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军改编时都“降了级”

    关于红军改编，据《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中的若干电文，从1937年“七•七事变”，国共两党即开始进行谈判，原拟8月15日改编完毕，20日出动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北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任正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中共拒绝蒋介石提出由复兴社头子康泽任副主任的要求，决由邓小平任副主任。9月11日，国民党南京军委申电，14日，朱、彭通令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司令。

    南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其过程长一些，几经谈判，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军长。11月初，叶挺、项英到延安。直到1938年初，其编制、人员才定下来。

    红1军团、红15军团和红74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第115师辖两个旅及师直独立团、骑兵营、炮兵营、辎重营、教导大队，定员为1.5万人。其中：红1军团大部编为第343旅；以红15军团为基础改编为第344旅。

    当时，八路军的军团改编为旅，师改编为团，干部职务都是降下来使用的，如红军高级将领宋时轮、李天佑、杨得志、陈锡联、黄永胜、贺炳炎、杨勇、廖汉生、王尚荣等都担任八路军各旅属的正副团长。

    徐海东任344旅旅长，副旅长黄克诚暂留八路军政治部任组织部长。陈漫远原是从红1军团调到红15军团任73师政委的，此时，原15军团参谋长陈奇涵调到总参工作，中央遂任命陈漫远任344旅参谋长。344旅辖两个团：原红15军团73师改编为第687团，75师改编为688团，78师分别编入上述两个团。全旅5000余人。

    687团由张绍东（原73师师长）、韩振纪（原“抗大”第1大队大队长）任正副团长，参谋长兰国清（原73师参谋长），政训处主任崔田民（原78师政治委员）、副主任谭甫仁（原78师政治部主任）；688团由陈锦秀（原75师师长）、田守尧（曾任78师师长）、韩先楚(原78师师长)任正副团长，卢绍武（原75师团长，一说师参谋长）任参谋长，刘震（原75师政委）、吴信泉（原75师政治部主任）为正副政训处主任。

    由于属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也受苏联军队“一长制”的影响，八路军一度不设政治委员。任副旅长的黄克诚和任副团长的韩振纪等人实际担负旅、团政治委员的职责。

    关于第687团副团长，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元帅的提议，指示军事科学院具体组织编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记载：“第687团，由张绍东、韩振纪任正副团长。第688团，由陈锦秀、田守尧任正副团长。”

    在一些文章中还有介绍田守尧时任687团副团长的说法，他确实参加过平型关战斗，而且负伤。另外，还有材料介绍赵凌波（曾任75师政委）、常玉清(（曾任75师副师长，去抗大学习回来之后担任过该师政委）等人担任过687团副团长。当时部队缩编，干部变动频繁，后来韩振纪曾到686团和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工作了一段，种种历史情况复杂，均不能随意排除。

    344旅的团以上领导干部中，1955年，徐海东、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韩先楚、刘震，还有以后调来该旅工作的杨得志（1938年夏）、唐亮（1938年12月）被授予上将军衔；韩振纪、崔田民、谭甫仁、吴信泉与时任344旅司令部作战科长的张池明、警卫营教导员李雪三、688团营教导员张天云，以及后来调任344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邓逸凡、689团（1937年12月新建）政治处主任康志强、689团政治委员曾思玉（1938年春）、688团团长韦杰（1938年夏）、688团副团长覃健（1938年夏）等被授予中将军衔。

    当时在344旅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有：常玉清（任职见前文）、卢绍武（任职见前文）、旅供给处处长傅家选、旅副官（后任副官主任）苏焕清、旅司令部作战科股长黄新友、旅部政治协理员李化民、旅政治部技术书记王凤梧、旅教导营营长沈启贤（1939年3月）、旅警卫营营长何振亚、旅直属队党总支书记张希才、旅司令部作战参谋张竭诚、旅教导营连长黄忠诚、旅政治部民运干事廷懋；687团组织股股长崔建功、宣传股长谢福林、军需股股长伍瑞卿、便衣队队长傅春早，营级指挥员汪家道、曹光琳、贺大增、颜东山，宣传干事程世清、青年干事关盛志、连政治指导员周世忠；688团政委（后）何柱成，特派员刘德海、组织股股长黄惠良和陈力、卫生队队长欧阳奕，营级指挥员胡继成、徐体山、刘振国，通信参谋叶建民、宣传干事杨克武、连政治指导员李少元、连政治指导员金绍山；689团营政治教导员王德贵等。

