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东北军区军工部三年半来军工发展总结》中讲道：

    初到化学厂，由于沈阳独占东北的想法影响到这两位同志，故前一时期准备恢复，思想上不打算搬出，韩(注：振纪)部长亲自督促开始搬，处理物资、棉花、油盐等，并动员工人和技术人员。

    为此，韩振纪特调周明到辽阳协助搬运工作。果然，从辽阳转撤不久，该地即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原先不愿搬的同志头上冒了汗，都说幸亏韩部长抓得紧，否则人财两空！

    （5）在本溪，韩振纪与辽宁军区商定，由叶林、周继佶、孙景芳负责搬运出本溪炼钢厂压延机1台及小型设备60余部，这些机器设备暂放在通化田师付（地名）。在搬运过程中，叶林还动员一些技术人员参加工作。叶林，上海同济大学肄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家经委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长。

    1945年12月中旬以后，军工部各部陆续转移到通化，先到通化的是从沈阳来的王逢原这一部分，他们在二道江接收了伪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修理工厂，收拢一些日本技术工人。孙玉鼎回忆：

    1946年元旦，我到了军工部驻地本溪。这个时间差不了的。当时，韩振纪他们都在本溪，我没见到。元旦不久，我和孙德山被分配到田师付矿区。这个地方有到沈阳的铁路，随即成为转运站。开始，田师付这个点就只有孙德山和我两个人。春节后，国民党要往本溪走了，本溪开始紧张了。这时，转运站一下子来了很多人。那时，军工部叶林，专门从本溪到田师付，和我谈了一夜，要我坚决跟着革命走。春节后约3、4月份，我由田师付绕经怀仁，到通化。和我一块走的时候还有一个同学。这时，军工部办公地点驻在通化二道江矿务局的一个大楼里，这是日本人留下的宿舍楼。那时我接触人很少，韩是军工部部长，一看见我就认识了。

    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遂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军事工业部。韩振纪仍任部长兼政治委员，王逢原仍任副部长。这时，谭政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在他领导下，韩振纪、王逢原进一步组织健全了军工部领导机构：崔振东为秘书长；高长久为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下设组织股、教育股。根据战争环境特点，军工部从管理和生产出发，设立了：工程处，韩文为处长，下设检验科、设计科、工程科；材料处，李景田为处长，下设：采办科、收发科、保管科、运输科；建设处，姚普代理处长；总务处，伍子玉为处长，下设秘书科、管理科、会计科、总务科。

    在通化一带，韩振纪领导军工部又将日伪留在此地的机器设备、物资器材、武器弹药等搜集起来。这时，在通化的员工有六七百人，设备四五百台。大家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和技术力量，迅速建起了几个厂：兵工厂，生产子弹、手榴弹、掷弹筒，修理枪械，厂长陈亚藩、政委马树良；化学厂，生产炸药，厂长周明，政委叶修青、副厂长李延林；炼钢厂，厂长苏维民、政委任克；发电所，所长左藤，监委赵迪。此外，一些先期到通化的军工部干部还接收了电业公司（经理陈鸿勋）、矿务局（局长马文）、林务局（局长崔振东）等单位。上述有些单位与军工生产无关，韩振纪到达后作出决定，陆续将这些单位转交给地方政府管理。

    在这一段时间，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参谋长肖劲光与韩振纪之间的联系比较多。办厂需要大笔的经费，有关这方面的计划，肖劲光尽可能地支持。韩振纪说我这里人手不够，忙不过来，随即，肖劲光给军工部调配了不少骨干充实队伍。

    孙玉鼎老人回忆：

    我记得最清楚一件事，大约是在1946年3、4月，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肖劲光专门来到通化看军工部。他是坐汽车来的，后来才知道是参谋长肖劲光。

    肖劲光专程抵通化视察军工生产，与韩振纪详细分析了通化地区的有利条件，研究恢复生产的办法。两人谈得很投机。当时的战争形势复杂多变，通化地区的政权还不巩固，他们都认为，无论多么困难，在战争间隙中都要利用一切条件，抓紧开展兵工建设，多生产部队急需的弹药。

    军工部陆续转移至通化附近后，韩振纪立即抓紧组织生产掷弹筒20余具，子弹30余万发。四平战役开始后，军工部生产手榴弹12万颗，其中在通化生产8万多颗，后又由通化转移至辑安，在此建厂生产4万颗，同时又生产迫击炮弹。

    刘正栋，是从延安到东北军工部的，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八机部党组成员。他于2007年有篇访谈录（《兵器知识》第11期），重点讲过这一段的情况：

    奉军工部的命令，我接任二道江兵工厂（注：通化）副厂长，那个兵工厂主要生产木柄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到1946年12月，我们共生产手榴弹75000颗，复装八二迫击炮2000多发。

    在复装八二迫击炮时，由于没有合适的引信，我们研究把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八八式野山炮弹引信装在八二迫击炮弹上。但由于野炮、山炮、加农炮都是线膛炮，炮弹不旋转，这样击针不触发，我和同志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和精力才改造完成，从而为迫击炮的生产解决了关键的难题。

    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接管沈阳防务，不久，东北地区的我党政首脑机关陆续迁出本溪，抵达抚顺，后又撤往梅河口。梅河口地处通化以北。当时，又有一批干部先后被派到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工作，他们都是在梅河口办手续，然后到驻在通化的军工部报到。辽西省委从法库撤到了郑家屯以后，应韩振纪的要求，陶铸很快调给他一些干部。

    2.再从通化向吉东转移

    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在通化召开几次会议，讨论四平第一次保卫战和攻打长春的决策，同时也研究了军工基地建设问题。当时，敌人占领抚顺，威胁通化，因吉东一带处于东满深远后方，又有日伪时期的兵工基础，东北局决定军工部从通化向吉东地区转移，同时部署突击生产军火，供应四平保卫战使用。

