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由毛泽东点将任344旅参谋长

    自1937年11月，八路军115师第344旅参谋长陈漫远调任晋察冀军区第3分区司令员，此后一个时期，该旅没有参谋长。

    太行抗日根据地历经变革，曾称晋冀豫区，包括晋东南、冀西和豫北3部分，在日军大“扫荡”时又被分割为太北、太南两部分，其中太南区包括晋东南。

    所谓晋东南，包括长治、长子、沁水、阳城、高平、陵川、晋城、襄垣、屯留、平顺、黎城、壶关、武乡、沁县、沁源等县范围。这里地处山西、河北、河南3省要冲，东西两依太行、太岳，群山相围，交通闭塞，地势高险，古称上党，历史上即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得上党者得天下”的说法。出晋东南，周边还有平汉、同蒲、正太3条铁路。这里，对于实力薄弱的八路军来说，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极具军事战略价值，因此成为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发展的重要根据地。

    1938年3月，344旅政治委员黄克诚被任命为太南军政委员会书记，与徐海东旅长一起率部配合129师作战，粉碎日寇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在344旅行军至山西平定、昔阳一带途中，687团执行后卫任务。据687团老同志韩曙（红军干部、原38军副军长）回忆：

    687团团长张绍东、参谋长兰国卿右倾思想恶性发展，个人主义极端膨胀，在敌特分子拉拢、策划下，引诱、威逼1营、3营部分不坚定的营、连干部和团部警卫、侦查、通讯人员近两百人于昔阳东治﹝冶﹞头，以看地形为名，携械叛逃。

    （《战将吴信泉》第15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黄克诚同志回忆：
    该团所有的政治工作干部坚决不跟张、兰走，并设法稳住了部队。最后，张绍东、兰国清﹝卿﹞只拉走了1个营长和几个连排长，部队全部由政治工作干部带了回来。1948年，我军在大别山战斗中，击毙了国民党保安旅长张绍东。
    （《黄克诚自述》第157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兰国卿结局不详。

    1938年3月以后，朱总司令在太行山区的武乡、沁县一带，指导华北敌后抗日斗争。“张兰事件”发生后，朱总司令立即命令687团进行整顿。据张池明、韩曙的回忆文章（《战将吴信泉》第34页、第153页），这时，田守尧接任687团团长，吴信泉任687团政治委员，他们在整顿部队，稳定士气，纯洁组织、统一思想，提高战斗力等方面，作出很大贡献。

    韩曙回忆：“张、兰事件”发生不久，687团抵皋落镇(山西昔阳东南35公里)，又发现一个副官有严重腐化问题，被新任团首长宣布枪决。也是在3月份，687团抵达武乡县段村，朱总司令亲自到687团指导工作，调整了一批干部，2营营长何振亚、2营教导员李雪三被提拔，分别任团参谋长、团政治处主任。

    新四军、八路军共同开辟苏北华中，是中央重大的战略部署，很早就有这个计划，对344旅，中央寄托了很大希望，毛主席指派韩振纪参与完成这项任务。2011年，笔者访问曾经跟随韩振纪工作多年的东北军工部老同志孙玉鼎，他回忆：

    “韩振纪同志亲口对我讲过，到延安去，毛主席见他，说以后准备让他到新四军。”

    《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及《韩振纪自传》均填写：
    1938～1945年在八路军344旅任参谋长、2纵队参谋长（以下略）；
    参加革命后党内工作职务：1938年 八路军344旅  党委会委员  主要证明人  黄克诚。（以下略）

    上述任职，在档案中全部一致、无间断。关于韩振纪任344旅参谋长，笔者认为需要在此专门作一些比较深入的介绍。

    1、有些图书和文章写着，卢绍武在1937年和1938年任八路军第115师344旅参谋长。这个问题，大多源于本书作者之一陈浩良于1980年发表的《八路军第115师部队发展概况》一文，及陈浩良参加编写、于198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一书。陈浩良于2014年在《军事历史》第1期已经发表《八路军第115师344旅首任参谋长新考》一文，并在《中红网》发表特稿《揭秘八路军115师344旅的一、二任参谋长》。文章指出，由于笔者对1942年的回忆文章《115师发展史》没有仔细研究和查找旁证，误将卢绍武写为1937年和1938年的八路军第115师344旅参谋长。

    2、经笔者查阅原始资料，1975年4月8日，韩振纪逝世时，总后政委郭林祥在追悼会上所作的悼词以及当时《解放军报》的报道中都很明确，悼词和报道均依据本人档案查录，并经诸位老同志核实，韩振纪于1938年任344旅参谋长，这是组织结论，即当时人们常说的盖棺定论。

    3、关于这个问题，早已经有相当权威的军史著作做了结论性的记载。

    1944年秋，根据中央指示，在延安的原红25军十几位老同志，在郭述申主持下组织座谈、撰写《红二十五军简史》，时年24岁的张池明是执笔人。

    1960年9月23日，军委办公会议根据徐海东大将的提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徐海东担任主任，副主任有程子华、郑位三、郭述申、韩先楚、刘震、陈先瑞、张池明；委员有张天云、李耀等34位老将军、老同志。

