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领导新中国机器工业

    1.从机器工业筹备组到机器工业局

    1949年10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成立。这时的重工业部除煤、电、油之外都管辖，工作范围很宽。在政务院领导下，重工业部拟定重工业的方针、政策，起草、规划和审定年度全国生产计划，逐步统一领导全国各大区重工业的建设与生产。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兼任部长，副部长何长工、钟林、刘鼎。从1950年1月始，何长工曾代理一段重工业部部长的职务。1950年4月，李富春任重工业部部长。重工业部下设办公厅、计划司、经理司、人事司、会计司、检查室及若干专业局。

    韩振纪调到重工业部的时间，据《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中写的时间与孙玉鼎回忆的差不多，应在1950年6月。李富春对韩振纪说，周恩来总理讲最好要大学毕业，像你这种情况不好安排，韩振纪说干什么工作都行，服从组织安排。在这种情况下，韩振纪担任了重工业部党组成员，负责领导机器工业筹备组的工作。
1950年9月1日，机器工业筹备组改为机器工业局，韩振纪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党组成员、机器工业局局长，副局长为郭栋才。1950年9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48次政务会议通过了人民政府政务院工作人员补充任免名单，新华社发表了这一个消息。

    经过先后任命，重工业部的各主管局的领导干部还有：钢铁工业局局长刘彬、副局长陆达；化学工业局局长张珍、副局长李苏；有色工业局局长王逸群、副局长孙艳清；兵工总局局长刘鼎（兼）、副局长郑汉涛；航空工业局局长何长工（兼）、副局长段子俊；电信工业局副局长王士光（其间还有变化）。除了上述各专业局以外，重工业部还设有汽车工业筹备组（负责人郭力、孟少农、胡云芳）以及船舶工业筹备组（组长程望）、基建筹备组（负责人杨思九）。

    全国解放初期，在政务院各部委的司局长里面，相当于兵团、军、师级的干部都有。例如王弼，1923年参加革命，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地勤航空学校、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担任过苏联空军工程师和总检验师。他于1938年归国。先后参与创建延安航空工程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和军委航空局，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组建后，先后任空军副政治委员、副司令员，1951年调中央重工业部任航空工业局副局长，那时，李富春兼局长。王弼对我军空军和航空的初期建设贡献很大，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副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航空工业）教育局长，最后以第三机械工业部顾问离休。

    当时，重工业部的干部中，一部分从军队和地方中抽调，一部分是从东北工业部机器局、华东工业部和西南工业部转来，也有一部分是从地方或直属工厂选拔来的。

    重工业部几位部领导都是老资格。李富春、何长工不用说了；钟林，1925年入党，曾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是位有名的兵工专家；刘鼎，1924年入党，曾赴德国勤工俭学，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

    重工业部各业务主管局正副局长，不乏名牌大学毕业的。其中，郭栋才毕业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机械系，曾任东北大学工学院教授；刘彬毕业于湖南大学，曾任刘少奇秘书；陆达曾在东吴大学化学系、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学习，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钢铁冶金系，师从著名的杜勒教授；张珍，早年在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读书，参加革命前在辅仁大学任化学教员；李苏，南京金陵大学理科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生硕士学位；王逸群，上海大夏大学毕业；郑汉涛毕业于燕京大学工学院；段子俊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交通学院；王士光，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肄业；郭力毕业于哈尔滨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孟少农曾在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西南联大学习，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硕士学位；程望，同济大学肄业。

    有老同志说，韩振纪刚到重工业部时，曾与喝过洋墨水的某位领导同住一个院子，人家住上房，韩家住下房。这位同志对“行伍出身”的韩振纪颇有些看不起的意思，一举一动都是大干部模样。对于这种情况，工农出身的干部有意见，他们说韩振纪是甲种工业专科学校毕业的，而且搞过多年的军事工业，像这样的干部不行，那红军干部中没有多少能行的了。在工作上，韩振纪对这位同志还是很尊重的，既然是你领导我，我就服从指挥，决无二话。韩振纪在行动上给部队转业干部，特别是从东北来的干部起到了好的榜样作用。

    通过接触，这位同志逐渐了解到韩振纪这个“武夫”懂得可不少，有些地方甚至懂得比自己还多。后来，这位同志因为一件事挨整，韩振纪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惊讶，当时他已调回军队工作，本不便过问此事，但他还是去找了李富春问情况，李富春不主管这件事，只是对他说：“此事已经定下来了。”尽管如此，韩振纪仍然字迹工整地写出一份书面证明材料交给重工业部党组，请求据情复查。若干年后，中央组织部对这位同志的事情进行复查，撤销了以前的决定。