    1946年4月7日，韩振纪奉命再次组织各厂由通化向吉东迁移行动。当时，东满划分为4块，即吉林（一度称吉黑）、吉东、通化、辽北，其中吉东包括延吉地区。

    王逢原先行一步，带领孙景芳、莫文祥、苏文、杨岳、刘金德等7人，用铁路列车装载机器、粮食和物资从通化出发，路经梅河口至西东安，陆续撤到了吉东。这批物资和设备共180余车皮。他们经过西东安的时候，肖劲光副司令员将原日本航空修理大队，还有一批日本、朝鲜技术工人300余人，交给军工部一起带到吉东，这批人是以后在吉东生产的主力。

    韩振纪在当地铁路部门及有关机构协助下，又把通化余下的部分工厂和设备，包括从长春刚刚收集来的32台冲床，装上火车。紧接着，王逢原返回通化，设法购买了一列车粮食。两人会合后，一起将上述物资转移运到吉东。

    经上级批准，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与军工部在延吉合署设立办事处，由王逢原兼主任。在此，韩振纪、王逢原同中共吉东分省委书记兼吉东军区政委唐天际协商建厂事宜。

    位于吉林省东部长白山脉东麓的图们，东北紧邻珲春，与朝鲜仅一江之隔。经实地考察，韩振纪、王逢原决定在距图们5公里的延吉县合水坪机械厂旧址建枪厂；在延吉东盛涌原日军飞机修理厂里建子弹厂；在石岘造纸厂旧址建立化学厂。

    当地一个工厂尚有一些亚硫酸制造设备，起先，韩振纪计划在此办个“三酸”厂，生产工业硝酸、硫酸、盐酸。他亲自做筹建前的调研工作，发现化学原料可以找到一些，但是跑了不少地方仍然搜集不齐设备，相关技术人员也没有。韩振纪很想办这个厂，但条件不允许，只好暂停实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延吉各厂就现有条件开始安装、生产。

    1946年4月下旬，东北局从梅河口向长春转移。28日，苏军撤离哈尔滨，我北满分局及北满军区进入哈尔滨。5月初，我军主动撤出本溪。5月3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彭真，要求东北民主联军须作长期打算，后方必须保证新兵与弹药之充分接济，必须迅速建立兵工厂，自制弹药、地雷及必要枪械。

    5月14日，王逢原去长春汇报工作，回来后传达东北局的指示，据此，韩振纪决定把东盛涌的子弹厂和合水坪的枪厂迅速建设起来，并重点支持给子弹厂较优良的机器30余部。

    5月21日，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由长春迁往哈尔滨。22日，国民党军占领长春，相继攻占四平、海龙(梅河口)、九台、永吉等19个重要城镇，28日，国民党军占领吉林，控制了松花江以南广大地区。东北民主联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撤至松花江以北。

    在战争形势越来越复杂、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韩振纪、王逢原领导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在吉东经过一个月多的奋斗，修理厂房及40余部机器，初步建成了子弹厂，并及时生产，复装子弹10余万发。与此同时，手榴弹厂也作好了开始生产的各项准备工作。

    子弹厂厂址原是延吉郊外东盛涌日军飞机场里一个被废弃的枪弹制造所，抗战结束后，这个厂遭到毁坏，机器被人偷盗，所剩无几。孙景芳、范明谦先后任该厂厂长，莫文祥任政治委员。他们领导干部、职工，在废墟上建厂，修复、改装子弹。由于机器少，军工战士们就用双手做子弹，不少同志的手都磨烂了，经过艰苦努力，为支援人民军队的革命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

    3.又从吉东向珲春转移

    1946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第一政委。此时，国民党军步步逼近，对吉东构成威胁，军工厂不能正常生产，韩振纪向东总首长提出，向珲春一带进行再次转移。

    6月24日，肖劲光向韩振纪转达东总的指示，同意军工部转移，手榴弹厂暂留图们附近的石岘地区，其余工厂全部转移到珲春组建军工生产基地，月末全部迁完。东总政治部副主任周桓、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余再励人等到延吉协助工作。周桓在长征中是韩振纪的老战友，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余再励原姓陈，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新四军老同志，后改名陈再励，新中国成立后任广西省副省长，曾被错划为右派。这两位同志与韩振纪、王逢原一起研究工厂再次迁移的具体问题，很快即拟订了行动方案。

    珲春小城，位于中、朝、苏三国交界的山间盆地。图们江和珲春河在此汇合，与朝鲜仅一江之隔。这里隐蔽条件好，距苏联边境15公里，距朝鲜仅5公里，资源、动力都不错，交通方面还有公路和铁路，就当时战争环境来说，在此地建立东北的军工基地最为适宜。孙玉鼎老人回忆：

    事实证明，当初选择珲春是有前瞻性的。到1946年底至1947年初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就看出来了，正是紧张的时候。当时，吉林军区是前沿军区，珲春就成为很好的后方了，这很难得。为什么选珲春这个地方？我这么想，很有可能东北准备打游击了。这个地方是三角地带，从中国境内过珲春，隔一座大山，是很难走的。日本人到珲春是从图们过江，在图们江南岸修铁路到珲春过桥。我估计，把临江、长白山这一段保住了，那边正打得热闹，这样吉林、敦化这些地方都属于边缘地区了。珲春这地方是比较牢靠的。如果打游击，珲春确是个好地方。珲春这地方还有特点，出煤，那里自己有个火电厂，有自己发电的能力，有动力，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条件。

    从1946年6月24日起，韩振纪、王逢原指挥军工部，把吉东等地约300节车皮的机器设备和100节车皮的物资、弹药，先后撤运到朝鲜境内甫阳，然后又分为3路，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辗转，经训戎铁路运抵珲春。