    曾在344旅工作，分别于1961年、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的有汪洋、王扶之、郑本炎、徐光友、段思英、董志常、高林、李树荣、戚先初、毛和发、鲍启祥、赵遵康、杨森、陈炎清、肖志贤、杨弃、方明胜等。高克，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曾担任团以上职务，在革命斗争中牺牲或病故的烈士有：陈锦秀、田守尧、高农斧、刘国清、吴大明、王德勇、周振华、童世明、陈发鸿、吴国璋、韩万长、晏盛明、赵滨玉、王舒苗、何楚雄、李传珠、邱世清、王林夫、张清和、何楚雄、焦占宝、尹瑞九、吴书等同志。

    另外：张绍东、兰国清在1938年3月叛逃；赵凌波在1941年“皖南事变”中叛变投敌。

    二、激战平型关

    韩振纪生前多次与来访的老同志及子女谈起平型关战斗的亲身经历。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115师奉命从陕西三原出发，东渡黄河抗日，协同第2战区友军挺进晋东北。从国共两方面的多种文献看，当时的太原保卫战、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由阎锡山统一指挥。朱德率18集团军为其中一路，另外还指挥一部分国军。平型关多次争夺易手，林彪、聂荣臻率八路军115师主力进行的平型关战斗是其中的一次。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我同部队（注：指344旅）在太原以北的原平车站下了火车。”“林彪已经带着343旅先往灵丘以南一带了解敌情和地形。”“我率师司令部和344旅绕向五台山的山间小路前进，没走代县、繁峙比较顺的那条大路。”“我们先经过五台，又沿着崎岖的山路穿过龙泉关，从阜平北面的丁家庄插到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到达上寨的时间是9月23日。在这里，我同林彪会合了。”

    “文革”之前，有些人在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否定344旅参加了平型关战斗，聂帅的上述著文明确澄清了这一史实问题。徐海东于1965年1月写的《生平自述》清晰地记载，他率344旅参加了平型关战斗。

    张绍东、韩振纪率领的第687团随344旅旅部抵达平型关东南的上寨地区。这时，灵丘失守，日敌板垣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由灵丘方向出发，进犯平型关。据《聂荣臻回忆录》，林彪提出这里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聂荣臻也赞同。

    平型关东侧的乔沟是通向灵邱、涞源的一段狭窄山路，南北较平坦，只有老爷庙前一个缺口，有利于隐蔽及发挥火力优势，是一个设伏、打大仗的绝佳地带。林彪看过地形之后，决定设伏于乔沟至东河南。

    林彪、聂荣臻在上寨召开115师干部会，搞战前动员，命令师独立团和骑兵营于灵丘、涞源一带活动，以牵制后方增援之敌。20世纪60年代初，韩振纪曾回忆：林、聂把以后的事情放在战前安排，打援与正面攻击通盘考虑周密，这是他们带兵打仗的独到之处。

    会后，师部进至平型关以东的冉庄地区。24日，师部组织参战各团主官进行战场实地观测，并听取林、聂首长的作战部署：

    由杨得志、陈正湘率领的第685团和由李天佑、杨勇率领的686团，埋伏在沟的东岸。第344旅张绍东、韩振纪率领的第687团，占领东河南以北的高地，以便切断敌人后路。陈锦秀、田守尧率领的688团，作为预备队。杨成武的独立团和刘云彪的骑兵营已分别向平型关东北和以东开进，配合平型关作战。

    (《聂荣臻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作者周均伦少将曾任聂办负责人、中国聂荣臻研究会的秘书长。)

    这时，前沿部队报告敌于次日进攻平型关地区。阎锡山又派人送来出击计划，由他们担任正面防堵之任务。24日晚24时，343旅奉命先行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阵地设伏，该处距敌人必经之路仅二三里地。344旅奉命随后开进。

    张绍东和韩振纪率领687团两千人在黑夜急行军，山路狭窄、曲折，这时，突然大雨倾盆，山洪直泻。张绍东命令部队冒雨强闯，韩振纪站在一个陡峭的坡路边上，趟在泥水里，保护着一个个从身边跑过的战士，并鼓励全体干部、战士奋勇前进。

