书扣住了！”这位领导把秘书找来一问，知道韩振纪说的事情果然存在，但心里仍然老大不愉快，于是到黄克诚部长那里去告状。黄克诚说：“老韩这个人对工作一向很认真，要是在打日本的时候，他就更不客气了！”

    对于下属单位反映的情况，韩振纪总是认真听取，能解决的就尽力解决，而且是急事先办。例如1953年冬，某军区车辆仓库被大雪压塌，100多辆全新的苏式嘎斯63和嘎斯51汽车被压在里面，由于采取措施及时，幸好受损不大。情况紧急反映上来后，由于所需款项暂无相关科目列支，有的处长感到为难。韩振纪二话不说，亲自出马，刻不容缓地找各主管部门联系，很快就批下专款，令该车辆仓库重修，及时解决了问题。

    由于韩振纪坚持原则、严以律己，下级对他服气，总后车管部的领导班子团结，相互配合得也好。到了老年，刘显宜与韩振纪两家住在同一个干休所，见面就聊上半天。过年时，韩振纪常主动到刘家拜年，刘家里做了泡菜，就送些给韩家。

    刘显宜将军常向下级提起学习韩部长的工作作风，其中他感受最深的就是韩振纪的带头作用。此后，张贤约将军接任总后方勤务部车管部长，以至兼任总后副部长并主管这部分业务后，也充分肯定了韩振纪以往的许多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