    刘正栋回忆了军工部在这一次往朝鲜境内转移的详细经过：

    国民党步步紧逼，我们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把工厂设备装上火车，由我驾驶迁往朝鲜。当时，苏联红军还没有撤出朝鲜，重要口岸都由他们把守。那次在朝鲜的东部的一个车站，因为火车要运行，必须有站长发的证件——一个叫“通行圈”的铜牌。政委马树良前去交涉，好久也没回来，我着急了，就拉了下汽笛催促他，可看守火车的苏联士兵以为我要开车走，抬手就一梭子，其中一发子弹离驾驶室才一尺多远，差一点就打中我了。后来车开到另一个大车站，苏联士兵楞把我们的煤车挂到他们的车上，我怎么抗议也不管用。不过，有时这帮子苏联士兵也好对付。有一次过一个道口，守卫的苏联士兵说什么也不让过。我一看又是这种情况，暗道一句只好如此了，于是拿了两瓶烧酒，几根香肠，送了过去。结果，他们马上就“友好”地放行了。就这样我拉着一车军用物资在朝鲜转了一大圈，在1946年底回到了吉林珲春。

    军工部在向珲春转移的过程中，沿途又招收了一批工人、技术人员，其中还有日本技术人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帮助他们解决了运输的困难，解决了军工生产的部分炸药和“三酸”、有色金属和铸铁等物资。

    当工厂向珲春转移时，国民党军队进犯，阻断交通，韩振纪一度被隔在通化过不来。在极其危险的环境里，他指挥若定，指示在辑安设1个总厂(辖3个分厂)，由马树良负责。该总厂有机器68部，生产八一迫击炮弹和手榴弹。韩振纪还指示：凡通化未运吉东的东西皆运到辑安，由辑安再经朝鲜运图们。孙玉鼎老人回忆：

    我在通化呆了一个月，5、6月份左右，我就被派到鸭绿江边辑安，这里靠朝鲜，还有一座桥，过去就到朝鲜。辑安有一个做手榴弹的兵工厂，政委是马树良。我在辑安待了十几天。当时，炸药不少，但没有自己做的，都是搜集日本留下的，不知道装手榴弹行不行，所以要试验。天气冷，试验时我也注意了，是手指套着环儿甩出去的，还是被炸药炸伤，炸得不算重。这是我到这个厂十几天后发生的事情，我在县里伤兵医院住院治疗个把月。

    韩振纪部长布置妥善后，即带大批干部由陆上经长白、安图，于1946年8月中旬到达珲春。孙玉鼎老人回忆：

    1946年8、9月份。军工部派铁冲，他的任务就是带上我，两人一起从通化押一列火车的装备，经过辑安、朝鲜到珲春。到辑安的时候已是秋末。我们到珲春时，军工部已经进不去了。铁冲，后来在长春柴油机厂当厂长（注：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二机部任司长）。韩振纪是从通化，经过长白山底下的抚松，坐汽车到达珲春的。

    韩振纪在组织大家搬运过程中，汲取以前的经验教训，指定谁的机器谁负责，所以从延吉到珲春，装车较快，而且没有什么损坏。

    战争环境中，军工部与东总后勤部有数月时间断了联系，粮食、经费供应也没有，韩振纪、王逢原等想了许多办法节省开支，还把部分细粮、豆子和小米卖到粮价较高的吉东一带，换成部分现款发放工人工资，以渡过难关。到8月底，军工部粮款尚存，没有出现“断炊”的局面。

    工厂转移到珲春时，还承担为东总保管军械的任务，兵站部一运就是上百车皮，工厂周围都是弹药堆，这些也要军工部的干部、工人来搬。军工部搬自己的设备已经累得够呛，再完成这样的任务真是严峻的考验，但大家还是拼命工作，1949年5月《东北军区军工部三年半来军工发展总结》中称之为“完成了这个伟大的任务”。
韩振纪部长亲自抓安全、保卫工作，由于实在没有可靠的地方储存这些弹药，他就从管理入手，防火、防盗、防破坏，处处操心，好在没有发生事故，也没有造成任何损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军在敦刻尔克进行代号为“发电机计划”大规模军事撤退行动，撤出了大量部队，可是把驻法国远征军的重型装备都丢弃了。抗战期间，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完成紧急战时运输，被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转移，他们有资金，还收取一些费用。从1945年11月底开始，在战争被动、异常严峻的形势下，韩振纪、王逢原领导的东北军工，从6个方向开始进行极为艰巨的大转移，经通化、吉东，于1946年8月大部到达珲春，9月各项工作就绪，历经十个月时间。他们总共没有多少人，难以筹措资金，没有齐全的运输工具，由于与刚建立的地方政府联系不上，甚至连御寒衣物、粮食和医药也都十分困难。这时，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周围还有不少特务和土匪武装严重威胁军工部人员和物资安全。在撤离过程中，大家极度疲劳。韩振纪、王逢原带领军工部搬运出大批机器设备，边搬运、边建厂、边生产武器弹药提供给作战部队，整个过程紧张有序，这样大规模的军工大转移，在中外战争史中鲜见，其任务的艰巨性应当说是史无前例的。韩振纪、王逢原与战友们为东北人民军工的早期创建，立下卓越功勋。

    三、创建四大军工基地

    1.健全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总部机构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势力一直未到达珲春地区。那时，中共吉林省委在延边地区设立地委机关，领导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四县，领导同志有孔原、宋一平、白栋材、雍文涛。延边地区还设有行政专员公署。东北民主联军在延边地区有若干单位。军工部与地方党政机构有些联系。1949年《东北军区军工部三年半来军工发展总结》中记述：