    由于山洪冲毁了山间道路，走在后面的344旅688团受阻，被确定为115师的预备队，未能参加平型关正面战斗。

    25日拂晓，雨停了。343旅布兵于平型关到东河南镇约十公里的东南山地上。687团按预定计划占领了东河南以北的高地，团指挥所设在老爷庙。687团1营占领西村，2营占据韩家湾北侧的高地，3营进入蔡家峪、西沟村，各部隐蔽迎敌，做好战斗准备。山间大雾弥漫，战士们卧泡在泥水里，等待敌人到来。

    次日凌晨，日军约两千人分乘100余辆汽车和200余辆畜力大车，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7时许，日军还未完全进入包围圈，战斗就打响了。徐海东接到侦察员的报告，韩家湾以北高地上出现400余日军快速推进，即带领几个作战参谋亲赴最前沿的687团2营阵地指挥战斗，旅参谋长陈漫远留司令部协调。

    此时，张绍东、韩振纪也到了2营，张绍东看到膏药旗，欲下令开火，徐海东拦住他说：“近些再打！”这时，343旅第685团出动，把日军南进之路封住了，687团又扼守三面高地，日军已被分割包围。当686团开始冲锋后，韩振纪料到敌人跑不掉了，就向徐海东说：“旅长，是时候了！”这时，敌人已经距离687团3营前沿阵地五六十米，徐海东下令：“打！”后来，韩振纪回忆，当时称徐海东为旅长，还不习惯，因为，徐海东是赫赫有名的军团长，红军里没有旅长这个职务。

    687团3营9连首先向日军开火，与冲上山来的敌人拼刺刀，将这一股敌人消灭后，又冲上公路与敌展开白刃格斗，将敌人压了下去。战斗中，连长负伤，一位排长英勇牺牲。

    这时，2营集中全部火力，打得日军晕头转向。徐海东从警卫员手里夺过大刀，第一个跳出掩体，韩振纪手持一杆上了刺刀的三八式长枪，率部紧跟着冲了上去，呐喊着扑向敌人。2营第5连连长曾连生带领战士们冲进峡谷隘口附近公路，仅用20分钟，就炸毁日军汽车20余辆，将日军退路隘口堵住。

    此刻，八路军各参战部队进一步紧缩包围圈，徐海东和张绍东、韩振纪指挥3个营，向拥挤在峡谷中的日军发起总攻。八路军的武器差，射程短，战士们就打近战，与日军扭打在一起。2营副营长张海松刺死了4名鬼子后负重伤，他抱住了1个鬼子，拉响了腰间的手榴弹，壮烈牺牲。

    这时，敌人混乱一团，损失惨重。被分割的敌人集中火力向687团阵地扑来，企图突出包围圈逃命。徐海东命令部队全力阻击，不让敌人逃走。张绍东急令吹冲锋号，战士们勇猛地向公路发起冲击。日军的反扑被打退之后又组织第二次反扑，张绍东、韩振纪率领战士们同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将敌歼灭于蔡家峪东北。

    日军派出一部去抢占老爷庙北侧的高地，企图夹击八路军，掩护主力突围，形势十分紧急。徐海东命令韩振纪指挥3营迅速抢占该高地。敌人已冲至半山腰，而韩振纪率687团3营则从山脚下一鼓作气超过了他们，刚进入阵地就拼命投手榴弹，把敌人压了下去。

    这时候，敌人几架飞机在空中盘旋，准备轰炸。韩振纪立即命令身边的部队配合343旅同时发起冲锋，迅速与敌短兵相接，混战在一起，使敌机无法轰炸。

    后来，韩振纪对子女回忆，当他率部队与日寇展开激烈白刃战的时候，有十几个日本兵围成一圈，手持长枪刺刀虎视向外，其中有1个日本军官拿着指挥刀乱嚎乱叫，与我军形成对峙。一些八路军战士喊：“缴枪不杀！”日军毫不为动，几个小战士见这般武士道精神不知所措，韩振纪大声喊：“鬼子听不懂中国话！快投集束手榴弹!”他自己也捆了一把，一片火海把日本鬼子炸得血肉横飞。以上情节，《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37卷《韩振纪》（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7月版）中也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当平型关激战时，敌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急派兵从涞源出动增援，遭到杨成武率领的115师独立团及刘云彪率领的骑兵营阻击，被迫退走。