    编委会成立了专职办公室，并设党委，办公室主任张池明、张天云。傅家选被抽调出来，专门搞这项工作。军委批示由韩先楚、刘震、陈先瑞、张体学、张池明、张天云、傅家选、李金德8位同志负责具体审查，由韩先楚同志召集。徐海东曾做过多次审阅批示。总政主任谭政、肖华负责联系军委。历经努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于1965年形成初稿。

    徐海东同志于1970年在郑州逝世。1982年、1988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程子华、郭述申、韩先楚、刘震、刘华清、王诚汉、陈先瑞、张池明同志先后两次组成新的编委会，领导并具体编审、撰写、修改《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陈先瑞（1982年～1988年）、张池明（1988年）担任编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在撰写《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的过程中，北京、沈阳、成都、南京、武汉、济南、广州、福州军区及上海、杭州、郑州、合肥、石家庄、长沙、长春、镇江、六安、金寨地区和安徽省军区的原红25军老同志组织了多次座谈会，发表意见。

    1988年6月28日，由编委会成员、军事科学院政委王诚汉主持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2稿评审会议，参加者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部长沈宗洪、副部长仲兆良，研究员洪明、徐占权，及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等单位专家15人，与会者一致给予高度评价。编委会陈先瑞、张池明听取了会议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汇报，基本同意参考、吸收，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3稿完成，最后经徐向前元帅阅定并作序。

    上述内容均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王聚英教授提供的资料，《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先后历经3次修订，于1990年2月由解放军出版社编辑出版，其第2稿中曾写着：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344旅参谋长为韩振纪；第3稿中则改正为：

    红15军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344旅。徐海东为旅长，黄克诚为副旅长（未到职，到职时改为政治委员），陈漫远为参谋长（后为韩振纪）。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213页）

    总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含“344旅参谋长陈漫远（后为韩振纪）”，在陈漫远与韩振纪之间并无其他人任344旅参谋长，这一史实结论，是经过当年344旅首任旅长徐海东、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张池明、供给处处长傅家选、副官主任苏焕清、旅直属队党总支书记张希才，以及在344旅担任过团、营长职务的韩先楚、刘震、张天云、徐光友、周世忠、胡继成、张竭诚、李少元、汪家道、何光宇、程世清、关盛志、常玉清、何振亚、伍瑞卿等百余位老将军及专家，历经数十年集体回忆、研讨、撰写、修订，由军事科学院组织评审结论、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定稿的。

    上述老同志中，有不少从“抗大”时就与韩振纪熟悉，以后在344旅、八路军第2纵队、第5纵队、新四军，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又一起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工作。其中张池明曾长期担任总后副政委、政委，张天云曾长期担任总后副部长，李耀曾长期担任总后副政委，傅家选在专门抽调出来撰写红二十五战史时任总后技术装备研究院院长（后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苏焕清曾担任总后副参谋长、管理局长。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就谈战斗经历，平型关等战斗、包括344旅与第2纵队都是必谈的内容，韩振纪的子女记忆犹新。上述老将军们对344旅在晋东南、冀鲁豫两个地区的相关人事情况，对韩振纪的这一段历史，都是真正权威的知情者。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是一部权威的军史著作，1989年10月10日，郭述申、张池明谈话：
    我们希望，各地研究党史军史的专家学者，在研究红二十五军战史时，能以这次公开出版的《红二十五军战史》为准；对于《红二十五军战史》中的某些史实、观点不宜再行采用扩散。若有参考引用者，责任自负。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及《张池明将军》第239页。）

    4、《张池明将军》（张池明夫人刘平编）一书收有《自述》《简历》、回忆纪念文章、相关部队史序言、编著《红二十五军战史》的谈话及诗词等，从“抗大”开始到东北人民自治军时期，多次讲到韩振纪任职的情况，其中，《艰苦的战斗历程——从红二十五军到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文写着：

    红15军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344旅。徐海东为旅长，黄克诚先为副旅长，黄到职时为旅政治委员，陈漫远为参谋长（后为韩振纪）。
    （《张池明将军》第142页，亦见《军史资料》1988年第2期。）

    5、孙毅老将军对韩振纪子女说：
    你爸爸的一些任职与我相似，在干部团都当过作战科长；在八路军，我是343旅参谋长，他是344旅参谋长；我是“抗大”2分校校长，他是“抗大”5分校校长。
    （以上内容为2000年5月20日韩振纪子女看望孙毅老将军时的记录稿）

    关于韩振纪任344旅参谋长的具体时间，笔者经过反复、慎重的调查研究，已掌握大量直接、真实的史料，此处先举几例：

    1、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资料馆《1960年7月2日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访问杨得志谈话记录》：
    1938年，344旅旅长徐海东得病，我任副旅长并代理旅长，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韩振纪，﹝后﹞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