    军工部在韩振纪部长到达珲春之前没有多少干部，韩部长带来一批，后来又陆续集中一批，暂留辑安的部分干部也到了珲春，经过调整，军工部的干部配备、机关组织系统才健全起来。

    孙玉鼎老人回忆：

    韩振纪对工业有兴趣，想搞工业。至于韩振纪带干部，我所接触的人新四军的似乎不多，特别是干部里面好像都不是新四军的。

    这一时期，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领导机关设在珲春，珲春遂成为东北军工的总部基地。孙玉鼎老人回忆：
珲春有一座座小楼，那是日本人留下的电工局的宿舍，就成为军工部办公处。

    据1949年《东北军区军工部三年半来军工发展总结》中介绍，这时，东北军工部领导成员为：部长韩振纪，副部长王逢原、郝希英、程明升；政治部主任高长久。孙玉鼎回忆：

    当时，在珲春也没见过郝希英、程明升这两个人，没有在珲春东北军工部本部工作。

    这时，程明升，郝希英两人均未到珲春本部。程明升，日本早稻田大学电机制造系毕业，曾在延安任电气修造厂厂长，1946年7月由热河电业局长调到东北军工部任副部长，主要在东安领导建设通信厂，1947年春调到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工矿处任副处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等职；郝希英，曾参与创建中央苏区的第一座兵工厂，抗战时期在延安兵工厂任厂长，到东北军工部后，主要在鸡西领导生产，1946年12月调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等职。

    孙玉鼎回忆：

    我到珲春时间是1946年秋，东北军工部总部办公地点在珲春，韩振纪部长，王逢原副部长都在珲春。政治部主任高长久，副主任是马树良。崔振东是秘书长。郇振中是组织部长，现任朝阳区平房航空部建设公司党委书记（郇振中，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负责人，在研制军用直升机及民用运输机的工作方面有突出贡献。）。行政处长伍子玉，吴德培是会计科长，后来在汽车局当基建处长。当时，珲春3个厂，1个机械厂，1个子弹厂，1个火药厂。子弹厂在我去以后不久搬到佳木斯去了。子弹厂政委是莫文祥，还有个厂长姓孙，得脑溢血死在珲春了。副政委叫薛全，后来我在沈阳见过这个人（新中国成立后任辽宁省经委主任。）。王逢原在珲春的时间很短，也就几个月，我去了看见他。就在子弹厂搬到佳木斯的同时，他离开珲春。我估计王逢原到北满去也是想另搞一摊子。抗日战争时期，各个根据地都是独立的。毛主席讲过“成立山头，消灭山头”。在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也是各个山头去的。以后，珲春只有韩振纪一位部长。后来，为什么子弹厂搬到佳木斯去了，因为总部到哈尔滨了。东北军工部机关4个处：工程处只有4个人，其中两个处长、两个科长。处长韩文、副处长徐纪纲。也没分什么科，科长有我一个，还有一个杨兆庆。伍惠民是以后的事。这一段工程处什么业务我不清楚，我的任务都是韩振纪直接安排的。例如试验迫击炮弹、到工厂去检查工作，向上边汇报什么的，韩振纪一般都带上我的。为什么董玉书说我与韩振纪熟呢？就是这个原因。那时还有两个处，如材料处。

    韩振纪领导的军工部一直是军事化管理，干部都实行供给制，多数工人也是供给制。到珲春以后，工厂逐渐稳定，韩振纪考虑到工厂生产的特殊性，向东总后勤部提出建议，主张搞收入改革。东总后勤部说：要发薪水，兵工厂不赚钱，他们无法开支。

    为此，韩振纪想了几个办法：东总肖劲光那里解决一部分，自己解决一部分，当地政府财政税收解决一部分，那时还有个东北银行（首任经理叶季壮）也支持了一下。

    有了这些条件，韩振纪就试验性地搞了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初步改革，在军工部所属各厂实行战时工薪标准，主要是按照东北行政委员会（1946年8月初成立）规定的110分制。为落实工资标准，韩振纪组织专人研究划分、统一了多数工人的工种名称和工资标准。韩振纪还按照上级要求，在军工部各厂成立工会，强化工人主人翁意识，开展思想自我教育和劳动竞赛等活动，起到了促进军工生产的重要作用。

    经过改革，军工部的干部们仍然是供给制，而技术人员和工人则改为享受薪金待遇。干部中大多是老同志，觉悟很高，在这方面都能理解。

    2.东北解放区最早的军工基础

    1946年9月，根据当时的环境和技术条件，韩振纪先后领导军工部在珲春地区建起了子弹厂、机器厂、迫击炮弹厂（又称装配厂）、手榴弹厂、翻砂厂和木工厂，机器设备共480余台，工人和技术人员共368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50人。珲春地区这6个厂是东北解放区最早的军工基础。

    军工部第三厂即子弹厂。韩振纪、王逢原组织人员把这个厂的设备由延吉东盛涌迁入珲春，共有子弹机14部、半成品弹头300万粒、空弹壳2000万发，还带上了20多个日本技术工人。到珲春后，该厂厂长孙景芳，政委莫文祥，副政委蒋泉，工务科长孙景芳(兼)，材料科长杜活如，总务科长任福昌。子弹厂设在珲春西北的关门嘴子矿山宿舍，以复装子弹为主，兼造雷管壳。初建时，全厂有机器40余台，130余人，到1946年底增加到290余人。珲春还有一位孙景斌，也是厂级的领导干部，他20世纪70年代还到韩振纪家中探望过。