    当日13时，被围日军除因国民党军队出击、配合不力，致使其一部由团城突围之外，余敌全部被歼，平型关战斗胜利结束。

    在打扫战场的时候，韩振纪看到一条3公里长的山沟里，敌人的尸首横七竖八地堆躺在一起，就马上派人了解有没有抓到“活鬼子”，可是各部都说没抓到，有的日军伤兵自杀了，有的相互用刺刀扎死。战后，大家都在议论，有的说：“这些小鬼子所谓‘武士道’精神中毒实在太深！”有的说：“鬼子祸害中国人实在太多了，害怕当俘虏被活剐！”

    9月26日，688团奉命赶到砂河，伏击从平型关向忻口靠拢的敌人，与日军两次交锋，有力配合了平型关正面作战。

    关于平型关战绩，据1937年10月1日《毛泽东关于平型关战斗的战绩致秦邦宪、叶剑英、潘汉年电》记述：

    25日在平型关战役，除缴获汽车82辆、大炮1门、炮弹2000余发、步枪数百支，打死敌人1000多人外，还包围了敌之高级司令部，缴获秘密文件甚多，其中有敌整个华北作战计划及标示目的之日文地图。

    （《八路军文献》第53页）

平型关战斗纪念馆陈列的韩振纪（2排左1）等部分参战将领照片

    这次战斗还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有的战士爬上被炸坏的

    日军汽车，扒拉来扒拉去，专拣小钢炮往下扛。韩振纪立即命令各部将武器全部上缴集中，不准私自留下。附近的老百姓也赶来帮助八路军运伤员。有的老乡在汽车上发现不少鱼、牛肉和虾罐头，用鬼子刺刀扎开就吃，吃两口就吐了，连嚷着：“鬼子吃的不是人食！”

    平型关战斗证明日本军队不是不可战胜的，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但我军“伤亡400人，内有副团长、副营长2～3名”（《八路军文献》第53页）。战斗结束后，蒋介石等国民党要员及众多各界人士发电祝捷。

    三、突击再占平型关

    八路军撤出后，守卫平型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也撤退了，平型关遂落入日军手中。344旅奉命留在敌后作战。

    10月上旬，为策应第2战区国民党军会战，牵制敌人，张绍东和韩振纪奉命率687团北进至恒山地区打游击战。

    10月14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令115师344旅派687团再次占领平型关，相机袭占繁峙县团城口、大营镇。接到任务以后，韩振纪作部队战斗动员，他扼要讲了上级的指示和各营的具体任务，号召大家克服疲劳，给日本鬼子又一次沉重打击。动员会上，687团全体指战员情绪高昂，并齐声呼喊口号，准备迎接战斗。

    徐海东亲临687团，指挥部队向平型关正面进行突击。687团在上一次的平型关战斗中，缴获了不少鬼子的皮鞋，张绍东让战士们穿皮鞋，因为皮鞋结实，但大家都说爬山不方便，扔了又觉得可惜，只好背着皮鞋穿草鞋。张绍东很不高兴，想批评一下。韩振纪就劝他说：“战士们穿草鞋习惯了，就让他们穿吧！要打仗了，脚上不舒服怎么打？”张绍东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687团连续战斗，供给没有得到补充。韩振纪带1营走在前边，他派人进行周密侦察，获知日军在大营驻有1个大队，另有部分日军控制了平型关关口，同时，灵邱日军后勤供给部队有130余辆汽车，往前方输送军用物资。韩振纪立即把这个情况向徐海东旅长报告。徐海东决定于平型关东北小寨村附近设兵伏击，打击日军运输队。在战斗中，徐海东亲自和韩振纪率领687团1营和特务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公路，日军防不胜防，被我军消灭。驻守灵邱的日军没想到八路军主力突然出现，不敢贸然出城。与此同时，张绍东带部队破坏了公路。

    日军集中500余步兵，配备了6门山炮，沿公路向我军袭来，企图恢复供应线。在徐海东指挥下，韩振纪带领687团一部占据小寨公路两侧高地，进行阻击。八路军的装备比日军差许多，但韩振纪事先就考虑好了，将机关枪集中起来使用，等敌人冲上来的时候，一齐扫射，火力很猛。他还派尖刀队携带缴获来的六零迫击炮，于敌人侧后翼潜伏，待战斗打响后突入敌炮位不远的位置，接连发射迫击炮，摧毁敌人山炮两门，使敌人的攻势施展不开。经过一天激战，敌人伤亡惨重。此时，张绍东和687团2营教导员贺大增率2个连，夜袭了团城和东泡泉。