    据《杨得志回忆录》及其他相关资料，杨得志到任344旅副旅长、代旅长的时间为1938年6、7月份端氏镇整训后不久。上述谈话材料直接说明，在杨得志到任之前，344旅参谋长已经是韩振纪。杨得志与卢绍武是连襟关系，《杨得志回忆录》中谈到不少卢绍武在冀鲁豫支队任参谋长的具体事情，但未讲卢绍武是344旅参谋长，杨得志与韩振纪也很熟悉，因此，关于344旅谁是参谋长一事，他的这段回忆具有极高的准确性。

    2、20世纪60年代，苏焕清将军到韩振纪家里探望时说过，他当年是韩振纪带到344旅的干部之一。苏焕清将军回忆：
    1938年8月，第344旅旅部进驻晋东南平顺县的黑虎村时，看到当地非常缺水，这儿抗日政权刚刚建立，群众对我们缺乏了解，密切群众关系成了我们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水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我真担心可能因为水引起军民矛盾。第二天晚上，就去请示旅政委黄克诚同志，他和参谋长韩振纪同志住在村中心一座地主大院的瓦房里。
    （《苏公泉》选自《驰骋中原》，沈阳军区白山出版社1993年8月版）

    3、原总后副政委李耀将军曾亲口对韩振纪的子女讲：“我从‘抗大’毕业，是你父亲带领干部大队越过敌人重重封锁包围，我是其中一个！”李耀中途奉命改道而行，未到344旅。关于李耀的文字资料介绍：1937年9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7月任西华县国民抗日自卫团参谋长，这一时间与韩振纪到344旅的时间基本吻合。

    4、韩振纪家中保存一张老照片：其文字说明，1938年晋东南反“九路围攻”胜利，八路军344旅旅部部分同志合影。左2为旅政委黄克诚，左4为旅参谋长韩振纪。左1为旅教导大队长卢绍武，左5为旅政治部民运科长高农斧。

    关于粉碎日军晋东南“九路围攻”胜利的时间，据徐向前《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摘要：
    从1938年4月4日到4月27日，主战区在武乡、榆社、聊城。27日，长治、高平、晋城之敌向同蒲路南端撤退，在高平以南之张店、张渡岭和高平以西町店等地，又遭我344旅和决死第1纵队截击，敌伤亡近千。至此，反“九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

    另外，《步兵第116师师史画册》中也收有同样一张照片，有关说明文字为：

    “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旅部分首长合影。左2起为政委黄克诚、主任唐亮、参谋长韩振纪。”

    唐亮是1938年12月调到344旅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如果这个人物判断准确，那么该照片拍摄也不排除在这一期间。据《杨得志回忆录》，1938年夏，杨得志、崔田民到冀鲁豫，卢绍武于1939年2月到冀鲁豫，不在晋东南旅部，所以，此照不可能晚于1939年2月。

    5、《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7月版），总政治部统一计划组织全军编写，其中第37卷中《韩振纪》篇由总后勤部组织撰写，历经十余年，经总政治部指定军事科学院审稿后出版，该书记载：
    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笔写信给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推荐韩振纪任344旅参谋长。
6月中旬、10月上旬、11月初，日军为消灭冀鲁豫抗日武装，摧毁八路军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扫荡”。为粉碎日军“扫荡”，韩振纪协助旅政治委员黄克诚等坚持平原游击战，积极动员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利用地形地势和日军周旋，同时调动主力部队进行远距离迂回，寻找战机，先后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共毙伤日伪军1400余人，俘伪军560余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粉碎了日伪军“大扫荡”。

    军委主席毛泽东写信就是指示，谭政执行办手续。关于韩振纪担任344旅参谋长的史著还有不少，这里不一一赘述。

    综合本书前后所引述的史料，韩振纪任344旅参谋长的时间是在1938年6月左右，关于这一点，韩振纪本人遗留的文字资料及其他老同志们有大量的回忆文章记述证明。下面本书结合韩振纪在晋东南协助徐海东、黄克诚指挥抗日作战的经历，还要逐一详细介绍。

    七、血战町店

    红军主力刚改编为八路军时，各部机关缩减。344旅直参谋只有几个人；没有政治部，只有一名协理员；供给部、卫生部也没有，只有副官处、军需科和卫生科。随着形势变化，八路军各部都逐渐发展起来，编制机构进一步健全，综合各种史料考证：1938年6月至8月，344旅的战斗序列如下：

    旅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兼太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黄克诚，参谋长韩振纪，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副主任谭甫仁。旅司令部设作战科、教育科、修械处（后称所），以及电台队、测绘股、通信股等。其中作战科长张池明（后阎东山）；旅政治部组织科、设宣传科、民运科，以及敌工股、青年股等。其中宣传科科长邓逸凡、民运科科长（后任组织科科长）高农斧；副官处，副官主任苏焕清；供给处（后称供给部），处长傅家选；卫生处（后称卫生部），政治委员吴大明（解放战争初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19旅旅长，1946年10月在山东巨野遭炮击牺牲）；旅直教导大队长卢绍武。

    第687团团长田守尧，政治委员吴信泉；第688团团长韦杰，政委刘震；第689团团长韩先楚，政治委员崔田民（据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资料馆《1960年7月2日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访问杨得志谈话记录》，杨得志到任时，崔田民任689团政委，后任旅政治部主任，康志强任689团政委）。从1938年4月起，689团归八路军129师指挥，挺进冀南；7月，八路军115师曾国华第5支队曾经归344旅指挥；覃健和常玉清还搞起一支队伍叫挺进纵队，两人分别担任队长、政治委员，这支队伍也属344旅建制。