    军工部第六厂即手榴弹厂，仍在石岘，未来珲春。厂长苏文，政委江涛，副厂长周明，总务科长李广才，材料科长李永成，工务科长郭英。该厂有机器40余台。韩振纪调来几个延安干部作为工厂骨干，又从当地招收一批工人和学徒，初建时40余人，到1946年底增加到260余人。初期，该厂条件十分困难，韩振纪指示派专人到驻地附近发动群众搞粮食，首先解决了吃饭问题，并指示苏文、江涛等同志着力整顿厂里的工作秩序，建立了一套生产、检验、统计和奖惩的规章制度。这样，手榴弹厂的生产很快步入正轨，第一个月就生产手榴弹3.5万颗。韩振纪到手榴弹厂检查工作，见到该厂生产的手榴弹柄很短，他问该厂领导：“这手榴弹怎么与日本人的一样？”厂领导回答说：“日本人留下的半成品，就用上了。”韩振纪说：“这玩意儿，我们部队不好使，今后还是搞长柄的！”该厂干部和职工在韩振纪的指导下，制造长柄手榴弹，经过努力改进，把原来每弹装55克炸药，改为装60克，提高了爆炸威力，并大批生产。为了纪念党的生日，军工部命名这种手榴弹叫“七一式”。

    军工部七厂即迫击炮弹厂，又叫装配厂，地址在北大营原日军医院。厂长赵引，政委叶修青，工务科长陈国梅、副科长郭炳培，雷管股长李文臣，炮弹股长赵森，副股长奕希然，包装股长雷守中。该厂有机器10余台，初建时50余人，到1946年底增加到130余人。

    军工第八厂，即机器厂，由延吉县合水坪迁入，设在珲春原煤矿仓库旧址，共有设备222台。该厂主要是生产八一、八二迫击炮弹，并制造炮用零备件以及检修、改造、制造短缺设备。以后，这个厂发展生产能力，可以造炮。厂长陈亚藩、（后周继佶），政委张修竹，副厂长周洪奎、刘更新、(后梁浩然)，副政委铁冲，材料科长韩有才，工务科长王化增，总务科长蒋季亭，一分厂厂长刘更新(兼)，二分厂厂长梁浩然(兼)，三分厂厂长周洪奎(兼)。该厂初建时150余人，建成后240余人，到1946年底增加到340余人。张修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农垦部副部长等职。

    翻砂厂(炼钢厂)设在珲春英安东站，设备14台，因缺电，电炉未安装。厂长苏维民，副厂长李延林，协理员石桥。该厂初建时，工人20余人，到1946年底增加到50余人。做枪炮用的钢材要求较高，但军工部炼钢厂的设备、技术水平都很低，厂房不配套，钢锭不能开坯，铸钢工艺分析受限、检验设施更为缺乏。韩振纪召集大家在一起研究炼钢工序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得到解决。经过充分讨论，军工部作出决定，既然自己生产不了特殊钢材，就先选择使用含碳量较低的厚壁钢，进行表面渗炭处理后制做迫击炮筒。

    木工厂，厂址在机械厂附近，主要制造木箱具，厂长王凤山，副厂长刘长乐。该厂有锯床2台，初建时工人仅10余人，到1946年底增加到40余人。

    技术人员严重缺乏，这在各厂都是大问题。军工部的干部中间只有少数人懂一点兵工方面的知识，对造枪、造炮弹大部分人是外行。迫击炮弹厂刚开始生产雷管就发生爆炸事故，死1人，重伤3人，轻伤5人。这件事把有些工人吓坏了，不敢来兵工厂工作。生产任务十分紧迫，韩振纪指示厂领导派人反复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好不容易才把他们说服，使生产初步稳定下来。机器厂全面开工则需要七八百名技术工人，人员缺口太大。韩振纪特地指示：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要发挥他们的作用，其中确有能力的，可以让他们担任生产部门的领导职务，生活上适当给予特殊照顾。这些技术工人有的是从鞍山、本溪、通化来的，有的是在当地招收的，参加工作以后都干得不错。

    在珲春基地的工人和技术员中间，有不少是从伪满工厂接收过来的，其中还有许多朝鲜人和日本人，这些人懂技术、有经验，为了完成军火生产任务，不依靠他们根本不行。韩振纪经过思考，决定从中挑选一些人放在重要的技术岗位上。例如有个朝鲜族人，原为伪满洲国图们兵工厂厂长，技术较全面，韩振纪让他担任了副厂长。手榴弹厂制造科科长和拉火精药股股长都是日本人，在该厂厂部技术员和精药组的装配工人之中也有不少日本人。这些人虽然各有专长，但思想状况不同，个别人很顽固。一些日本人嫌生活条件差，情绪低落，不好好工作，常常凑在一堆儿酝酿回国。这时，有些同志认为他们不可信任，主张不用，但韩振纪认为，只要他们不反革命、好好替我们工作就行。韩振纪亲自出面，在大会上严厉批评一些日本留用人员的错误思想倾向，同时下了命令，要求各级领导严加管束，防止发生不同形式的破坏活动，谁不服从管理就处理谁。韩振纪指示，在车间里建立严格的生产统计制度，表扬完成任务好的，严肃批评表现差的。日本人也怕被开除，他们知道韩振纪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抗日将领，于是服从领导，从此也就不闹事了，工作起来很认真。

    在严格管理的同时，韩振纪还特别指示，对日本技术人员人格尊重、技术重用、生活照顾，强调平等待人，不得歧视，大家同心协力搞好军工生产。他发现日本技工对伙食不习惯，于是他就召开军工部党委会，统一思想，决定改善日本技工们的伙食和住宿条件。当时，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军工部的干部们都吃高粱米、苞谷面，他指示要尽量让日本人多吃大米，还批准给日本人发工资。韩振纪以诚相待，调动了日本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人心趋于稳定。这些人渐渐地和我们的军工事业融在一起，作出了贡献。据资料统计，到1949年，东北军工部留用的日本人约2000名，在技术人员中，日本人就占50%以上。为满足他们的需要，军工部还特地办了日本人的子弟学校。