    徐海东见形势有利，命令韩振纪乘势转兵平型关。韩振纪立即指挥687团3营占领平型关东山，修筑阵地踞守。他用望远镜看见2营在与日军激战，这时有参谋报告：“东山的老阵地上还有国民党军撤退后留下的许多滚雷。”韩振纪下命令，让战士们先拉开导火索，然后迅速把滚雷踢下山，一阵爆炸声中，日军血肉横飞，伤亡惨重。日军见我援兵赶到，被迫撤回大营据点。徐海东、张绍东和韩振纪率第1、第2、第3营和特务营乘势合兵，再次占领了平型关。

    这次战斗的胜利，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二次收复平型关”。后来，韩振纪在谈起对日作战时说：“按照毛主席的军事原则，在敌我装备相差悬殊的情况下，首先设法控制、消灭敌人重武器，这是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

    四、晋冀边区机动游击战

    10月15日，毛泽东电令115师344旅、第120师宋时轮支队截击大同、雁门关等一线日军。徐海东派688团一部进攻灵邱，并乘日军被迫后退之际，亲率687团包围大营，收复繁峙县。徐海东和张绍东、韩振纪等人进入繁峙县城，首先赶到伤兵医院，发现我军的400余伤兵全部被日军屠杀，老百姓1000多人被刺刀挑死，死尸挂在树上和屋檐上，血流遍地，臭气难闻。被烧掉的房屋废墟里还有许多小孩和妇女的尸体，惨不忍睹。

    大营被八路军占领之后，日军由代县派出五六十辆汽车，满载步兵前来增援。韩振纪认为，敌人虽然气势汹汹，但骄狂过盛，又是两眼黑，可以打他一下，张绍东也同意，于是两人向徐海东请战，率部队埋伏在繁峙与大营之间的沙河地区。

    敌人经过时，张绍东、韩振纪指挥战士们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敌人应付不及，慌忙逃去。原在大营的日军和新城应援部队退向代县。这次战斗打死日军200多人，炸毁敌人汽车20辆，缴获步枪11支，还有不少牛肉罐头。

    被八路军115师独立团赶出浑源的部分日军退至大同休整，数天之后又集中400名步兵，携大炮数门，加上200名骑兵配合反扑，企图夺回浑源。徐海东率688团一部和独立团与敌人激战4小时，把敌人打退回大同。紧接着，徐海东又命张绍东、韩振纪率687团向南移动，在崞县商庄和敌人激战，毙敌170多名，在代县河东中街口打死200多名敌人，缴获二三十支步枪。

    在上述连续作战中，八路军115师第344旅曾经先后攻占了平型关、大营，广灵、繁峙、浑源、团城口、沙河镇等地。徐海东说“687团是抗日的猛虎部队”，后来八路军南下华中，687团一直是主力部队，韩振纪也曾经是这支英雄部队的老首长之一。

    从平型关战斗以后，344旅的机动性较强，有些地方上的同志一时搞不清344旅是115师的，还是129师的。后来，344旅明确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转战晋冀鲁豫，成为一支的重要战略机动部队。

    10月中下旬，日军在国民党军队毫不抵抗、一枪未放的情况下占领石家庄附近的井陉。为打击和迟滞娘子关西犯之敌，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及115师343旅南移，配合129师主力和国民党友军阻敌。聂荣臻率344旅和独立团仍留五台、灵邱、广灵、蔚县一带。

    据《八路军文献》（第73页），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致电洛甫(张闻天)、周恩来、邓小平文中讲到，“部队改编，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同时，最近阎锡山、胡宗南、陈诚、张发奎等，感觉大革命时期的党代表及政治部组织恢复之必要，且闻已向蒋提议。”

    1937年10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关于恢复军队政治委员及政治制度致朱德等电：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
    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唯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
    洛甫（闻天）、毛（泽东）
    22日
    （《八路军文献》第78页）

    韩振纪任687团副团长仅两个月，其职务即改称为政治委员。当时，688团政治委员为刘震。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据张池明将军回忆，此时，黄克诚到任344旅政治委员，旅参谋长陈漫远、旅司令部侦察科长朱仰兴调晋察冀军区工作。