    1938年6月底，第2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所部发起了侯马战役。为截击驰援同蒲铁路作战的日军，344旅第687、688团奉命于6月29日午夜抵达山西省长治县西大营村。

    344旅司令部设在一所普通的民房院内，周围稀稀拉拉长着几棵枣树，从许多方面看，这里并不安全，但时间紧急，也只能如此。警卫营部署在村子的东西两头，便于相互呼应，以防不测。

    1938年6月29日午夜。山西省长治县西大营村……

    徐海东把八路军115师司令部的电报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把电报递给政委黄克诚，自己俯身去看平铺在桌子上的作战地图。黄克诚看完电报点点头，又把电报递给参谋长韩振纪。

    原来，在太行的八路军总部接到情报，日寇第108师团步兵500余人、汽车50余辆将在山西晋城以西地区通过，于是命令344旅第687团、第688团等部，在截击西援日军，奉命前来接受指挥并参加战斗的，还有129师第386旅陈赓部772团和晋豫边区唐天际游击支队，772团协同344旅行动，唐支队从驾岭出发，在将军腰、圪针树腰一带集结，配合主力行动。

    上级的意图，三位首长都明白了，不由一起把目光投在地图上。徐海东略作思考，果断用红铅笔在“阳城”左上方的町店画了一个圆圈。黄克诚政委看了，也点头表示同意。这时，徐海东抬起头来，神情凝重地对韩振纪说：“参谋长，通知部队立即出发，两日内务必赶到町店集结！”

    上述情节，据时任687团营长的喻和坦著文：《血战町店》（选自《驰骋中原》，沈阳军区白山出版社1993年8月版）。喻和坦，红军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48军第143师师长、第5步兵预备学校校长等职。他也曾参加过撰写《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的讨论工作。

    町店镇现属山西晋城市阳城县。7月1日，韩振纪率旅司令部直属队昼夜疾行，首先进至町店附近。当晚，旅部驻在苏家岭，随后，各部陆续抵达，687团驻在张山，688团驻在坑堆等村。

    徐海东旅长、韩振纪参谋长亲赴前沿进行实地勘察，町店公路南北两侧是山，路边还有条水势不深的河流。他们回去以后经与黄克诚政委研究，都认为于此地伏击日军是有利的。

    7月2日，344旅在苏家岭召开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会议，地方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其中，喻和坦也是会议参加者之一。韩振纪根据徐、黄首长的命令，对战斗进行具体部署：以687团1营、2营占领町店东北侧制高点，伏击围歼进攻町店之敌。该团3营在町店以东十华里的美泉打援，断敌退路；688团于黄崖、东圪堆山口待命出击芦苇河河套，围歼敌之骑兵；772团1营、2营在乌龙沟、义城埋伏机动；晋豫边游击支队于刘村附近把守山口，并于黄崖南面山包阻击敌人，堵敌西进之路；当地自卫队在外围进行袭扰，围歼零散逃敌，并担负护卫群众担架队、运输队之任务。会后，各部迅速到达町店周围指定位置，占据制高点，构筑工事。

    7月3日，日军占领阳城县城，屠杀群众600多人，然后向沁水进犯。6日，日军50余辆汽车载着步兵，另外还有骑兵一部，由晋城西犯。上午10点钟左右，日军骑兵过后，汽车进入了我军的伏击路段。大批日本鬼子下车在路边休息，有的钻到汽车底下睡大觉，有的坐在树荫下打盹儿，有的甚至光着身子跳到河里洗澡。

    韩振纪下达徐海东旅长命令，687团向进至町店之敌猛攻；688团主力向进抵上、下黄岩之敌进攻，2营向日军后部开火。

    敌人窜到王家庄小河口顽抗，准备渡河撤退。韩振纪下达徐海东旅长命令，687团1连阻击，切断其退路，敌多次强攻，均未得逞。此时，687团2、3连又从云拱寺出击，被围之敌全部被歼。

    15时，西援日军向我687团3营阵地发起猛攻。该营弹药不足，以劣势英勇奋战，双方展开激烈的刀枪搏杀，鲜血溅满大地。

    韩振纪一直坚守在前沿阵地，掌握战斗进程，枪弹如雨，一颗炮弹飞来，把掩体炸毁，弹片把他手中的望远镜炸碎，身边的战士牺牲了好几个。这时，侦察参谋向韩振纪报告，日军从沁水出动兵力1000余人增援町店。徐海东命令部队边打边撤至町店北边的松树岭上。

    傍晚，日军组织兵力对688团阵地进行疯狂反扑，敌人一批批冲上来，又一批批被打下去。19时左右，日军炮火延伸，步兵蜂拥而来，一发炮弹落在688团2营的掩体内爆炸。韩振纪得到报告，该营特派员何传洲牺牲，营长冯志湘负重伤。日军援兵到了，344旅三面受敌，20时许，黄克诚、韩振纪提出建议，徐海东遂命令部队主动撤出战斗。