    经过一个月紧张的装机与试生产，子弹厂生产出第一批子弹，产量达到月生产3种型号的子弹近13万余发。韩振纪觉得这样还不行，就下指示再接再厉，迅速组织扩大生产，很快，子弹厂的生产能力就达到了每月40万余发。

    孙玉鼎老人回忆：

    当时战争紧张的情况下，东总还没忘记韩振纪过去是搞军事的，在珲春这段，任命他为军工部长兼这一地区的警备司令员，吉图警备司令员。那时，发生过这么一件事：苏联一架飞机，从旅顺飞到海参崴，结果看错地方了，以为珲春这个机场就是海参崴机场了，于是降落了，下来一看不对。这样，警备司令员韩振纪出面接待他们这几个飞行人员。第2天，从苏联又开过一架飞机，把他们接回去。两架飞机一起开走的。这件事就是他去处理的。时间大约是在1946年，几月份记不清了。

    韩振纪兼任东北民主联军吉图警备司令员，主管中朝边境防务及有关人员、物资通转事宜。

    1946年10月份，军工部的火药原料断供，上上下下都紧张起来。为了不停止生产，韩振纪部长派人去朝鲜阿吾地一带，购买生产急需的炸药和金属材料，例如铝、锌、棉、火药、硝酸、丙酮等物资，这样，军工生产才能够得以及时进行。

    孙景芳、莫文祥等一起同日本技工研究解决办法，两天两夜没休息。经过反复讨论，他们决定采用一号方形自制机器切碎装子弹，当时的条件差，在生产过程中有较大的危险性，子弹厂的同志们研究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并在火药运输、分配及装填环节设安全监督员，避免发生伤亡事故。

    韩振纪得知日军曾经在吉林搞过一些地下军火仓库，藏着不少弹药物资。他派人到吉林一带打听寻找，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果然掌握了一批军火。这时，在此地区活动的有我军一个师，他们想要这批物资，军工部派去的人说要统一分配。这个师的师长脾气大很有名，手下的干部想来硬抢，但这位师长说了，韩振纪是我的老首长，他也是硬脾气，可不能乱来。于是，这位师长致电韩振纪，表示希望支援给他们一部分物资。韩振纪回电说，军工部职责在此，除了火药，全部分配给你们。这位师长接电后高兴得不得了，很快就把武器和物资领走了。吉林的这批火药辗转运回延吉、珲春，真是缓解了燃眉之急。

    从1946年8月到12月，珲春军工厂复装子弹100余万发，八一、八二迫击炮弹2.5万余发，复装手榴弹16.8万余颗。

    在珲春地区，韩振纪领导的军工部和广大群众建立了深厚友谊，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总是要抽出时间到老百姓家里探访。朝鲜族同胞住在距军工部机关所在地很远的小山脚下，他们居住的房屋里收拾得十分整洁，所有人进屋都要脱鞋。他们都很好客，非常讲究礼节，对军工部的同志十分主动热情，在居住和饮食方面提供了许多帮助。

    珲春南边是珲春河，河水平时也就是齐腰深的样子，可一旦上游发起大水来可不得了，河里经常可以看见被冲下来木头、柴草、破烂家具，还有死人。珲春北边是以前日本军队废弃的兵营，兵营旁边是日本人搞的一个电业局，这里被我军接管以后，珲春办事处的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都住在电业局职员宿舍里。这里的房子不少，都是一种外墙用砖砌，里边抹了一层厚厚灰土的日式平房屋子和小楼，大房间用木板一隔，每栋四五间。日本人撤走时，连洗澡的木桶都留下了。

    孙玉鼎老人说：

    那时，从关里到东北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男的，韩振纪在新四军时候，听说有过一位夫人，关系很不好，后来离开了。到珲春以后，组织上在当地给他物色了一个人，就是董玉书，在珲春结婚的。当时只有她一个女同志，后来从遵化招了一批，韩文的老婆，伍子玉、吴德培的老婆都是这一批来的。韩振纪结婚之后，让董玉书吃大灶，并不因为是部长的夫人就特殊。韩振纪不太顾家，工作方面不跟她讲。伍子玉等几个人吃中灶，我是那里的特殊人物，吃中灶的。马树良是老红军，张嘴就骂人。韩振纪不能说脾气不好，个性比较强，但我没见他骂过人，反正我从来没怕过他，他也没骂过我。

    韩振纪要求干部严格。说透了，军工部的人五花八门，真正懂工业的人不多，干得乱七八糟事不少。所以说韩振纪发脾气可能有的。我讲一个例子：毛主席有个警卫员，东北解放以后到东北了，安排他当团长，说啥也不干，非当工人不可，结果被分配到军工部材料处当股长。这个人在第1办事处的时候，到哈尔滨去领钱，见到伍修权就说：“你看着办，我不知道是多少！”这人见伍修权也不在乎的。他从哈尔滨买回来硫酸，在客车上就这么放着，瓶子打碎了，把人家客车烧了，还叫车上赔，说打碎了你赔我的。就这样一个人物，能不惹事么？韩振纪不会直接管这个人，下边有处长。平时跟在韩振纪身边，跑最多的就是我。

    我和你们讲，我为什么能参加革命，开始接触的人都是大知识分子，第一个是韩振纪，是保定陆军讲武堂的；第二个是孙德山，是北京大学学农业的。后来又遇到比我高一年的同学，都是大知识分子。过去伪满时候，日本人把共产党骂得一塌糊涂，后来一接触，我就奇怪了，这么多大知识分子都是共产党，显然不是那么回事。人还是应当有些个性，什么事都随和也不见得行。韩振纪在业务上当然懂的，过去他学过的。这么说吧，咱们抗战时候是小米加步枪，到东北时候，大炮开始上来了。我们在珲春主要就是搞迫击炮、迫击炮弹。更近代化的武器说不上了。