    黄克诚比韩振纪年长3岁，他身体瘦弱，眼睛深度近视，他的部下都习惯称呼他为黄老。黄老对部属随和，做事讲团结，顾大局，思维敏锐，行事谨慎，坚持原则，常向上级提出建设性意见。

    日军逼近太原后，344旅又奉命转向太原附近黄土岭东线，侧击向太原进攻之日军。11月9日，部队赶到黄土岭，太原已失守。344旅在太原城郊与日军进行了数次激烈战斗，687团团长张绍东、政委韩振纪奉命率部参加。

    作战中，日军凶恶残忍，用抓来的老百姓做人墙，逼迫八路军撤退。张绍东和韩振纪把部队分为几支，从不同方向进攻，从而迷惑、分割、打击敌人，用有利的机会保护群众。韩振纪率1营在敌人据点中穿插，摧毁了碉堡数座，张绍东则率2营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区。完成任务后，687团随344旅旅部转移到五台山地区暂时休整。

    12月11日，总部指示344旅不与敌纠缠，687团遂奉命转回河北方向，向平山或正太路北区出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张绍东、韩振纪率687团，在徐海东旅长指挥下，协同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部队，在河北的平山、灵寿和井陉一带不断打击日军，两度袭击井陉煤矿的火车站，打死日军300余人。

    12月15日，敌人第5师团21联队从石家庄、获鹿和井陉分别派出700余名步兵携6门大炮，向驻井陉附近地区的八路军687团等部进攻。

    战斗开始之前，张绍东在韩振纪的说服下，主动承担西部阻击任务。韩振纪作了战斗动员，还布置好后勤保障及宣传工作，战士们的请战书递上来很多，可团长张绍东的思想似乎不大集中，迟迟不下达作战命令。韩振纪找张绍东谈，张绍东的态度仍然不很积极。韩振纪按捺不住火气，就直接批评他。这时，徐海东亲赴687团指挥作战，张绍东才提起精神来。

    经过侦察，韩振纪向徐海东建议，在平山、井陉间之小寨地区设伏。三个月来，687团分别在3个叫小寨的地方打击日军，平山、井陉间的小寨是其中之一。徐海东采纳韩振纪的建议，命令张绍东、韩振纪率两个营执行任务，战斗进行十分顺利，一举歼灭日军百余人。同时，周建屏率晋察冀第4军分区主力乘机袭击向盂县进攻的日军，歼灭日军第109师团200余人，其中击毙1个日军大队长。此战，我军亦伤亡30余人。

    敌人恼羞成怒，集中两千多人马，分两路向4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平山县洪子店进攻，进行疯狂报复。344旅和4分区部队协同，以一部在清城镇设伏，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毙敌300多人。344旅另一部进至盂县以北，击退进攻苌池、上社之敌，并进驻牛村镇。

    敌人集中了驻寿阳、平定、盂县一带的兵力，分路向牛村镇进攻。687团在张绍东、韩振纪指挥下，避敌锋芒，迂回伏击了从河底来的日军，毙敌200余人。此时，日军600多人携重武器从盂县方向赶来增援，速度很快。张绍东、韩振纪奉命率部队撤出战斗。

    几仗打下来，八路军取得了部分胜利，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但也有较大伤亡。

    韩振纪回忆，那一年年底，687团常在家乡附近打游击，但他一次也没有回过家。当时，那一带是敌占区，不少村子“伪化”，他担心如果自己回家，将会给乡亲们带来严重后果。韩振纪1940年南下华中，1945年到东北。解放后，由于本村中已无近支亲戚，再加上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避免对当地土地改革造成不良影响等的原因，所以始终未能回乡看看。

    12月18日，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344旅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以687团2营、688团2营等部扩编了第689团，团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参谋长胡继成，政治处主任康志强。

    张绍东这个人参加红军的历史并不算太早，过去曾为红15军团的主力师长，在陕北肃反时曾经活埋营、团级干部余振西、何伯平等十几个人。这一段时间，部队分散作战，打游击，独立行动的机会越来越多，张绍东开始滋生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作风稀松，听不进去别人意见。韩振纪个性严谨、刚直，他行使政委的职责，不可能听之任之。有一次，张绍东直到半夜才回到驻地，酒喝得醉醺醺，还要胡乱动家伙，韩振纪忍无可忍，亲手下了他的枪。