    2.筹建北京机器总厂和太原重型机器厂

    旧中国的工业先天不足，主要是为进口的机器进行维修和装配。国民党逃离时，大多数工厂的设备都遭到破坏，加之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困难很多。在这种情况下，陈云领导的中财委召开了一系列专业会议，以确定建国初期工业方面的主要任务。

    韩振纪到任后，注意通过调查研究，摸清情况，领导机器工业局制定了机器工业发展的规划。当时，全国工业管理各大区各搞各的，韩振纪按照中央和重工业部的要求，领导机器局首先抓华北直属企业的恢复性建设。以下举两例：

    1949年7月1日，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民间武器调查官配委员会所属各修械所、北平第一机器厂合并为华北机器制造公司，原第六修械所为北平机器总厂。北平机器总厂厂址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11号，共有职工1374名，设备113台。原第一修械所为其所属第一分厂；原第八修械所为第二分厂；原第三修械所为第三分厂。1950年6月1日，中央重工业部机器工业局将华北机器制造公司天津实验示范工厂并入北京机器总厂，在建国门外豫王坟建设大型机器厂。韩振纪到任后，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几次亲临现场，遇到问题同技术人员及工人们抓紧研究，并由他直接向上面请示。经过大家共同努力，该厂工程进度很快，于次年10月竣工，面积6000平方米。

    1950年7月，毛岸英主动提出下基层，到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总支部副书记，这件事情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由重工业部韩振纪具体办理的。韩振纪曾说过：“毛岸英同志在工厂的时间不长，就到朝鲜前线去了，他表现很好，给大家作了榜样！”

    1951年8月，北京机器总厂改名为北京机器厂，属中央重工业部机器工业局管理。北京机器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机器业重点技术改造厂之一，仿制成功18吨重人字齿轮铡齿机。

    1952年以后，北京机器厂主要生产机床，研制仿苏6H82万能铣床，产品精密化。1953年7月后，北京机器厂划分为北京第一机床厂和北京第二机床厂。

    第一次全国机器工业会议后，国家决定投资3.75亿公斤小米（折合人民币6075万元）建设机器厂。这个厂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个重型机器厂，规模在当时来说也是最大的。

    该厂筹备处初设北京，由中央重工业部机器工业管理局韩振纪领导。郑汉涛曾任中央重工业部重型机器厂筹备处主任，技术专家支秉渊及华北兵工局副局长徐长勋为筹备处副主任。郑汉涛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后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1962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支秉渊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科，他曾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的名义赴美国考察，解放前曾任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上海吴淞制造厂厂长。

    韩振纪和支秉渊等人到山西考察，选择厂址，经过上下反复研究，定在山西太原城外。当时，一些人对太原自然气候条件是否合适有所顾虑。韩振纪对他们进行了耐心说服，还想方设法聘请、动员40多位上海的知名专家、大学教授以及50多名工程师、技术员及一批技术工人，投入到重型机器厂的建设中。1950年9月，重型机器厂在上海完成初步设计，1950年10月4日正式破土动工。

    1951年11月5日，筹备处从北京迁到太原，改名为“太原重型机器厂筹备处”，主任由韩振纪亲自兼任，副主任支秉渊、胡光（原任北京机器厂厂长）、王大勋（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老兵工干部，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局长）。中共山西省委、太原市委派苏巨元、赵明等70余名同志参加筹备工作。以后，郭万夫为太原重型机器厂厂长，支秉渊为太原重型机器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3.组织建立机器生产新秩序

    1952年之前，属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韩振纪领导机器工业局迅速组织生产，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条件，同时为支援抗美援朝提供机械设备、配件、器材等。

    按照上级要求，韩振纪领导机器工业局在组织机器工业建立新的生产体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首先对人民政府接收官僚资本的机器企业进行民主改革，建立了一大批国营企业。如：东北机械四厂、六厂、七厂、十二厂、二十一厂、沈阳通用机械厂以及浙江铁工厂、广东机械厂、兰州人民机器厂、重庆二○七厂、上海人民铁工厂等。

    韩振纪配合地方党政机关，按照党的有关政策，组织对一批私营机器企业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封建把头，发动群众，确立广大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在进行民主改革的同时，韩振纪在上海抓重点，解决如何发挥企业管理者的作用问题，并要求整顿生产秩序，完善制度，迅速发展生产。