    町店血战，344旅共毙伤日军500余人，俘虏4人，缴获长短枪30余支、轻重机枪4挺，焚毁汽车20余辆，并缴获军用物资一大批。八路军伤366人，亡143人。旅司令部亦牺牲一位科长，韩振纪为此惋惜不已。

    1938年7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曾以题为《町店浴血战》的文章向全国作了报道，据说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也播发了这篇文章。为纪念这次战斗，阳城县政府特修建了町店战斗纪念碑。

    八、参加端氏镇整训的经过

    当时，中共中央有一个重大战略方针，即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29师刘伯承师长也说过：晋东南是毛泽东选定的下棋的“眼位”，我们一定要把“眼”做起来。中共北方局机关、18集团军总部前方指挥机构驻在晋东南长治地区，直接指挥344旅、陈（赓）王（新亭）率领的386旅一部及薄一波领导的山西决死一纵队等部。这个机构，后来形成第18集团军前敌指挥部（亦称第18集团军野战司令部）。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还有中共晋冀豫省委。从战略意义上讲，长治地区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某个城市，而是指整个晋东南地区，是八路军活动的重要范围之一。

    1938年7月6日晚，344旅687团和688团从町店战斗撤出后，进驻山西省沁水县（今属晋城市）端氏镇，这里距离町店没有多远，中间仅仅隔着嘉峰镇。端氏镇东西有两山屏障，是晋东南地区的一座有名的古镇。《刘震回忆录》称为长子县南端端氏镇。长子县与沁水县相邻，长治市管辖长子县，町店镇现属沁水，地处该县北端，恰为长子县南端。

    关于这次整训的背景，黄克诚等均有回忆文章介绍。红军改编时，344旅辖687、688两个团，战功赫赫。1938年1月，陈锦秀在温塘战斗中牺牲，1938年3月，张绍东叛逃，短短两三个月，两个团长都没有了，再加上町店战斗损失较大，为更好开展抗日斗争，队伍要发展，需要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所以集总（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以下照此。）指示344旅整训。

    1938年7月上旬，344旅参谋长韩振纪协助徐海东、黄克诚组织干部开始进行学习、整训。在部队整训期间，朱德总司令亲自到端氏镇检查、指导344旅的工作。史称“端氏整训”。当时，朱总司令不是每天都在端氏镇，集总距离344旅部百余里，由于当地群众基础好，警卫部队护送，344旅也派精锐兵力去接，往来安全。

    据韩振纪在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的总后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底稿，他针对某同志的质问，对“端氏整训”的一些内容作过扼要的解释：一是召开会议，对温塘战斗、町店战斗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有集总杨奇清参加；二是又开会，朱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参加，由于我军损失过大，对一些人和事进行严厉批评；三是朱、左与344旅（注：指徐海东、黄克诚等人）进行思想交流，研究人事安排；四是连（营）以上干部开了七八天的会议，（7月12日）朱总司令、左权讲持久战、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及集总的相关战斗部署。

    作为344旅参谋长、军政委员会委员，韩振纪参加了在端氏镇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主要对344旅司令部一些过去的事情谈了看法。集总左权副参谋长还向韩振纪询问町店战斗中“地图来源问题”。韩振纪在谈话中肯定344旅战绩，介绍说“徐﹝海东﹞拥护游击战略。”同时他还说：“阳城一役，我为决心之辅，一科长亡故。”“日本地图唯此无碍。”那时，下面作战部队配属电台不久，尚不能熟悉在战时利用电台及时报告情况，甚至发生误差，朱总司令对此提出批评，韩振纪认可这个问题。他说：“电台往来耽误，未能速决”。这里，他所讲的“阳城一役”即是指町店战斗。韩振纪在整训中，主动承担了司令部的责任。在一系列会议中韩振纪还讲道：“……我们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与日军作战，搞密集冲锋，靠拼命八路军的实力还不行。”“打日本人要讲灵活性，不然要受更大挫折……”“就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建立根据地，一边打击敌人，一边发展、壮大。”

    在朱总司令亲自指导下，344旅总结历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各级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按照中央、集总的作战方针，实现了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根本转变。关于端氏镇整训的经过，《黄克诚自述》也有一定篇幅的记述，其基本内容与韩振纪所述一致。

    在端氏镇整训期间，韩振纪组织部队进行军事技术训练，为活跃部队业余生活，他还组织687、688两个团搞篮球比赛，朱总司令也亲自参加，给大家很大鼓舞。

    据《黄克诚自述》，经总部批准，徐海东去延安养病和学习。后来，韩振纪说过：“徐大将当时是肺病，情况确实不好。”

    朱德拟让田守尧代理344旅旅长并兼任第687团团长，而且与他谈了话，等候总部任命。这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彭德怀回电说另由一方面军的干部前来任旅长，为此，田守尧闹了情绪。徐海东离开部队的时候，旅部搞了一次聚餐，大家难舍难分，可是田守尧却未参加。朱总司令要求344旅召开会议，统一认识，对田守尧进行思想帮助。会议上，由于无人发言，黄克诚只好带头，朱总司令认为与会者的思想有顾虑，对此十分生气，于是就亲自讲话，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批评。