    1938年1月，在平型关战斗中负伤的343旅686团副团长杨勇，在治疗中带干部到武乡一带扩大队伍，韩振纪被调任686团政治委员。同月，原686团团长李天佑升任343旅代旅长，杨勇回部队任686团团长兼政委，韩振纪即被中央从前线调回延安。关于韩振纪任686团政委，这一时间很短暂，他本人的档案材料及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姜思毅中将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典》第166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资料中有记述。

    五、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五个月并兼任军研室主任

    中央党校是在红军长征后，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后改为子长县）成立的。任弼时、张闻天、董必武先后任校长。1936年7月，中央党校迁至保安（志丹县）任家坪村，1937年2月，迁入延安东郊桥儿沟一座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教堂。1937年5月到1938年4月，罗迈（李维汉）任中央党校校长，之后，康生、陈云（兼）都曾任中央党校校长。

    中央党校设教务处，并设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军事4个研究室。

    中央党校按学员的职务和文化程度高低，编至18班，学员近千人。许多高级干部先后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罗炳辉在“抗大”学习后到中央党校任军研室主任，边学习边工作，1937年12月离开延安，1938年1月到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从事统一战线工作。这一具体时间根据《罗炳辉将军》（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91至292页中的记述，该书经罗炳辉将军夫人张明秀、儿子罗新安、女儿罗鲁安审读。

    《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及《韩振纪自传》均填写：

    1938年春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党校，一半教书、一半听课，学习五个月。 
    延安中央党校军研室  主任  证明人  陈伯达。

    这里，韩振纪填写的1938年“春”是时间段，而不是起始点，这种写法在《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其他处还有。  

    综合上述材料，以及关于韩振纪担任686团政委的经过情况说明：韩振纪到中央党校继罗炳辉之后任中央党校军研室主任，也是边学习边工作的性质，时间为1938年1月。

    在中央党校的课程中，哲学所占比例较高。在韩振纪学习期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杨尚昆、董必武等都在这里作过报告。在中央党校，韩振纪与毛泽东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晚上，他和一些同志经常到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办公的窑洞里，围坐在蜡烛前，漫谈马列主义哲学。那时，他结合前一时期抗战的实践，进行了深入思考，对时局的发展有了新认识。

    在中央党校，韩振纪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重点是该书关于剩余价值的论述部分，领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那时党校的学风，倡导以自学为主，他主动参加有关中共中央文件的集体讨论，与同志们交流学习心得。晚上，他常约上一些马列主义水平较高的同志到延河边上散步，虚心求教，以提高个人修养。

    1938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授“基础战术”课，有关行驻军警戒、不可攻坚、不打硬仗、敌情不明不可战、要有民众组织和联络、用民众实行封锁的袭击、单纯军队的袭击、用民众扰敌、打围子脱离敌人、脱离危境、声东击西﹑埋伏掩击等内容。韩振纪有多年战争实践，曾读过不少旧兵书，现在听了毛泽东讲的全部军事课，他认识到：好的兵法著作，例如《孙子兵法》，不单纯是说打仗的，而且蕴含着深奥的哲学内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包含着极其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见解精辟，具有极重要的军事实践意义，革命军人必须掌握、运用。     中央党校设有俱乐部，还有座自己修建的大礼堂，经常在这里开展文娱活动。韩振纪后来对子女说：“我除了琵琶不会，其他带弦儿的都会。”这里，他所说“带弦的”是指民族乐器而言。他平时不大愿意出头露面，但在同志们的盛情邀请之下，偶尔也参加集体文艺演出，有人说他是个军事干部，没想到还多才多艺。后来，笔者在采访原总后老同志郭福祥的时候，他也说：“韩部长会拉弦子，有时候他一个人在礼堂拉，我们这些人在外边听，真不错！”

    延安的生活艰苦，毛主席的伙食标准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每天3钱盐、5钱油，主粮主要是小米，但是中央党校的教职员却享受优待，每月多供给20斤面粉。中央党校的学习条件与其他学校一样艰苦，学员们多数用铅笔，只有个别人有自来水笔。韩振纪是前线回来的，却没有自来水笔之类的胜利品，他和大家一样，常常把铅笔用得只剩下寸长的一小截儿。

    后来，中央党校由“桥儿沟”迁至延安城北关“小沟坪”，挖窑洞11孔，在原中央党校旧址上改办鲁迅艺术学院。

    中央党校每期五个月，从1938年1月起，韩振纪在延安度过一个春季，于1938年5、6月份离开延安，这个时间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