    韩振纪在对下级机构进行工作指导中，十分注意重视听取专家及技术人员的意见，充分发挥技术人员作用。他按照上级要求，领导机器工业局下属单位，学习借鉴苏联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验，推广苏联高速切削方法，引进苏联技术标准，企业生产效率有了大的提高。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韩振纪时刻关注战争态势，积极向重工业部主要领导提出相应的生产建议。在他的领导下，机器工业局在人力调配、重要物资原料供应等方面，都圆满完成了适应作战需要的任务。

    1951年1月，全国劳动模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机器局系统的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由沈阳第五机器厂部分迁来）马恒昌小组，向全国提出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倡议。韩振纪对这项倡议非常支持，他领导的机器工业局积极推广，很快得到广泛响应。这项活动的开展，对于提高全国机器工业劳动者热情、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4.参与领导新中国汽车工业

    1949年10月，中央重工业部成立时，由机器工业局筹备组负责领导汽车工业的筹备工作。1950年3月27日，重工业部成立汽车工业筹备组，最初不足30人，办公地点在北京灯市西口。1950年秋，办公地点迁至鼓楼东扁担厂乙一号。汽车工业筹备组工作人员增加到198人，其中技术干部113人，下设计划、经营、训练等科室，还直辖天津汽车制配厂。

    当时，中国汽车工业处于研究、初创阶段，在陈云、李富春领导下，许多人都曾经参与做了大量工作。重工业部机器局局长韩振纪也是建国初我国汽车工业的参与领导者之一。重工业部机器工业局是政府职能部门，起枢纽和保障作用，主要负责就有关工作协调国务院各部门、地方，以及对苏联政府方面的联系。汽车工业筹备组在业务上有其一定的独立性，但还不是政府职能部门，其作用在当时属于技术性的。

    在这项工作中，韩振纪领导机器工业局配合汽车工业筹备组抓调查研究，派人了解我国国内汽车工业的现有基础和条件，并进行综合分析上报。韩振纪支持筹备组办训练班，为今后的汽车生产培养技术与管理干部。

    本书提供一张韩振纪家存照片，上边写有：中央重工业部机器工业局、中央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中国机器制造业工会筹备委员会联合欢宴全国机器制造业参加国庆观礼劳模代表纪念。合影注写时间为1951年10月3日。照片中人物，除韩振纪以外，还有汽车工业筹备组的郭力、孟少农等机关领导干部，以及劳模代表有20多位。照片上题写“全国机器制造业”几个字，在上述3个单位中，机器工业局是牵头的，当时的机器工业局比后来的部内司局管辖范围大多了，它所管理的系统可以组团参加国庆观礼。

    1950年12月初，按照中苏两国相关协议，重工业部苏联专家组到长春考察筹建汽车工厂的厂址。

    1951年1月18日，陈云同志召开会议，听取重工业部关于汽车厂厂址等问题的汇报。机器工业局和汽车工业筹备组都有负责人参加。韩振纪参加了汇报材料的审查工作，并主持落实陈云指示的会议讨论。1951年3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批准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兴建，生产苏联吉斯150型4吨载货汽车，计划年产3万辆。1952年7月，重工业部派孟少农、陈祖涛等人赴苏联莫斯科，办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设计、订货以及派遣实习人员等事宜。在此前后，天津汽车制配厂生产出第一辆吉普车。北京第六汽车制配厂生产出军用摩托车，中央军委将之命名为“井冈山”牌。

    据《中国航空工业六十年大事记》：1951年8月14日，何长工主持召开重工业部党组会，钟林、赖际发（办公厅主任）、韩振纪、王弼、段子俊、韩涛、王文（经理司司长）、崔中（办公厅副主任）等参加。会议一致同意在三至五年内试制成功雅克-18（即初教5）和米格飞机，使航空工业从修理走向制造。

    5.编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机器工业部分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决定编制新中国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一五”计划中，由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项目是重中之重。在李富春领导下，重工业部机器局负责组织起草“一五”计划中有关机器工业部分，这实际上就是“一五”机器工业发展规划。当时，我国家的机器工业刚刚起步不久，为了尽快逐步使中国机器工业健康发展起来，制定好“一五”发展规划是件很大的事情。

    韩振纪主抓这项工作，从机器工业局技术室等部门抽调了几位有经验、专业水平较高的同志执笔，并且特地安排了一处较为僻静的办公地点，排除各种干扰因素，集中精力撰写编制草稿。

    在平时大量调查研究，积累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韩振纪让技术室准备了大量有关我国机器工业各门类的工厂名册、生产规模、人员状况，包括动力、技术设备、工具数据等方面的资料，同时找来不少苏联的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反复草拟和修改。在拟稿和修订的过程中，韩振纪亲自参加，经常加班加点进行讨论。他参加李富春召集的会议，仔细评估，反复研究，修改多次之后才正式报部和国家计委。直到1952年夏天，这个中国机器工业“一五”发展规划才全部编完，而且得到中央认可，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1953～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6.第二次全国机器工业会议