    凡是与韩振纪一起共过事的老同志，都了解他是个生活作风严谨、处处注意影响的人，平时少交际。他革命资历老，文化程度较高，个人形象也不错，但几十年来，他的工作岗位变化频繁，战事倥偬，在个人生活方面很不顺利。

    军工部政治部主任马树良与爱人吴顺英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两人属于自由恋爱的夫妇。在珲春时，马树良夫妇俩有一个孩子，与韩振纪家前后邻居。1947年，韩振纪和董玉书结婚，是马树良出面代表组织撮合的，两人婚前没说过话，谈不上互相了解。董玉书祖籍河北，生于珲春，参加革命后毕业于东北军政大学吉东分校。当时，她很年轻、个性独立又很要强，韩振纪的个性更是刚直，因此，婚后矛盾渐多。1961年，她执意提出离婚。韩振纪与董玉书生有两子两女，离婚后这4个子女一直随韩振纪生活。董玉书现健在，由于她从东北军工部、总后车管部及驻苏联大使馆都曾与韩振纪在同一单位工作，因此对韩振纪的有关情况是了解的，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她提供了不少帮助。

    当时，军工部的生活十分艰苦，每天以高粱米、苞谷面为主，副食品极缺乏。为增加一点营养，韩振纪让大家在宿舍周围种上一些蔬菜，养上几栏猪，过一个礼拜，机关食堂可以给大家改善一次伙食。

    董玉书回忆：

    由于军工部只准每周改善一次伙食，机关食堂炊事员只好把剩下的猪肉放在房子后头的屋檐上吊起来，没几天就有些发臭。每当下一次吃猪肉炖粉条的时候，大家也都顾不得那些，特别是年轻的女同志，高高兴兴跑去，盛碗饭，夹起大肥肉就吃。有几个小战士见状在旁边喊：“命是自己的，饭是别人的，少吃点！”这样一来，她们下回再也不敢多吃了。

    当年的老同志回忆：在珲春的边缘地带有很多野生动物，鹿、狼、狍子、野鸡和野猪成群。因为当时的副食品紧缺，许多同志严重营养不良，在朝鲜族群众的指点下，韩振纪同意组织打猎队进山打野兽，打回来的大部分交给一线生产的技工改善伙食，还派人主动送给驻地朝鲜族群众一部分。

    3.苏军不允许军工部转移朝鲜境内

    1946年12月中旬，国民党军集结兵力，向临江解放区发动进攻，安东、通化等城市相继失守，我南满部队奋起反击，四保临江战役开始。

    年底，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电召韩振纪到哈尔滨汇报工作，总部首长林彪、罗荣桓及后勤部政治委员杨至成一同和他谈话。韩振纪获知：当时，我军暂时处于被动状态，敌人有“从安图或北经牡丹江切断或奔袭珲春”的动向，因此，总部决定将珲春的军工厂移至朝鲜境内，并确定由韩振纪赴朝鲜洽谈此事。

    韩振纪回来后，在图们召开各办事处、各厂负责人会议，传达东总的指示，布置落实任务，会议讨论决定由韩振纪组织准备全面转迁工作，由王逢原副部长先去朝鲜接洽。

    王逢原到了朝鲜，经过20多天谈判，朝鲜方面同意东北军工部珲春各厂迁移到咸镜北道阿吾地石油工厂厂址。随即，韩振纪组织装载第一列车设备前往阿吾地。

    满满的一列车机器设备到阿吾地以后，苏军驻该地的指挥官说，如没有苏联红军最高司令的命令则不准在朝鲜设厂，由于苏军的阻止，这一列车设备只得暂停在当地。无奈之下，韩振纪再派高长久去平壤，然后到朝鲜咸镜北道去找那里的主席金英殊交涉，谁知事情仍不顺利，金英殊说他们是同意中国同志去的，但也需通过苏军的允许。

    为难之时，王逢原副部长向韩振纪提出，要去哈尔滨向东总汇报，并主张不再向朝鲜转移。韩振纪同意王逢原去哈尔滨报告工作，并听取东总关于军工部下步行动的指示。

    1947年1月，珲春军事工业基地列为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第1办事处，当时军工部领导机关就在珲春，因此韩振纪部长兼任办事处主任、党委书记。

    孙玉鼎老人说：

    珲春基地应当说是最大的一个，也是最早的一个。子弹厂是从珲春搬出去的，很多南满的设备，运到北方去的，都是韩振纪领导军工部干的呀！我担任过两次转运站工作嘛！

    1947年2月初，王逢原到哈尔滨，向东总首长汇报了迁移的大致经过，以及苏军及朝鲜方面的态度，还提出如继续迁移，除苏军的问题之外，还存在有材料、运输及人员吃粮等方面的困难。听了王逢原的报告，东总经过讨论后，决定军工部不再向朝鲜迁移。王逢原立即将东总的最新决定通知韩振纪，韩振纪立即执行，去电通知珲春方面已搬过朝鲜的工厂设备全部搬回。

    刘正栋老人回忆：

    鉴于当时形势仍很严重，东北军工部决定将子弹厂、化学厂（生产炸药的）、炼钢厂再迁往朝鲜的阿吾地在那里组织生产，于是我又开上火车进入朝鲜，但朝鲜方面要我们连设备带人都留在那里，许进不许出，条件太苛刻了，而且驻朝的苏联红军也不同意我们在那里建厂，没办法，在那里转了一大圈，费时几十天我又把火车开回国内。