    徐海东走了之后，有些原红25军的干部，针对中央苏区来的同志产生了种种猜测。对于这种情形，黄克诚胸怀宽阔，严格要求自己，关心并相信每一个干部战士。韩振纪紧密协助黄克诚工作，他在687团当过政治委员，每次作战时都在火线上和大家一起战斗，再加上他有着很老的军事资历，当时军人比较重视这方面，所以，他说话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原红25军老同志、如傅家选、苏焕清等也积极配合做大家的工作，很快，344旅的所有干部、战士团结一致，战斗力得到增强。

    在《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中有“曾不愿参谋长工作”一句，他要求到一线部队作战，此类情绪，当时不少同志都有。在此期间，上面有可能讨论过由适当的人选来接任参谋长的问题。事实上，最终还是韩振纪未动。在我军上下电报往来中，包括韩振纪本人以后的职务安排，类似情况很多，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沁水端氏镇整训进行的时候，344旅以及太南活动的中共若干地方部队，包括牺盟会系统的武装组织，其政治、作训、补给或有集总交待的工作，太南军政委员会对其负有领导责任。“军政委员会”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有了。1937年红军改编时，师以上单位设置军政委员会，委员由中央指定。以后，各战略区也成立军政委员会，是该区域党、政、军、民全面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

    韩振纪子女现存有一份韩振纪亲笔《调查谈话记录》，全文长达2000余字，记录时间为1938年7月，其历史背景及主要内容如下：

    彭雪枫同志于抗战初期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搞统战工作，1938年2月调到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周恩来、叶剑英领导下开辟豫皖苏边区。彭雪枫致电黄克诚、韩振纪，委托他们调查了解×××等6人的政治历史情况。韩振纪主谈并记录。这一份材料中有6人的“供词”。其中×××曾经两次被捕，1928年这一次“审讯吃了刑，无口供，二未承认，﹝某﹞对面说：“我对不起，你一切都承认好了，我已指在那里，免得多吃苦，死就算了。×××就承认自己身份。”“1929年9月保释出院（特别反省院）”“×××1930年二次被捕，审4次，无不确语保释，先后在狱47天。”“×××等到太原后，统一都分配到牺盟会工作，关系由彭雪枫打电报给赵林（时任太原市委书记）解决。”《调查谈话记录》中还有“1937年11月×××与×××被傅作义部缴枪”等内容。

    这次谈话后，韩振纪复电彭雪枫，所涉及6人问题均已解决，后来只有1人被调到新四军工作。×××等6人并非344旅的干部，但这件事由韩振纪主要负责，这就说明韩振纪在1938年6、7月份不仅已是344旅参谋长，而且是太南军政委员会成员，协助黄克诚处理太南相关事宜。

    据时任中共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在《抗日战争初期党对晋豫边武装斗争的领导》一文中回忆，8月17日，朱德总司令在沁水端氏镇视察344旅后经窦庄等地到达阳城，然后回延安。据《朱德传》（金冲及主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版）：

    8月25日，朱德抵达延安。这是他在前方战斗一年后第一次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

    据《徐海东生平自述》记载，徐海东也是在8月回到延安的。另据中央第二档案馆《第八路军1938年10月、11两月战斗汇报》，该文中仍称“徐旅”，可见此时，徐海东的344旅旅长职务未被免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0年2月原344旅升格为八路军第2纵队为止。

    端氏整训与休整于1938年8月上旬正式结束后，344旅旅部先后进驻晋东南长治附近高平县北村、安昌村，此地距第18集团军总部前指驻地故县村不远。在此之前，杨得志到任344旅副旅长、代旅长。他是位智勇双全的人物，在红1军团从战士当到师长，曾在“抗大”第2期1队学习，还兼任过队长，到344旅之前是八路军115师343旅第685团团长。此后，韩振纪协助黄克诚、杨得志率344旅旅部在晋东南活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动员群众，扩大队伍。

    九、开辟太南与344旅第一次战略分兵

    遵照中央指示，黄克诚、杨得志、韩振纪、崔田民指挥344旅在太行山南段的晋东南和豫北，分散深入敌后，以团、营为单位开展游击战。其中，688团韦杰、刘震先后在阳城、曲沃、翼城及河南安阳一带活动，并在当地游击队协助下扩军。

    当时，日军在国民党防区的大平原，相距一段距离就修筑一座炮楼，形成据点封锁群。韩振纪曾对子女讲过，这种肆无忌惮的殖民战法，是我们民族的一种耻辱。日军打国民党军队某部有个习惯，山炮开火十分钟后就往后打，因为该部官兵听到炮响就往后跑，如此越跑人死得越多。

    在此期间，田守尧、吴信泉率第687团奉命开赴豫北修武、焦作地区，支持沁阳县委成立抗日武装沁河游击大队。田守尧、吴信泉采取分兵进驻，围点打援的办法，拔除了日伪据点十几处。8月13日，687团袭击敌人列车，缴获步、机枪若干。22日，沁阳日军约4，000余人南犯，博爱之敌约2000余人东犯。