    1952年5月，中央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再次召开全国机器工业会议，讨论如何提高机器生产数量和质量，迎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若干问题。会后，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又分别召开机器制造工业等3个专业会议，研究发展方向和专业分工，并就组织调配技术人员、加强工厂设计力量、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推行苏联技术标准、加强企业管理、提高质量和增加生产品种等具体问题进行讨论研究，为执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了重要准备。
在全国机器工业会议及有关的专业会议上，韩振纪发言，列举大量事例和数据，反复说明提高机器工业生产能力的重要性，并依据中央的精神，把机器工业发展方向初步轮廓作了较清晰的说明。当时，一些同志对专业化分工是有不同意见的，韩振纪强调：“专业化分工十分有必要，以后随着生产发展、国力强大，还要细化。分工协作才是进步。”当时，韩振纪主张分工不分家，他曾表示，上层没有必要成立许多部门。一次，在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后，有些地方工厂的同志还有不同意见，大家连续讨论了7个小时，终于取得意见的一致。

    当天晚上，韩振纪感到头晕，有人劝他休息，他没当一回事，说：“有什么了不起？忙完再说！”实际上，他已经患上高血压病了，直到若干年以后，才检查出来。在他的心目中，经济工业工作和生产也像战争时期一样，必须集中全部精力去完成任务。

    进城后，韩振纪仍然保持了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作风。那时实行供给制，家里使用的家具都是公家配给的。韩振纪搬了几次家，从不像有人那样专门把值钱的好家具带走，把家里的陈设搞得跟封建官绅似的。他觉得一切是公家的，个人不应占有。

    新中国建立不久，旧社会的一些残存势力对我们党政部门的干部进行侵蚀，机器局总务科长乔凤九就被坏分子拉下水。有个开诊所的大夫利用与乔凤九来往的机会，给他扎吗啡，使他中毒成瘾。为了买毒品，乔凤九在这个大夫胁迫下，让公家用高价钱收买此人介绍的坏房子，共同提取非法高额佣金。事情败露后，乔凤九和这个大夫都被依法严肃处理。韩振纪经常用这个例子告诫干部及家属，他说：“国家建立起来了，但没有硝烟的战斗依然有，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时刻提高警惕，严以律己。”

    重工业部是后来我国大部分工业主管部委和央企的母体。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黄敬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重工业部所辖的机器工业局、船舶工业局、航空工业局工作划归第一机械工业部，兵工总局划归第二机械工业部。原重工业部的汽车工业筹备组划归一机部，1953年1月，改为汽车工业管理局，张逢时为局长，江泽民为(四川江津人)为副局长。

    一机部主管全国民用机械工业，设有8个专业管理局。其中第一机器工业管理局是重工业部机器局的班底，仍由韩振纪任局长、郭栋才为副局长。韩振纪在一机部工作的时间很短，不久即被军委专令调回军队工作了。

    孙玉鼎老人回忆：

    1952年组建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时候，他（注：韩振纪）是一局局长。那时分8个局。一局是华北这个局，东北工业局分过来是二、三局，华东工业局分到四局，五局空着，六局就是你（注：作者）说的汽车筹备组，东北电工局分过来是七、八局。那几个局非常清楚，二局管机床，三局管重型。四局管动力，六局管汽车，七局管电气，只有一局，分管通用机械。水泵、通风机、石油化工这些所谓通用，其他局不管的他全管，也可能是大杂烩。在组建过程中，一机部3个部长，黄敬是天津市长调来的，段君毅是西南经委副主任兼工业部长调来当第一副部长。华东工业部的部长汪道涵调来当第二副部长。大区工业部的副部长来到这儿都是当局长的。当时成立一机部的时候，司局长干部真正名牌大学生很少，懂业务的不多。一局副局长郭栋才，是留日的；聂春荣也是一个，河北工学院的；当时二局局长刘淇生，中央组织部的；三局局长钱敏是华东工业部的副部长；四局局长也是华东工业部副部长调来的。

    组建成立各局的时候，我就来北京了。一机部是10月份成立的，我是12月来的。12月3、4日开会，研究各专业局分工、分厂。段君毅叫韩讲，韩就不讲。韩说：“这个事我怎么讲，这是部里的事。”最后计划司讲的。从那个会上，给我一种感觉，果然，没有几天他就走了。隔了一段时间后，一局局长为邓存伦，原是西南机器局局长。后来，我就不和韩振纪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