    4.以珲春为中心的军工战略布局

    这时，经东北局、东总批准，军工部决定：辑安的工厂全部经朝鲜搬回图们；已搬朝鲜的子弹厂、炼钢厂和化学厂不再回珲春，北迁至佳木斯、兴山(现黑龙江省鹤岗市)一带建厂；珲春地区留下机器厂、装药厂、木工厂及石岘手榴弹厂，即军工第六厂、第七厂、第八厂、第九厂。珲春基地确定以生产八一、八二迫击炮弹及手榴弹为主。

    1947年3月，为保证夏季攻势的胜利，韩振纪想方设法把军工部生产的武器弹药运出去，及时支援前线作战。当时，吉林省总兵站设在桦甸县横道子区，吉南专署、敦化、蛟河、舒兰、永吉、桦甸等县协作设有4条兵站线。韩振纪为了抢运武器弹药的事情，到延吉与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协商。周保中与韩振纪决定，由军工部和吉林军区后勤部共同组成一个联合工作组，驻在蛟河，负责指挥调运枪支弹药。同时，为了保证水路运输的安全和畅通，吉林军区还在桦树林子成立了江防司令部，负责指挥支前物资的水路运输等战时任务。

    1947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全面展开，在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军工部干部、职工坚持建设和生产。胜利的消息传到珲春，这时忽然刮起了大风，全体同志不顾寒冷跑到院子里，宣传队的女同志在腰上系上了红绸子，扭起了秧歌舞。小伙子们也都纷纷跑过去跟在女同志的后边舞了起来。珲春浸入一片欢乐之中。

    从1946年8月至1947年10月，珲春办事处辖4个兵工厂，机器设备250余台，工人1017人，职员与干部304人，自卫武装310人，共1631人，另有其他工人、家属817人。工人中，中、日、朝各占1/3。

    为满足生产需要，韩振纪又动员技术人员，自己制造了一部分专用机床，再加上别处送来的损坏机床加以修理后，珲春拥有机床、机器387台，另有变压器32台，电机184台，总数达603台。

    在这一时期，军工部领导的珲春第六厂生产手榴弹63.5万颗，第七厂生产八二迫击炮弹5万发、雷管28.7万个，第八厂生产迫击炮40门、八二迫击炮零件5.3万件。（《轻兵器》2012.2［下］第32页）

    5.兴山、佳木斯地区

    北满的黑龙江兴山（今鹤岗市）、佳木斯、伊春与苏联相邻，这里产煤，林木资源丰富，动力条件较好。

    1946年5月，东总后勤部移驻北满佳木斯，决定在此建设军工基地。当时，从延安来的老红军兵工周鉴祥负责接收了原合江军区后勤部的修械厂，建设手榴弹厂、翻砂厂。其中，手榴弹厂设在新街基日本人留下的医院和电影院残址内，厂长张庆森，副厂长刘元义。该厂职工350余人、机器50多台。不久，周鉴祥就调到东总后勤部去了。

    据1949年《东北军区军工部三年半来军工发展总结》，佳木斯地区“从7月到年底也只是建厂阶段，未生产什么东西。”1947年2月，王逢原副部长到兴山之后，与佳木斯两处合并为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兴山办事处，王逢原兼主任，主持该地区的工作。副主任为任忠浩，政治处主任徐之仁。兴山办事处设有5个科室，机构较健全。在建立办事处的过程中，合江省政府主席李延禄、副主席李范五等同志都给予大力支持。

    韩振纪与王逢原商议，决定原搬朝鲜的子弹厂迁至兴山。据上文孙玉鼎回忆，子弹厂是迁佳木斯，这也没错，当时，兴山、佳木斯就是一个地区。兴山矿务局让出一部分仓库用作为子弹厂车间，还腾出了“矫正院”的旧房子，供子弹厂的员工们住宿。该厂于1948年迁到被日军炸毁的日本兵营南大营。

    子弹厂厂长为范明谦，莫文祥仍任政委。孙景芳、蒋泉留珲春工作。为了完成东北局交下的任务，经一个月的准备，子弹厂于5月初开始复装子弹。这时，子弹厂的人数暂精简为160人。

    原佳木斯手榴弹厂的厂房，因遭受爆炸，全部毁坏，1946年11月迁移至距佳木斯180里的地方，后由于各方面不利的原因，也于1947年7月底移到兴山建厂，8月开始生产。

    翻砂厂先迁到佳木斯市内，后也移到了兴山。

    这一年，李富春同志到军工部检查工作，专门就炮弹的生产问题与韩振纪交谈了两三个小时。过后，韩振纪向军工部的同志们作传达时说：“富春同志指示：过去靠日本留下的炮弹，现在要自己来造。我们的基础有一些了，要充分利用，尽快把生产规模调整、搞大。”

    韩振纪与王逢原动员一部分力量，将通化炼钢厂的炼钢炉及其他设备，经朝鲜转移搬迁到兴山。这个炼钢厂设在老街基“洋灰洞”外、原矿务局机电总厂的一处破旧厂房。根据李富春的指示，韩振纪与王逢原领导军工部的同志们扩大军工生产，利用从通化带来的设备，在兴山建设了一座3吨电弧炉，两座2吨电弧炉，1947年6月就炼出第一炉钢。1948年年底东北全境解放后，该厂又迁往沈阳与“五?一”兵工厂合并。

    这样，佳木斯、兴山地区的所有工厂都集中于兴山市：第一厂为手榴弹厂，第二厂为翻砂厂，第三厂为子弹厂，第四厂为炼钢厂。兴山也成为东北军工部的生产基地之一，确定以生产子弹、手榴弹和炼钢为主。

    1946年8月至1947年10月，兴山基地共有人员1400余人（含办事处机关），机器设备共236台。一厂生产手榴弹11.2226万颗；二厂生产引信14.6万个、弹壳57.7546万个；三厂生产成品子弹191.7970万发、子弹头369.9608万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