    在这一时期，遵照129师刘伯承师长的命令，陈赓指挥平汉、正太、道清第六次总破击战。344旅配合陈赓386旅行动，有时还由集总直接下命令指挥到团。687团在修武、狮子营间破路1华里，并炸毁铁桥1座。8月30日到9月3日，奉集总命令，陈赓指挥772团、补充团及687团配合国民党友军，袭击伏沁（阳）、济（源）间之敌。此后，687团主力一度在沁阳西北一带活动。

    在此前后，689团自冀南回到晋东南归建，奉命活动于晋冀豫边区之平汉路两侧。344旅晋南游击支队在中条山、稷王山一带组建，何振亚为司令员，赵遵康为政治处主任，辖3个大队1100余人。

    韩振纪作为参谋长，协助黄克诚、杨得志指挥作战，在八路军力量还比较弱的情况下，为有效打击敌人，发展自己的队伍，他们灵活运用游击战的原则，把握突击的机会，不打无准备之仗。

    韩振纪对情报的准确性非常重视，他指示参谋处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八路军部队帮助老百姓生产、与之共同生活的机会，从中了解到不少情况。他多次派侦察部队在敌人驻地周边渗透、潜伏，或者制造火力接触，直接分析、了解敌人兵力及武器配备；同时，他派人与地方同志配合，有选择性地在敌占区村落搞一些皮黑心不黑的“两面政权”，由共产党员任村长，随时把敌人的动向报告我军。

    在杨得志调到344旅之初，朱德总司令即有明确的指示，他的任务是带一少部分人去冀鲁豫地区开辟根据地(见《杨得志回忆录》第266页)。经集总批准，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韩振纪率344旅旅部及687团留驻晋东南、豫北；代旅长杨得志、旅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100多人，过平汉路东，去河南滑县，与早在那一带活动的689团会合。

    1938年9月，杨得志、崔田民离开344旅旅部驻地安昌村(见《杨得志回忆录》第268页)。自此，黄克诚、韩振纪与杨得志、崔田民第一次战略分兵，分别率344旅两部开展行动。分兵时，344旅两部仍然为同一建制单位，统一指挥、互相配合。

    经过艰苦斗争，344旅及以后的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部所在地晋东南成为重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大本营，奉命出动开辟新区的各部队适时回此地休整，各部首长也到此集中参加重要会议。黄克诚、杨得志两人的回忆录中都讲到这一情况。115师685团彭明治、吴法宪部2700余人，也曾由晋西开抵晋东南，在此休整并改称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后从屯留出发，开赴山东微山湖等地。

    韩振纪向黄克诚建议，利用晋东南一带地势的特点，相邻所属各部队除外出活动的，平时部署于相距不远的三四处制高点，互相呼应，如此有利于攻、守，预防被动袭击。黄克诚采纳这个建议，同时不断变化部署，日寇偷袭不成，反而被我军包围，不得不溃退。

    1938年下半年，八路军386旅和344旅于平汉、正太、道清三条铁路沿线，发起10余次交通破击战，牵制了日军对武汉的进攻。

    1938年9月中旬，344旅第688、第689两个团，与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青年纵队、386旅新编第1团和骑兵团以及当地人民抗日自卫军，在汤阴地区对李台、王自全、苏启明、扈全禄等伪军和土匪司华生部武装发起反击战役，大获全胜，开辟了滑县、浚县、临漳、安阳、内黄、汤阴等抗日地区。

    344旅所属各部的武器有一些是缴获品，大多数枪械破旧，韩振纪参谋长重视各种武器的维修，以保持部队的作战能力。

    经请示黄克诚，韩振纪调了几个懂些枪械知识的干部搞了个修械所，该所职工大部分是太原兵工厂的技术工人，共100多人。韩振纪还亲自帮他们制定了修枪工序。修械所用简陋的工具修理枪支，为部队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9月中下旬，集总来了命令，把344旅修械所、晋豫边支队修械所、129师补充团修械所（高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纵队修械所等，从屯留、晋城和阳城集中到榆社县的韩庄村，加上邻近各处招收的技术工人，成立了八路军总部修械所，所长先后为徐长勋、程明升，张广才任政委。1939年6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襄垣县组建军工部，刘鹏、刘鼎先后任部长。该修械所列为该部第一所，1939年夏迁至山西省黎城县黄崖洞，这就是有名的黄崖洞兵工厂。据上述情况，韩振纪与八路军的军工是有渊源的。

    9月20日，687团以甚少兵力在沁阳县附近高村伏击日敌，击毁汽车2辆，敌伤亡70余人。同日，687团派出1个连，攻打沁阳县城，打了十余发炮弹，皆命中目标，由于敌人大批援兵赶来，该连停止进攻，自己无伤亡。对于这两次行动，陈赓旅长不满意并做了批评，指出应调1个整团上去。当时，敌援众多，我军士气很高，但装配太差，黄克诚、韩振纪的原本意图也是能打多少算多少，打完就撒，适势而为，但他们尊重陈赓旅长的意见，为此专门给687团发电报，要求该团指挥员认真学习陈赓旅长的批评意见，为更好地打胜下一仗做准备。

    10月初，为落实总部的作战任务，黄克诚与韩振纪研究具体行动方案。韩振纪建议：“国民党内部纷争，为保存实力一再退却，于犹豫之中浪费损失了大量兵力，我们虽实力较弱，则是统一指挥，分散行动，对日军作战应选择几处攻坚作战，集中起来主动出击，以乱中取胜。”黄克诚基本同意这个意见，他还指出：“按照毛主席游击战的原则，利用根据地与根据地的结合，出晋东南，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以运动作战，出其不意，打击敌人，扩大我军的影响及根据地范围。”

    按照黄克诚的命令，687团团长田守尧、政委吴信泉率部再转至博爱、修武之间区域分散活动，致敌以乱、袭击日军。687团1营于山西省垣曲与河南省济源之间（一说阳城）的南坡、杨庄一带，伏击东撤的日军步、骑兵400余人，毙敌100余人，破坏平汉、道清铁路27次，共获电线8500余公斤，毁桥9座。（数字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八路军1938年10月、11两月战斗汇报》）

    1938年10月19日，集总在潞城县故漳村召开太行根据地各主要负责人会议，黄克诚参加了这次会议，韩振纪留驻旅部负责一般工作。

    10月22日晚，687团袭击修武西李河车站，歼日伪军150余人，毙敌百余，俘10余（内日兵2人），缴获步枪32支、机枪2挺，我伤亡120余人。24日，辉县日伪军500余人进占高村，25日，修武日伪军800余人占簿壁，687团发起反击，均将敌击退，共毙敌百余人，我伤亡70余人。（数字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八路军1938年10月、11两月战斗汇报》）

    11月16日，先期到安阳一带活动的344旅688团于道清路东段浚县北之徐草坡，与日军快速部队遭遇。688团英勇与敌激战，用手榴弹炸毁敌汽车、装甲车各1辆，毙敌160余人，我伤亡140余人，营长张友生阵亡。（数字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八路军1938年10月、11两月战斗汇报》）

    1938年秋后，卫河流域发生鼠疫，杨得志和崔田民奉命率部返回晋东南，在长治、高平、屯留一带休整练兵。

    在此期间，韩振纪协助黄克诚领导八路军第344旅打击日寇，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活动区域日益扩大。黄克诚与韩振纪研究，决定派人在晋东南及冀南一带动员群众参加八路军。由于广大人民群众亲眼看到八路军是真正打鬼子、保卫家园的队伍，于是踊跃报名入伍。据当地史志记载，344旅曾在涉县温村一个月招兵1000余人。黄克诚向总部报告扩大编制，很快获得批准。1938年11月，344旅以688团3营、旅警卫营和687团收编的原国民党获嘉县大队扩编组成独立团，刘震任团长，李雪三任政治委员，开赴冀鲁豫边区（见《刘震回忆录》第1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0月版）。关于这个情况，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资料馆资料《1960年7月2日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访问杨得志谈话记录》，也有相关一致的叙述。

    1938年冬，集总副参谋长左权同志主持召开晋东南参谋长会议，韩振纪参与协助左权起草、拟订八路军司令部工作条例的讨论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左权对司令部各部门的设置和分工，进行了详细研究，并确定了司令部工作规则，他还亲自给参加会议的各部队参谋工作人员作示范。

    八路军制定的《八路军各级司令部（军、师、旅、团）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规定（摘要）：

    第一条：
    司令部（即参谋部）是兵团首长（兵团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实行指挥作战，及管理训练军队的机关，因此，经常担负三方面的使命，即组织战斗，管理部队，训练部队。
    第二条：
    司令部的主要工作：
    1.拟订战斗（战役）计划和号令。
    2.组织关于保障首长能定下适应情况的决心和便利实现决心的诸方案。
    3.提高军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素养。
    4.遂行军队的建设工作。
    第三条：
    参谋长就是司令部的首长，同时又是兵团军事指挥员的第一个代理人。他经常在兵团首长意图下，领导司令部全体参谋人员和工作人员，去完成作战和整个的使命。（以下略）
    （《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3期第36页）

    11月中旬，鲁西北遭日军围攻，范筑先和600军民壮烈殉国。12月上旬，344旅奉命支援129师陈赓386旅行动。黄克诚与韩振纪研究，派688团副团长覃健率领1营，赶赴临漳城东南冈岭城，在陈赓旅长指挥下，向鲁西北前进。12月中旬，范筑先部叛军大部被歼灭，鲁西北的局面恢复了，我党在鲁、冀、豫三省交界处还建立起冠县、馆陶、丘县三地的民主政权。

    战后，韩振纪向覃健转达黄克诚的指示，命该部在鲁西北和冀南扩大武装，原范筑先部第13支队与王道平领导的陇海抗日游击队合编为344旅特务团，覃健任团长，常玉清任政委，张池明任政治处主任（此时，黄新友继张池明之后接任688团参谋长，后来，黄新友任新1旅副旅长，到太行区工作了）。该团转战于菏泽、东明、曹县一带，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冀鲁边抗日根据地。